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史迈利的告别 作者：约翰·勒卡雷 内容简介 《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是一部洋溢着回忆忧伤的间谍小说。 我们的理想是自由，但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已经放弃了太多的自由。 柏林墙被推倒，一个时代就此完结。即将退休的英国情报官员内德邀请自己的导师史迈利为年轻的学员们演讲。伴随着史迈利的讲述，内德也陷入了记忆中胜利时的意气风发、危急时的扣人心弦早已淡漠，失败后的消沉与被背叛的痛楚却久久无法抹除。 我们打败了对手，却只剩下人性的残缺。 1 首先请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为我一时冲动，抓起笔来匆匆给乔治·史迈利写了封短信，邀请他在基础课程结束的晚上光临，给我那班快要毕业的学生讲课，要不是因为他居然同意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绝不会对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诉你一些乏味的陈年旧事。坦白地说，我总爱跟学生们唠叨这些故事，巴望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种种不为人知的侠义之举，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谋，或英勇无畏；当然，总还有许多英雄事迹只能以实用来形容。我会和你大谈当年是怎样在夜里跳伞到高加索地区，怎样乘着快艇冒险渡海，怎样抢滩登陆，岸边的灯光信号一明一灭，正在发送的秘密无线电讯号突然中断，等等。我会谈到那些默默无闻的“冷战”英雄，他们在做出贡献之后，毫不声张地隐匿到自己曾保护过的社会之中。还有那些滞留敌后的叛逃者，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我们从敌人的虎口中抢救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过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做过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还取得了挺好的结果。在那些邪恶的国家中，也有甘为我们冒生命危险的忠诚战士。他们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时候他们的情报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这样，因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也等于是毫无价值。 如果要说点儿轻松的，我会在见习生食堂里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跟他们讲一段特别的经历。想当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领导之下，圆场派出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正在东德境内行动。我们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脉的一道山脊上，祈祷着天上传来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引擎减速时发出的颤音，还有那顶随之飘落的黑色降落伞。祈祷得到回应后，我们顺着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宝贝，结果找到了什么呢？是石头，我告诉那些睁圆了眼睛的学生们。大块大块如假包换的阿盖尔2花岗石。我们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调度员错发来了训练用的箱子。 这段故事最起码还能得到一点回应，但我说其他的故事时，往往讲到一半听众都已经没兴趣了。 我觉得，写信给史迈利的冲动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在我有一回拜访人事组的头儿时产生的，我得常到他那儿去汇报学生们的进展情况。我顺便去高级官员酒吧点了一份三明治和啤酒，碰巧遇上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曾扮演过华生这个角色，乔治·史迈利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为搜寻圆场叛徒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此人正是我们的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彼得一直没听到乔治的任何消息——哦，都有一年多了。他说乔治在北康沃尔的哪个地方买了座小房子，而且越发不喜欢接电话了。乔治在埃克塞特大学挂了份闲职，学校还允许他用那边的图书馆。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来，心里不禁有些难过：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在空无一人的乡野间踽踽独行，独自想着心事。年事已高的乔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寻求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同时等待着前往间谍们跻身的瓦尔哈拉殿堂3。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么样？我问彼得时压低了声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时大家都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公开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尔·海顿曾是安恩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安恩还是那样，彼得说着像法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她的几个亲戚在赫尔福德河口都有豪华宅邸。有时候她住在亲戚家，有时候在乔治这边。 我问他要史迈利的地址。“别告诉他是我给你的。”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把史迈利的下落告诉别人时，大家总会觉得有点内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之后，托比·伊斯特哈斯到沙拉特给我们讲授在敌国领土上进行秘密监视的技巧，他讲这个是出了名的。当然喽，他留下来吃了午饭，而且兴致格外高，因为有我们首批招收的三位女生作陪。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得从我到沙拉特的时候算起），人事组总算是同意我们招女生了。 不知不觉间，我打听起史迈利的名字。 有些时候，就算是在柴棚里招待托比我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却会感谢上帝，因为他和我站在一边。不过随着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能心平气和，这让我觉得挺欣慰。 “哎呀，我的天哪，内德！”托比一边用他那无可救药的匈牙利腔英语喊道，一边往后理了理精心抹过油的浓密银发。“这么说你还没听说呢？” “听说什么？”我耐着性子问道。 “亲爱的伙计，乔治现在可是捕鱼权利委员会的主席。难道他们什么都不跟你们乡下这边的人说吗？看来我得去找首长反映反映，当面跟他说。到俱乐部时在他耳朵旁边嘀咕一句。” “或许你可以先跟我说说捕鱼权利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说。 “内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有点儿担心了。可能他们已经把你从名单上划掉了。” “可能他们真这么干了。”我说。 不管怎样他还是跟我说了，我知道他会说的，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得很震惊，好让他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很惊讶，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感觉。托比向我这个无福得知内情的人解释道，捕鱼权利委员会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圆场双方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工作团体。其职责——托比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感到惊讶的能力——是确定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情报目标，通过反复磋商建立起共享情报的体系。“内德，他们的想法其实就是以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为目标，”他语气中透出的优越感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定下来的首先是中东地区。可别引用我的话，内德，好不好？” “你是说，史迈利在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难以置信地问道，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这个嘛，可能也当不了多久了，内德——都一大把年纪了，等等等等。但苏联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见他，我们带着他去，事情就好办一点。我说，好好招待招待那个老家伙。拍拍他的马屁。拿个信封多给他装点五镑的钞票。” 我不知道哪一个情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携手朝祭坛走去，还是乔治·史迈利在主持这场联姻。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组的批准之后，我给吉勒姆告诉我的那个康沃尔地址写了封信，还毫无信心地附言说，要是乔治像我一样也很讨厌公开演讲，就大可不必接受邀请。自那以后我一直有点心情沮丧，不过等到他一本正经地寄来小卡片说很乐意来演讲，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个见习生，而且同样紧张。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休闲套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检票口外等候，看着一班班老旧的火车吐出一批批人到中年的乘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意识到乔治的默默无闻。无论我望向什么地方，似乎都能看到许多个不同的他：身材矮胖、戴着眼镜的男士，有了一把年纪，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乔治那种在不情愿做什么事时会稍稍迟到片刻的感觉。接着，突然间我们已经握过了手，他挨着我坐在总部派来的罗孚车的后座上。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粗壮些，头发确实也白了，不过人显得活力充沛，心情也很好。自从他妻子和海顿弄出那段要命的风流事之后，我没见到过他这样。 “好啊，好啊，内德。当校长感觉怎么样啊？” “那你退休感觉怎么样？”我笑着反问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样啦！” 哦，他可是特别喜欢退休的感觉，乔治向我保证。简直是受用不尽，他自嘲地说，还劝我一点都不用担心。到这个地方去辅导辅导，内德，到那个地方去送几份零星文件，散散步。他甚至还养了条狗。 “我听说，他们把你拽回来参加了一个挺了不起的委员会，”我说，“据说是和苏联大熊合力对付巴格达的窃贼。” 乔治向来不爱传流言蜚语，不过我看到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他们这么说的？不用问，你的消息来源肯定是托比。”面带笑容的他心满意足地瞧着车窗外沉闷无聊的城郊风景，故意和我打岔，讲起了他们村里两个势不两立的老太太的故事，说一个老太太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个特别有钱。但随着罗孚车一路驶过原来还是乡村的赫特福德郡4，我发觉自己想的并不是乔治村里的老太太，而是乔治本人。我在想，这是个重获新生的乔治·史迈利，他会讲老太太的故事，跟苏联间谍一起参加委员会，以刚出院的病人的那种热情观察着公开的世界。 当天晚上，还是这一位绅士，穿着件紧绷绷的旧晚礼服和我一起坐在沙拉特的贵宾席前，亲切地打量着四周锃亮的金属烛台、天知道拍摄于何年何月的旧集体照，还有年轻听众们那一张张期盼的脸庞，他们在等着聆听大师的话语。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站起身来，庄重地介绍，“情报部的传奇人物。谢谢您光临。” “哦，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乔治费劲地站起身表示反对，“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胖老头，给卡在布丁和波特酒中间啦。” 接着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史迈利在社交聚会上演讲。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他生来就不擅长的事之一，比如把他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是用真名来称呼某位情报员。因此，他对我们演讲时的尊严气度就先让我吃了一惊，都还没来得及去领会他说的内容。听了他说的头几句话，我看到学生们——他们可不是一直都这么配合——冲着他抬起脸，神情放松下来，又露出喜色；他们给予他的首先是关注，接着是信任，最后则是支持。想到自己这么晚才反应过来，我不禁暗暗觉得好笑：是啊，没错，当然了，这是乔治的另一面。这是始终隐藏在他自己心中的表演者，那个神秘的穿着花衣的吹笛手5。就是这个人，安恩·史迈利爱过他，比尔·海顿背叛了他，而我们这些人则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为什么。 沙拉特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传统，晚宴上的演讲不能录音，不许记录，也不得在任何正式场合引用。照史迈利的德国式说法，特邀嘉宾们享受着“犯傻的自由”，不过我觉得这种特权无论什么人都能拥有。不过，我再不济也是个专业人士，练就了聆听和记忆的本领。你要知道，史迈利还没说几句话，我就意识到——我那些学生的反应也不慢——他的话直接说进了我离经叛道的心坎里。我指的是同样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不太言听计从的自己。说实话，自从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我就不愿意再承认那个自己的存在。我指的也是在内心悄悄提出质疑、让我感到不安的自己，这个自己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早在我手下名叫巴雷·布莱尔6的情报员跨过行将崩塌的“铁幕”之前。为了爱情，为了某种荣誉，布莱尔平静地走到了“铁幕”的另一边，而且还在平静地继续坚持往前走，五楼总部对此深感难以置信。 “馆子越好，消息越糟，”我们提到人事组的头儿时都会这么说，“内德，到时候了，你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传给新来的小伙子们啦。”他在康诺特酒店请我吃饭时说，那顿午餐的档次高得有点可疑。“还有新来的姑娘们，”他补充了一句，脸上带着令人厌憎的假笑，“我看下一步他们就该让女人进教堂了。”接着他继续谈起了爱聊的话题。“你知道窍门。你四处闯荡过。最后的这圈赛程里你掌管着秘书处，干得也很出色。该好好利用这一切啦。我们觉得你应该接管训练所，把火炬传给未来的间谍们。” 要是我记得没错，人事组头儿刚才用的这套关于体育运动的比喻，和当年巴雷·布莱尔叛变之后他用过的差不多。当年他撤掉了我苏联处处长的职务，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那地方简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场一样。 他又点了两杯阿马尼亚克酒7。“顺便问问，梅布尔怎么样啊？”他接着问道，好像刚刚想起来她似的，“有人跟我说，她已经把差点8减少到了十二——还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万别让她靠近我！你觉得怎么样？工作日在沙拉特，周末回坦布里奇韦尔斯9，我觉得这可是职业生涯的辉煌顶峰。你说呢？” 你还能怎么说？你只能照搬别人在你之前说过的话。有能力的，就做事；没能力的，只好教书。而他们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无力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或心力交瘁，早没了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最终得到的回报却太少。于是，他们想要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梦想，借着年轻人的火焰来温暖自己。 写到这儿，我就得接着说史迈利那天晚上演讲时的开场白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话突然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请他来，是因为他是往昔的一位传奇人物。但我们所有人却欣喜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个敢于打破传统、展望未来的预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赘述史迈利介绍全球局势时说的细枝末节。他说到了中东的情况，这显然是他担心的一个地方。他探讨了殖民权力在所谓“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局限性。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质问有没有哪一个富国真正关心过人类的绝望和贫困，看来他毫不怀疑答案是“没有”。他对“冷战”结束后间谍职业也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我才发觉，尽管他的演讲比正常时间长了一倍，我始终都没听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响，或是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即使后来学生们拖着他去了图书馆，让他坐到壁炉前的贵宾位置上，听他接着说，说那些离经叛道、颠覆权威的话，周围也没有丝毫别的动静。我的这帮孩子可都是些难对付的家伙，结果他们都迷上了乔治！除了乔治充满自信、娓娓道来的嗓音，还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败时听众中爆发出的笑声，我没听到一丁点儿其他的声音。我和学生们一起聆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激动，心想：我们老去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给学生们讲的情报案例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敢肯定没经过总部任何人的事先批准，更别说我们的那位法律顾问帕尔弗里了。当我们从前的敌手纷纷走向开放的时候，帕尔弗里的反应却是封门闭户；即使是毫无用处的秘密，但凡他那双顺从的手能接触到，也都被他上了两道锁。 乔治详细谈了他们今后作为情报员管理者的角色。他认为在业已改变的世界之中，这个角色代表的形象不仅有情报部传统意义上的导师、领路人、家长与扶助者，还有支持者、婚姻顾问，更得知道如何去宽恕、安抚和保护。身为情报员管理者的男男女女，都得有本事把应对假想中最糟糕的状况当做家常便饭，从而成为下属情报员心目中最理想的搭档。他说，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把彭斯10的诗句变动了一下：“间谍再怎么样也还是间谍。” 然而，乔治刚向他们描绘过这美好的前景就转而告诫道，要警惕自己本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得去操纵别人，而他们自然的情感也可能会受到损害。 “你们为了当不同的间谍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确实很有可能迷失自己，”他伤感地承认说，“千万别以为你们利用的种种手段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损害。只要目的正当，也许是可以不择手段——我敢说要不是这样，你们也不会到这儿来。但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往往就是你们自己。在你们这个年纪，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很容易。以后就难了。” 他把极其严肃的事与极其琐碎的事糅在了一起，而且让人觉得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间或提出的疑问，似乎也正是我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不断自问却始终没能表述出来的问题，比如说：“它起到了什么好的作用？”“它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时他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答案。我们以前常说，乔治自己没想明白的问题从来都不会问。 他让我们放声大笑，也让我们心有所感；因为他流露出的无限敬意，他做的对比才让我们大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他让我丢掉了言听计从的态度，唤醒了蛰伏在我心底的反抗精神——自从我被流放到沙拉特以来，它始终保持着沉默。乔治·史迈利出乎意料地让我重新开始追寻，让我又感到了困惑，这真是太好了。 我看到过一句话，害怕的人永远学不到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肯定也没资格去教别人。我并不感到害怕——或者说，在面对死亡、知道自己难逃一劫的时候，我并不比别人更害怕。尽管如此，以往的经历和些许痛苦让我在真相面前变得过于谨慎，甚至有点不敢正视自己。乔治·史迈利改变了这一切。乔治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位导师，也不仅仅是个朋友。虽然他并没有始终陪伴着我，却引领着我的人生。有时候我觉得乔治就像个父亲，他取代了我那素未谋面的生父。他造访沙拉特，让我的记忆恢复了原有的危险锋芒。既然现在我有闲暇去回忆，我就打算和你好好聊聊，这样你也能一同体验我的历程，再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2 “有这么一些人，”史迈利轻松自在地说道，一面愉快地朝着牛津三一学院来的那个漂亮女生笑了笑，她可是我特意安排坐在史迈利对面的，“当他们的过去受到了威胁，就担心自己会失去一切，甚至彻底丧失他们心目中的自我。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终结我所生活的时代。因此，如果我的过去直到今天还存在，你们就可以说我失败了。可是那种过去已不复存在。我们赢了。这并不是说取得胜利有多了不起。或许我们根本没有赢，只不过是他们输了而已。或许没有了意识形态冲突枷锁的束缚，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不说这些了。重要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重要的是，我们有希望。” 他从耳朵上取下眼镜，心不在焉地摸索着衬衫的前襟，不知要找什么。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在找领带，平时他习惯拿领带宽的那一头擦镜片。但现在打得别别扭扭的领结却无法提供这种方便，所以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丝绸手帕。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本领。有那么多背信弃义的盟国，虚情假意的朋友，我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不该消耗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幻想。”他又戴上眼镜，冲着我微微一笑，我估计他就会这样。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学生。时间又回到了1960年代，我还是个羽翼未丰的间谍，而乔治·史迈利——宽容、耐心而又聪明的史迈利——正关注着我最初的飞行。 当年的我们可都是好小伙子，每天的时间好像也比现在要长。也许并不比我现在的学生们优秀多少，但我们的爱国热情更为坚定。新生训练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拯救全世界的准备，哪怕让我上天入地去搞情报都没问题。我们那批新生有十个人，经过几年的训练——在沙拉特训练所，在阿盖尔的峡谷，还有威尔特郡的作战营地——我们像渴望赛跑的纯种马一样，等待着初次被分配到行动岗位上。 可以说，我们也是在伟大的历史时刻走向成熟的，尽管当时历史的走向与今天大相径庭。经济停滞不前、国与国之间相互敌视的现象，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显而易见。“红祸”无处不在，甚至已经逼近我们自家壁炉前的神圣之地。柏林墙建起已有两年，看样子还会继续矗立两百年。中东地区是座火山，和今天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英国人选定的仇视对象是纳赛尔，原因无非是他让阿拉伯人重新获得了尊严，还拉着苏联人一起和我们讨价还价。11在塞浦路斯、非洲和东南亚，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奋起反抗从前的殖民者老爷。即便有少数几个勇敢的英国人偶尔觉得我们的势力因此受到了削弱——没关系，美国表兄总会继续带着我们玩这场世界范围的游戏。 因此，身为正在成长的秘密英雄，我们拥有需要的一切：正义的事业，邪恶的敌手，宽大为怀的盟国，动荡不安的世界，为我们欢呼喝彩的美女——不过她们只能站在边线之外；最棒的是我们还继承了伟大的传统，因为当时的圆场还安然享受着战时的荣耀。我们所有的领导几乎都是在对德谍报活动中获得荣誉的。在非正式的座谈会上被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赞同一点：就保护人类不受自身暴行的伤害而言，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比德国佬还要凶险。 “先生们，你们继承的可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的训练组组长、传奇人物杰克·阿瑟·拉姆利总喜欢这么说，“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真他妈的走运。” 是啊，我们简直太想听听他的意见了！杰克·阿瑟是一位虎胆英雄。三年的时间里，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进进出出，简直像是别人家里的常客。他曾经单枪匹马地炸毁桥梁。他被抓住过，逃脱之后又被抓住，谁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回。他赤手空拳地杀过人，也曾在搏斗中丢掉几根手指。当血与火的战争结束、“冷战”取而代之，杰克根本没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五十五岁的时候，他还能用勃朗宁九毫米手枪在二十步开外的人形靶上打出一张笑脸来。他能用回形针捅开你的门锁，不出三十秒就能在厕所冲水的拉绳上装好诡雷，只要一个动作就能把你摔倒在体育馆的垫子上，压得你动弹不得。杰克·阿瑟曾派我们从斯特林轰炸机12上跳伞，用橡皮艇送我们登上康沃尔的海滩，在食堂吃晚饭时让我们喝得醉倒在桌子底下。如果杰克·阿瑟说这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肯定会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可是这也让等待的过程变得愈发难熬。要不是有本·阿尔诺·卡文迪什和我一起分担，可能还会更叫人受不了。待在总部到处跑腿打杂也有个限度，干得太久了你的热情就会变成恼怒。 本和我是同一个星座的。我们年龄相同，上的是同样的学校，身材相仿，身高也只相差一英寸。就知道圆场会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兴奋地跟对方说；他们很可能早都想好了！我们俩的母亲都是外国人，不过本的母亲已经过世——他名字里的“阿诺”就源自他的德国血统。也许是为了补偿血统上的缺憾，我们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喜好社交的英国阶层——爱好运动、奉行享乐主义、私立公学出身、充满阳刚之气，生来就是要当领导甚至是领袖的材料。不过，看到我们那届学生的集体照时，我发现本扮演这样的角色比我更合适，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当年的我根本不具备的成熟气质——他额前有V字形的发尖，下巴线条刚毅，虽然年纪轻轻，却俨然是个男子汉。 据我所知，本之所以得到了人人都眼馋的柏林岗位，而我却没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要负责掌管在东德境内工作的有血有肉的情报员，而我却只能再次待命。 “我们准备把你借调到监视组干几个星期，小内德，”人事组的头儿说起话来一副故作慈祥、自鸣得意的腔调，我当时已经开始讨厌他了，“这对你是很好的经历，他们也需要人手帮忙。会碰到很多惊险刺激的事。是你喜欢的。” 只要能换个活儿，怎么都行，我心想。所以我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个月，我一直坐在三楼一张黑咕隆咚的办公桌前，动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处心积虑地破坏在——咱们姑且说是贝尔格莱德吧——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我的那位上司讲话慢吞吞，到高级官员酒吧吃顿午饭要花上几个小时，我在他的指导下热情高涨地为会议代表团乘坐的火车重新安排线路，派人堵住他们下榻酒店的下水道，还打匿名电话威胁说在他们的会议厅里安了炸弹。这之前的一个月，我英勇无畏地蹲在埃及大使馆隔壁一个臭气熏天的地窖里，等着我收买的打杂女佣把前一天大使馆废纸篓里的东西带过来，从我这换回一张五镑的钞票。与这些不入流的活儿相比，跟着全世界最出色的监视人员干上几个礼拜，这在我看来简直像是去免费度假。 “他们把你分到了‘肥仔’行动那一队。”人事组的头儿说，然后把伦敦西区格林街上一座安全屋13的地址给了我。走进安全屋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乒乓球，一台吱呀作响的留声机在播放格雷西·菲尔兹14的歌曲。我的心沉了下去，又一次满怀羡慕地默默念叨起本·卡文迪什来，还有他那些身在柏林的英勇谍报员，那座城市可是永恒的间谍之都。当天晚上，我们的队长蒙蒂·阿伯克向大家作了情况简报。 容我先替自己辩解一番。那个时候的我对其他阶层几乎一无所知。我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因此名副其实地属于军官阶层，而且觉得自己生来就跻身于社会体系的上层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圆场这个机构无非是其保护的英国社会的小小缩影，因此我也自然而然地以为，我们的监视人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当——比如溜门撬锁的、搞窃听的——就应该从工匠阶层里来挑选。跟踪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戴着圆顶礼帽。一旦你离开伦敦市区的黄金地段，那一口千锤百炼的BBC播音腔不可能让你做到不引人注目，尤其是当你在假扮街头小贩、擦窗工人或是邮局技师的时候。因此，你顶多只能把我看作一个年轻识浅的见习船员，坐在一帮经验丰富却没什么地位的同船水手中间。你看到的蒙蒂也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眼中他的形象——就像一个精神紧张、总爱找茬的猎场管理员。算上蒙蒂我们总共有十个人，于是分成了三个三人小组，每组里面都有一个女的，好照顾到女厕所。这是条原则。蒙蒂是我们的头儿。 “晚上好啊，大学生，”他站到一块黑板前头，正对着我说道，“我说，来个素质高点儿的帮我们提提品位，这感觉总是挺好的啊。” 四周一片笑声，就数我笑得最响。得让他的手下知道我开得起玩笑。 “大学生，明天的目标是某君主国至为尊贵的‘肥仔’殿下，又叫做——” 蒙蒂转向黑板，拿起一支粉笔，费劲地写下了一个老长的阿拉伯名字。 “我们的任务，大学生，就是PR，”他接着说道，“我觉得你应该知道PR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他们在间谍上的伊顿公学15里肯定教过你了。”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我说，没想到这回答会把其他人逗得乐不可支。天知道，在监视人员的行话里头“PR”这两个首字母缩写代表的竟然是“保护并报告”（Protect and Report）。我们在明天——以及那位皇室贵客愿意把自己交给我们保护的期间——要执行的任务，是确保他不受任何伤害，并向总部报告他的行动，无论是社交还是商务方面。 “大学生，你跟保罗、南希一组，”介绍了行动时需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之后，蒙蒂对我说，“你在这个组里是第三号，大学生。请你务必一字不差地按照指示去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不过，在这里我还想用自己的话向你介绍一下“肥仔”案例的背景，而不是照搬蒙蒂的话，而且是带着时隔二十五年的后见之明来回顾往昔。即使是在今天，想起当初的自以为是，以及我在蒙蒂、保罗和南希这些人眼中的形象，我都会感到脸红。 首先要知道，获准在英国倒卖军火的商人都把自己视为“毛毛糙糙”的精英人物——当年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他们还享受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特权，警方、官僚机构和情报部门都对他们另眼相看。出于某些我始终无法理解的原因，军火商从事的可怕行当反倒让他们与这些机构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也许是由于他们给人一种关于现实的错觉，让世人觉得枪炮就是决定生与死的朴素真理。也许在我们的官员僵化受限的头脑里，军火商经营的货物也跟敢于动用这些货物的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威。我不知道。但多年以来，生活残酷的一面我已经见识得太多，因此我知道这世界上喜好战争的人有许多，但真正有机会参与其中的人却很少；许多枪炮被买下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这种喜好，而不是出于某种情有可原的目的。 你也要知道，“肥仔”是这个行当里最被看重的客户。我们肩负的“保护并报告”任务，其实只是一项伟大事业之中的一小部分，即精心维护两国关系，培养出一个所谓的“友好阿拉伯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得拿出英国人的做派向小王子们曲意逢迎、收买人心、溜须拍马，甜言蜜语地哄着人家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让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对石油的毒瘾。另外，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得卖掉足够多的英国武器，好让伯明翰16那些恶魔般的工厂日日夜夜地运转下去。也许这能够解释蒙蒂为什么打心眼儿里讨厌我们这次的任务。不管怎么说，我宁愿这么想。大家都知道常年干监视工作的人喜欢说教——而且是带着理性的思考。起初他们只是监视，然后就会开始思考。蒙蒂已经到了思考的阶段。 至于“肥仔”，他赢得上述待遇的资格简直是无可挑剔。他是某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国王的败家弟弟，喜欢心血来潮，常常忘记自己以前买过什么东西。他乘着国王的波音喷气机如期抵达，降落在伦敦附近一座特意为他清空的军用机场，目的是想找点儿乐子，再买点儿东西——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其中会包括一些没什么价值的小东西，比如几辆带防弹钢板的劳斯莱斯，给他自己用；卡地亚珠宝店里不值钱的小饰品他得买下一半，好送给遍布全球的女性朋友；我们不算太新式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器买个一百来套；不算太新式的战斗机还得再给他的国王哥哥买上一两个中队。别忘了，还有一份油水十足的英国政府合同，涉及零配件、维修和训练，足以让皇家空军和武器制造商在未来几年内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哦，对了，还有石油。我们得有石油来烧啊，这太自然了。 “肥仔”的随行人员除了私人秘书、占星家、马屁精、保姆、小孩和两位家庭教师之外，还包括一名私人医生和三个保镖。 最后还有“肥仔”的老婆，她的代号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从第一天起蒙蒂手下的监视人员就把她叫做“熊猫”——她一拿掉面纱就会露出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又总是一副愁眉苦脸、形影相吊的样子，活像是濒临灭绝的物种。“肥仔”的老婆足有一长串，“熊猫”尽管年纪最大，却是最得宠的，可能也最能容忍丈夫在城里到处花天酒地，因为“肥仔”爱逛夜总会，也爱赌博——他还没到，这些嗜好就让监视人员恨透了他，因为据说此人很少在早晨六点以前上床睡觉，而且每晚输掉的钱差不多等于他们所有人一年工资总和的二十倍。 这帮人住在西区的一家豪华宾馆里，房间分布在两层，两层楼之间由特别安装的一部电梯相连。和许多年届四十的酒色之徒一样，“肥仔”也很担心自己的心脏。他还担心窃听器，喜欢把电梯当做可以放心说话的安全屋。因此，圆场的监听人员很“贴心”地给他在电梯里也装了个窃听器，他们估摸着靠这玩意儿能听到最新宫廷阴谋的花絮，或是任何有可能影响“肥仔”军火采购清单的潜在威胁。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第三天，一个不知其名、身穿毛领黑色大衣的小个子阿拉伯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出现在骑士桥一家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当时“熊猫”和她的随从正在玻璃柜台上铺开的一大堆褶边白色内衣里挑来拣去。“熊猫”也有她自己的间谍。已经有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说前一天“肥仔”爱不释手地研究了半天同样款式的内衣，甚至订了几十套让送到巴黎的某个地址，那儿有位受宠的女性朋友拿着他贴补的钱过着奢靡的日子，时刻等着他去临幸。 第三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那个三人小队的士气很低落。保罗的全名是保罗·斯科迪诺，他性格内向，满脸麻子，骂起人来毒得很。南希告诉我他最近心情不好，但没说是为什么。 “他开车撞到了一个姑娘，内德。”她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的意思还不仅仅是“撞到”。 南希只有五英尺高，模样看起来像是个持证上岗的拾荒女。考虑到她的水准——这是她自己的说法——她穿着莱尔线织的长筒袜，合用的橡胶底休闲鞋，鞋子她很少换。她要用的其他东西——头巾、雨衣、不同颜色的羊毛帽子——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执行监视任务时，我们这个小队每一班工作八小时，总是按照同样的队形：南希和保罗在前面打头，小内德跟在最后当清道夫。我问过斯科迪诺能不能变换一下队形，他说要适应现有情况。第一天，我们跟着“肥仔”去了桑赫斯特17，那儿专门设午宴款待他。我们三个人在大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吃着鸡蛋薯条，斯科迪诺先骂了阿拉伯人，然后骂西方人不该剥削他们，最后又骂起了五楼，把他们说成一帮爱打高尔夫的法西斯，我听了很不高兴。 “你是共济会18的吗，大学生？” 我向他保证说我不是。 “哼，你最好还是赶紧加入吧。没注意到人事组头儿跟你握手的时候一副敷衍了事的样子？要不是共济会的人就永远别想去柏林，大学生。”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芒特街附近转悠，当时“肥仔”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两把珀迪19猎枪。他先在店里莽撞地试射了一发子弹，后来听说得等两年猎枪才能做好，顿时大发雷霆。好戏一幕幕上演的时候，保罗两次命令我到店里去。我告诉保罗，店员见我絮絮叨叨地问个没完，都有点疑心了，他倒是显得挺高兴。 “我还以为你经常到这种地方去呢，”他说着咧嘴一笑，那样子简直像个骷髅，“打猎呀，射击啊，钓鱼啊——五楼的人都爱干这些事，大学生。” 当天晚上，在南奥德利街一家装着百叶窗的妓院外头，我们三个人直挺挺地坐在一辆厢式车里，总部那边则是一片恐慌。“肥仔”钻进妓院才两个小时，就打电话到酒店让他的私人医生立即赶过来。他的心脏！想到这个我们也紧张了。该不该冲进去？总部犹豫不决，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胡思乱想：我们的保护对象还没来得及开支票买下那些老掉牙的战斗机，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某位过于敬业的妓女的怀抱里。直到凌晨四点，监听组的人才让我们放下了心。他们解释说，“肥仔”刚才一时为阳痿所苦，叫私人医生是要给殿下的屁股来一针催情剂。我们五点钟才回到驻地，斯科迪诺都气疯了。不过听说“肥仔”明天中午要到卢顿参加一场盛大的武器展示，观摩还算比较先进的英国坦克，我们估计能休息一天，三个人都感到挺宽慰。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熊猫’想给自己买点漂亮玩意儿，”我们回到格林街时蒙蒂亲切地宣布说，“你们三个上。不好意思啊，大学生。” 于是我们来到了骑士桥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也到了我的辉煌时刻。我心里在想着本。本，我情愿用我的五天来换你的一天——突然间，我不再想着本了，也没再去羡慕他。我缩身躲进门口的隐蔽处，对着累赘的无线对讲机的话筒说话，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设备。我用的是能和基地直接通话的频道。斯科迪诺跟我说过，别用那个频道。 “‘熊猫’的背上有只猴子，”我尽可能平静地对蒙蒂说，用的是监视人员通常用来描述神秘跟踪者的行话，“身高五英尺五，黑色鬈发，小胡子很浓密，四十岁左右，穿黑色大衣、橡胶底的黑色鞋子，样子像阿拉伯人。‘肥仔’的飞机抵达时他也在机场。我记得他。是同一个人。” “跟着他，”蒙蒂简洁的回答传了过来，“保罗和南希跟着‘熊猫’，你盯着‘猴子’。在几楼？” “一楼。” “他去哪儿你就跟到哪儿，随时向我报告。” “他怀里可能揣着家伙。”我说，眼睛又鬼鬼祟祟地盯在报告的对象身上。 “你是说他怀着个小家伙？” 我觉得这话一点儿也不好笑。 让我准确地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因为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前呼后拥的“熊猫”逛起街来慢得像蜗牛爬，跟着他们的人还不止我们三个。有钱的阿拉伯王妃们驾临骑士桥名店时，一向都不会不告而来。除了商场里那两个身穿黑色上装、条纹西裤的楼层巡视员，还有两个一看就是私家侦探的人分别站在两个拱门边，双腿分开，两手握拳贴在身侧，仿佛随时准备跟旋转托钵僧20格斗。好像这都还不够似的，当天早晨苏格兰场也特地派出了自己的标志性保护力量——一个面容冷酷、身穿系带雨衣的男人，坚持要一直跟在“熊猫”旁边，对靠近身边的所有人都怒目而视。最后，你一定得注意身着礼拜日盛装的保罗和南希，他们俩背对着所有人，装出正在仔细挑选睡衣的样子，从镜子里观察我们的保护对象。 你得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悄无声息、香气袭人、女眷内室一般隐秘的场景之中。周围到处是薄如蝉翼的内衣、厚厚的长绒地毯和姿态慵懒、半裸着身子的假人模特——更不用说那些身穿黑色绉纱服装、态度亲切、头发花白的女店员了，她们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其仪态举止不至于再对顾客构成什么威胁，因此才能执掌这女性隐私的神圣之地。 我注意到，其他的男人要么压根不往女性内衣部里面走，要么就是目不斜视地匆匆穿行而过。我的本能反应按理说也会是一样，可我认出了这个神情忧郁的小个子男人，他留着黑色的小胡子，棕色的眼睛透着狂热，始终坚定不移地在十五步开外跟着“熊猫”的随行人员。要不是蒙蒂把我放在清道夫的位置上，我也许根本不会发现他——或者说不会在当时发现他。不过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了：他和我虽然干着不同的行当，却都必须与我们的目标保持同样的距离——我显得很冷淡，他却流露出一种强烈而又神秘的依赖感。因为他的目光从来都没离开过她。哪怕是在被柱子或别的顾客挡住的时候，他仍然竭力把黑乎乎的脑袋扭过来扭过去，直到再次用热切而又疯狂——当时我确信是这样——的目光将她锁定。 我第一次感觉到此人身上的这种狂热，是在机场到港大厅看到他的时候。他踮着脚把脸贴在长窗的玻璃上，不停地扭动着身子，想看清楚皇室夫妇走过来的样子。当时我并没觉得他有多么不同寻常。我观察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挑剔审视的眼光的。看起来他只不过是组成皇室欢迎团的一大群外交人员、侍从和跟班之中的一个普通人。尽管如此，他的极度热情还是让我心有所感。看着他使劲把瘦削的脸贴到玻璃上，我暗想，原来中东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情报部门必须遏制的异教徒的激情，否则我们可别想开着汽车、家里有暖气烧，还能平平安安地卖掉我们生产的武器。 “猴子”向前走了几步，斜眼瞅着一个柜台里的丝带。他走路时的姿态与他的绰号完全相符，步子很大，却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他行动时似乎只有膝盖以下的部位在动，迈起步来仿佛是在玩弄阴谋诡计。我特意选了他旁边的一个吊袜带展示柜，一边瞅着里头的陈列品一边偷偷地打量他，看他的腰部和腋下有没有什么泄露天机的突出物。他的黑色大衣是枪手钟爱的经典款式：样式宽松，没有腰带，可以毫不费力地藏住一把装着消音器的长管手枪，或者是挂在腋下的一支半自动步枪。 我仔细观察着他的双手，我自己的手因为紧张感到阵阵刺痛。他的左手随意地贴在身侧，但看起来更有力的右手却老是往胸口的方向摸，还总会停顿片刻，仿佛是在积聚勇气，准备最后孤注一掷。 是用右手斜伸拔枪，我心想。枪的位置很可能在腋下。训练我们使用武器的老师教过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还有他的眼睛——那双狂热分子的黑眼睛满含热情，仿佛在缓缓燃烧——即使从侧面看，那双眼睛注视的好像也是来世。他是不是曾发誓要向她复仇？还是报复她的家人？那帮狂热的毛拉21是不是曾对他许下诺言，事成之后他肯定能跻身天堂？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并不多，仅有的一些知识还是来自于几堂文化背景课和P.C.雷恩22的小说。不过，这点儿知识已足以引起我的警惕，让我知道面对的是一个毫不珍惜自己生命、敢于铤而走险的狂热分子。 至于我自己，可叹啊，我却是手无寸铁。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监视人员在执行常规任务时根本别奢望能携带武器，但秘密保护工作并不是普通的监视，因此保罗·斯科迪诺从蒙蒂的保险柜里领到了一把手枪。 “一把枪就够了，大学生，”蒙蒂带着老头似的微笑对我说，“我们可不希望你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说是吧？” 因此，当我直起身轻手轻脚地再次跟上他时，我能做的也只是事先想好该使用无声暗杀课上要求掌握的哪一种招数。我是不是该从他身后发起进攻——猛击他的后脑勺，或者是给他来个双风贯耳？这两招都能立刻要他的命，但留着活口还能盘问盘问。还是趁他拔枪的时候先扭断他的右胳膊，用他自己的武器制服他？但如果我让他拔出枪来，我自己会不会也被周围的几个保镖一阵乱枪打死？ 她看见那家伙了！ “熊猫”直直地盯着“猴子”的眼睛，“猴子”也回望着她！ 她是认出他了吗？我敢肯定她认出来了。但她看出他的企图了吗？她会不会是受到某种奇怪的东方宿命论思想的影响，已经准备赴死了？我继续观察着他们俩之间神秘莫测的交流，与此同时种种恐怖的可能性在我的脑海中转个不停。两个人的眼神碰在了一起，“熊猫”的动作一下子僵住了。她那双戴满金银珠宝、张牙舞爪的小手本来正在拼命搜刮柜台上的衣物，这时却停住了——接着，那双手就像是在听从他的命令，老老实实地滑落到了“熊猫”的身侧。这之后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显得毫无主意，连避开他锐利眼神的力气都没有。 终于，带着一种绝望的、莫名其妙的谦卑神情，她转过脸去不再看他，低声和女伴说了些什么，然后把手伸向柜台，放下了还攥在手里的一样带褶边的东西，也不知到底是什么衣物。那天她穿着棕色的衣服——如果她是个男人，我肯定会说那身衣服倒像是方济各会23的修士袍——宽大的衣袖比她的胳膊还要长，额头上紧紧系着一块棕色的头巾。 我看见她叹了口气，然后慢慢地、听天由命地（对此我确信无疑）带着随行人员朝拱门走去。她身后紧跟着一名私人保镖，保镖后面则是苏格兰场派来的那个警察。接下来是随行人员中的女伴，商场的楼层巡视员跟在后面。最后是保罗和南希，他们俩故意装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好不容易放弃了研究了半天的睡衣，像其他顾客一样跟在这一大群人后面闲逛。保罗肯定已经听到了我和蒙蒂的谈话，根本没屈尊瞅我一眼。向来对自己的业余表演本领引以为豪的南希，正假装跟他上演一出夫妻吵架。我想要看看保罗有没有解开上装外套的纽扣，因为他也喜欢斜着拔枪。但他那宽阔的脊背正对着我。 “好了，大学生，给我瞧瞧。”蒙蒂变魔术似的出现在我身旁，清清楚楚地对着我的左耳说。他站在我身旁有多久了？我根本不知道。正午已过，我们该撤下去了，但现在可不是换岗的时候。“猴子”离我们还不到五码远，他悄悄地迈着步子，无比坚决地跟在“熊猫”身后。 “我们可以在楼梯里把他制服。”我嘟哝着说。 “大点儿声，”蒙蒂建议道，他说话的声音还和刚才一样不加掩饰，“正常说话，没人会注意你。歪着嘴角嘀嘀咕咕，人家会以为你要来抢收银台。” 我们在一楼，因此“熊猫”这帮人肯定要乘坐电梯，不论是上楼还是下楼。电梯旁边有两扇弹簧门，当年从门口进去是一道石砌的疏散楼梯，楼道里潮乎乎脏兮兮的，台阶上铺着油毡。跟着“猴子”朝拱门走去的时候，我一路断断续续地跟蒙蒂讲我设想的方案，这个方案可谓简单明了。等这帮人走近电梯时，蒙蒂和我从“猴子”左右两侧逼上去，分别逮住一只胳膊把他拖进楼梯道。照着腹股沟来一拳就能把他制服，然后卸掉他的武器，偷偷地绑到格林街，邀请他主动坦白。训练的时候这种事我们练过几十次——有一回我们错绑了一位无辜的银行职员，那人正赶着回家去见老婆孩子，我们却误以为他是训练组的，结果弄得很尴尬。 可蒙蒂听到我的计划，没做出任何表示，这让我感觉很沮丧。他看着两个楼层巡视员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好让“熊猫”一行能清清净净地乘电梯。他脸上带着笑容，和其他有幸一睹皇室成员尊容的普通人一样。 “她要下楼，”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敢拿一镑跟你赌一便士，她肯定要去买那些人造的珠宝首饰。别以为从海湾国家来的人看不上人造的假货，他们可喜欢得不得了呢！他们觉得买这些东西划算得很。来吧，儿子。这真有意思。咱们也去瞧一瞧。” 现在我宁愿这么想：尽管当时我听到蒙蒂这么说有点莫名其妙，也还是能看出他的谍报技巧很高超。“熊猫”的异国随从们大都穿着阿拉伯式的服装，这让其他顾客觉得非常好奇。蒙蒂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看热闹看得正开心。没错，又给他说着了，他们的目的地确实是人造珠宝部，而“猴子”也料到了。我们从电梯出来的时候，他急忙窜到人群前头，在亮闪闪的陈列品旁边找了个有利的位置，左侧的肩膀挨近墙边，这恰恰是右撇子枪手斜向拔枪时必须采取的姿势。 然而，蒙蒂根本没找个有利的战略位置以备还击，而是跟在“猴子”后面晃悠。他站到了“猴子”的身旁，接着招手让我也站到他旁边。这样一来我别无选择，只能让蒙蒂——而不是“猴子”——处在我们三个人的中间位置。 “儿子，我总爱来骑士桥就是因为这个，”蒙蒂解释说，声音大得连半个楼层的人都能听见，“你根本想不到在这地方会碰到什么人。你记得吧，上回我带你妈来的时候——那天我们先去了哈罗兹24的美食广场。我心想：‘嗨，我认识你啊，你是雷克斯·哈里森25嘛！’当时我伸出手就能碰到他，可我没那么干。这儿可是全世界的交叉路口，骑士桥这地方。你同不同意，先生？”蒙蒂冲着“猴子”举帽致意，那家伙没精打采地冲他笑了笑。“我在想，这帮人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看样子像是阿拉伯人，他们随时都能拿出所罗门王的财富。我敢说，他们连税都不交。皇室成员肯定不交税，嗯，用不着交。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皇室会自己给自己交税，没那个道理。看到那边的大块头警察了么，儿子？他准是特别分部26的，瞧他那绷着个脸的蠢样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熊猫”一行人分散到打着灯光的一个个玻璃柜台前，“熊猫”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躁情绪，让店员把托盘拿出来给她看。很快，就像在女士内衣部时一样，她拣起一件东西，举到灯光下翻来覆去地仔细审视，然后放下来，再拿起另外一件。就在她一件接着一件鉴赏了又放弃掉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她焦急的目光瞥向我们这边，先瞅了瞅“猴子”，然后又瞅着我，仿佛觉得只有我才能保护她。 我瞟了一眼蒙蒂，想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可他仍然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刚才在女士内衣部里就是这样的。”我悄声说，忘记了蒙蒂告诉过我要正常说话。 但蒙蒂还在用大嗓门继续长篇大论。“可是从里面看，儿子——我一直这么说——从里面看啊，皇室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们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生下来的时候都光着身子，最后也都得到坟墓里去。健康才是财富；多交朋友比多挣钱管用，我觉得。我们全都有同样的欲望，都有许多小毛病，也都有顽皮淘气的时候。”他这么说个没完，仿佛是故意反衬我极度警觉的样子。 “熊猫”又让店员拿出了好几个托盘。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华丽的人造宝石头饰、手镯和戒指。她挑了一套人造红宝石做的三串式项链，举到脖子前面比着，然后拿起一面手持的小镜子欣赏起自己的形象来。 是我在想象吗？不是的！她在用那面镜子观察“猴子”和我们俩！先是一只黑色的眼睛，接着另一只眼睛也盯住了我们；然后两只眼睛都看了过来，这是在警告我们，在乞求我们。这之后她又把镜子放下，转过身背对着我们，仿佛有点生气似的贴着玻璃柜台的边缘一掠而过，那儿还有刚拿出来的托盘在等着她。 就在此刻，“猴子”向前迈了一步，我看见他抬起一只手伸向大衣的领口。我顾不上谨慎小心了，也跟着上前一步，右胳膊往后一收，弯起右手的五指，掌心与地面平行，这是沙拉特教过的标准姿势。我决定照着他的心窝来一记肘锤，紧接着用手刀斩向他的上嘴唇，就在鼻软骨和上颌相连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许多复杂神经的汇集点，照准了猛击一下能让他暂时失去行动能力。“猴子”张开嘴，吸了口气。我估计他会大叫“真主”，或是喊出某个宗教激进主义派别的口号——不过现在想来，我觉得当时我们对奉行宗教激进主义的阿拉伯人并不了解，也不在乎他们——我当即决定自己也得大喊一声，这不仅是为了迷惑他，也是因为深吸一口气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我的血流，增加打击的力量。我都已经在吸气了，却突然感觉到蒙蒂的手像铁箍一样牢牢抓住我的手腕。他的力气大得出奇，攥得我根本动弹不得，随即把我拖回到他的身边。 “可别这样，儿子，这位先生排在你前面，”他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有件秘密的小事情要处理，对不对，先生？” 还真是这样。蒙蒂一直紧抓着我不放，直到我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猴子”开口说话了。不是冲着“熊猫”，也不是冲着她的随从，而是冲着那两个身穿条纹西裤的楼层管理员。他们俩侧过头来听他说话，起初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随即变得惊讶而又关切，同时视线也转向了“熊猫”。 “哎呀，先生们，王妃殿下希望她购物的时候不要太正式，”他说道，“我们这么说吧，包装、开发票之类的麻烦事可以免了。她已经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三四年前的她最擅长讨价还价了。没错。不管她想买什么东西，都能拿到最划算的折扣。不过今天，到了她人生的这个阶段，买起东西来她说了算——她要亲自把想买的东西拿在手里。哦，或许我应该说是拿在袖子里？因此我奉亲王殿下之命，要以非常优厚的价格买下王妃殿下‘非正式’挑出的所有商品，但有一点务必要非常明确，先生们：此事决不允许有一点风声传进公众的耳朵里，不管是文字上还是口头上，你们明白了吧？”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天哪，那不是能要人命的瓦尔特自动手枪，不是赫克勒-科赫27轻型冲锋枪，甚至不是我们钟爱的勃朗宁九毫米手枪，而是一只压花的摩洛哥真皮钱包，里面装满了他主子的各种面值的钞票。 “我算了一下，先生们，有三只精美的戒指，一只人造祖母绿的，两只人造钻石的；还有一条人造红宝石项链，三串式的。按照亲王殿下的意思，支付款项时我们还要充分考虑给贵店员工带来的种种不便。其中也包括给二位先生的一点好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就公众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蒙蒂紧握着我的手终于松开了。我们一起朝大厅走去，这时我才敢偷偷地瞟他一眼。我如释重负地发现，他的神情尽管若有所思，却出乎意料地温和。 “咱们的工作就麻烦在这儿，内德，”蒙蒂满意地解释道，这是他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生活本来只有这一面，我们却偏偏要从另一面去看。有时我自己也希望能碰到一个实打实的敌人，这我愿意承认。找起来很费劲，对不对？好人实在太多啦。” 3 “请务必记住，”史迈利诚恳地劝告他年轻的听众，假如他得请求他们在离开之前把善款放进募捐箱，想必也会选择同样的语气，“受过私立教育的英国男士——还有英国女士，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是全世界最会装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息下来，“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只要我们可耻的教育体系不改变。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油嘴滑舌地哄骗别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巧妙地隐匿自己的行动，没有人比他们更难于承认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本来自己都给吓傻了，偏偏表现得比谁都勇敢；本来痛苦万分，偏偏装得比谁都开心；本来恨透了你，偏偏比谁都会拍你的马屁。论起这些本事，谁都比不上来自所谓特权阶层、喜好社交的英国男女。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说不定正在经历高达十二级的精神崩溃，可即使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最优秀的情报官员却成了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反倒成了最优秀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最难以指挥的情报员就是你们自己。” 我毫不怀疑，就史迈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们当中最狡猾的骗子比尔·海顿。但对我来说，他指的却是本——没错，虽然有点难以承认，还有年轻的内德，说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一个。 那是在我没能干掉“熊猫”保镖的那天下午。疲惫而又沮丧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28的公寓，发现房门没上锁，两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检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没正眼瞧我。靠近门口的那个是人事组的头儿；另一个身材肥胖、神情严肃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投向我的眼神里透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怜悯。 “最近你跟你那个朋友卡文迪什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若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翻起了我的文件。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我正竭力让自己定下神来，神情严肃的人郁郁不乐地问道，“你怎么称呼他？本？还是阿诺？”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重复了一遍，把我当时的女朋友写来的一堆信推到旁边，“他打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怎么了？” “明信片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好像把它撕掉了。要不就是放在书桌里。你们两位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撕掉了？” “扔掉了。” “撕掉听起来有点刻意，对不对？明信片是什么样的？”人事组的头儿说着又拽出一只抽屉，“你给我待那儿别动。” “正面有个姑娘的照片，本在另一面上写了几行字。明信片是什么样的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上头写着：‘亲爱的内德，这是我刚钓到的，你不在这儿我可真高兴。爱你的本。’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又拽开了一个抽屉。 “很高兴我没法跟他抢女朋友了吧，我猜。是个玩笑。” “你常常抢他的女人吗？” “我们从没和同一个女人交往过。从来都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愤然说道，“你们他妈的到底要找什么？我觉得你们最好马上离开。你们两个。” “我找不到，”人事组的头儿把我的又一叠私人信件丢到一旁，向他的胖子同伴抱怨道，“什么明信片都没有。你该不是在撒谎吧，内德？” 神情严肃的男子始终在盯着我。他投向我的目光仍旧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同情，仿佛在说这种事轮到谁头上都有可能，而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明信片是怎么送来的，内德？”他问道。他的嗓音跟他的举止一样，也带着试探和惋惜的意味。 “邮寄来的。还能怎么送？”我粗鲁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公开邮件？”神情严肃的男子伤感地说，“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情报部的邮袋？” “是军队邮件，”我答道，“战地邮局。从柏林寄出，贴着一枚英国邮票。是本地邮差送来的。” “内德，你还记不记得战地邮局的编号了？”神情严肃的男子极为谨慎地问，“我是说邮戳上的编号？” “就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编号，我想。”我反驳说。在如此谦恭有礼的一个人面前，要保持住怒气冲冲的状态很不容易。“好像是四十号吧。这有什么要紧的？我受够了。” “不管怎么说，你总能确信明信片肯定是从柏林寄出的吧？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当时的印象吧？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这样？那个柏林邮局的编号——你能肯定吗？” “和他寄给我的其他明信片一模一样。我可没有仔细检查。”我说。我看到人事组的头儿又拽出书桌的一个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怒火又蹿了起来。 “是那种海报女郎吧，内德？”神情严肃的男子问道，脸上的笑容透着惭愧。显然他这是在为人事组的头儿道歉，也是为他自己。 “是裸体的，没错。估计是个妓女，光着背，别过头看着。所以我把它扔掉了。怕清洁女工瞧见。” “哦，现在你倒能想起来了啊！”人事组的头儿喊道，刷地转过身面对着我，“‘我把它扔掉了！’可惜啊，你怎么不早点儿说？” “哎，行了，雷克斯，”神情严肃的男子息事宁人地说，“内德进门时完全给搞懵了。换了谁不得是这样？”他忧心忡忡的眼神又一次落在了我身上。“你在跟监视组一起执行任务，对吧？蒙蒂说你干得很不错。对了，她是彩色的吗？你说的那个裸体姑娘？” “对。” “他总给你寄明信片，还是偶尔会写封信来？” “只有明信片。” “寄了几张？” “他到那边后寄了三四张吧。” “都是彩色的？” “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吧。应该是的。” “上头印的都是姑娘？” “好像是的。” “哦，可你还是能记得。当然会记得。我猜都是裸体的吧？” “是的。” “另外几张明信片在哪儿？” “肯定也被我扔掉了。” “因为清洁女工？” “对。” “怕她看到会难为情？” “没错！” 听到这里，神情严肃的男子仔细想了一会儿。“这么说，这些下流的明信片——请原谅，我不是有意冒犯，真的不是——算是你们之间常开的一种玩笑喽？” “对他来说，是的。” “可你没有给他回过？要是回了，一定要告诉我们。别觉得不好意思。没时间了。” “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一次都没回过。没错，明信片是我们常开的玩笑。而且变得越来越低级了。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总看到它们摆在门厅的桌上等着我去取，我都已经有点厌烦了。辛普森先生也是这样。他是房东。他让我写封信给本，就说别再寄明信片过来。他说这些东西把公寓的名声给搞坏了。两位，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一次人事组的头儿答了话。“唉，我们还以为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声音显得很气馁，“本·卡文迪什失踪了。可以说，他手下的情报员也失踪了。其中两个人上了今天早晨的《新德意志报》29。英国间谍网被当场破获。伦敦的各家晚报迟些时候也会刊载这一消息。他不知去向已经有三天了。这位是史迈利先生。他想跟你谈谈。你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回见。” 一时间我肯定是晕头转向了，因为等到我再看见史迈利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我房间地毯的中央，神色黯然地打量着四周他和人事组头儿搞出的一片狼藉。 “我在河对面的贝瓦特街上有座房子，”他主动说道，好像那房子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或许我们可以到那边去，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算不上有多整洁，不过比这儿要好一点。” 我们开着史迈利那辆寒酸的小奥斯汀上了路，车速慢得让人以为他是在送老弱病残，可能他当时就是这么看我的。已是黄昏时分。阿尔伯特桥上的白灯笼飘飘荡荡地迎向我们，仿佛是从水中升起的马车车灯。本，我绝望地想，你到底做了什么？本，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贝瓦特街堵得厉害，我们把车停进了一条小巷。停车对史迈利来说简直跟把邮轮开进船坞一样复杂，但他总算是停好了，我们下了车往回走。我记得跟在他旁边走路实在太难，他走路时两条胳膊向外撇，还甩得老高，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记得他鼓起勇气转动自家前门钥匙的样子，还有走进门厅时的警觉神情。家对他来说仿佛是个危险的地方，现在我已经知道情况确实如此。门厅里放着好几天的牛奶，起居室里有一盘吃了一半的排骨炖豌豆。唱机的转盘无声无息地旋转着。就算不是天才也能猜得出，他是匆忙之间被叫出去的——很可能是昨晚人事组的头儿找的他——当时他一边吃着排骨炖豆，一边听着音乐。 他晃进厨房去找苏打水，准备加到我们喝的威士忌里。我在他后面跟着。史迈利身上有种东西会让你觉得，他的孤独仿佛是你造成的。厨房里到处是打开的食品罐头，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他调威士忌的时候我开始洗盘子，于是他从门后摸出一条茶巾，把盘子擦干收起来。 “你和本两个人是挺出名的搭档，对不对？”他问。 “对，我们在沙拉特住一个宿舍。” “宿舍里有——厨房，两个卧室，还有卫生间吧？” “没有厨房。” “你们在训练课程中也是一对？” “最后一年在一起。你得选个搭档，学会彼此配合。” “自己选吗？还是上头给你们配好？” “先自己选，然后上头要么批准，要么拆开。” “这之后你们俩就得始终在一起了，不管境况如何？” “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一整年都在一起？那可是训练期的一半时间呢。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简直跟结了婚一样吧？” 我想不通他干吗要追问这些早已知道的事情。 “所有的事你们俩都一起做？”他继续问道，“抱歉，我接受训练到现在可有段日子了。理论课、实践课、体能训练、一起吃饭、住在一块——这其实就是共同生活嘛。” “我们一起完成联合协作的科目，还有强制手段训练。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俩体重差不多，身体素质也基本相当。”尽管他问题的导向越来越令人不安，我却渐渐发觉自己迫切想和他交谈。“接下来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得一起参加了。” “哦。” “偶尔他们也会把我们拆开，比如要参加特训的时候，或是他们觉得哪个人对搭档过分依赖。不过，只要两个人的表现能平分秋色，他们就会继续维持原有的组合。” “你们俩把所有的奖项都赢来了，”语带赞许的史迈利又拿起一个湿盘子，“你们是最好的一对。你和本。” “那是因为本是最出色的，”我说道，“不管谁跟他搭档，都会名列前茅。” “当然啦。没错，我们都见识过这样的人物。加入情报部之前你们俩认识吗？” “不认识。可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宿舍不在一起。都是牛津毕业的，不过在不同的学院。学的都是语言专业，但从来没遇到过。他曾在陆军短期服役，我是在海军。到了圆场我们才认识。” 史迈利拿起一只精致的骨瓷杯，狐疑地朝里面瞅了瞅，好像是要找什么我没瞧见的东西。 “假如让你来决定，你会派本去柏林吗？” “会，当然会。没有理由不派他去啊。” “这么说，你派他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地道的德语。他聪明过人，灵活机变。别人都愿意遵从他的指示。本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表现出类拔萃。” “我记得你母亲也是这样。” 史迈利指的是我母亲在荷兰抵抗组织中做的工作。“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是说，本的父亲？”史迈利接着问道，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似的。 “破译密码。”我带着本的骄傲之情答道，“他得过数学学位考试优胜奖，是个数学家，一望而知的天才人物。他协助构建起了针对德国人的策反体系——策反德国的情报员，再让他们回去给我们效力。我母亲和他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本很佩服他吧？” “那还用问吗？” “我的意思是，本谈到过这些事？”史迈利坚持问道，“是不是常常提起？父亲的经历对本来说意义重大，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他只说过，那是他必须达到的标杆。他说母亲是个德国人也有好处，你不想努力都不行。” “天哪，”史迈利郁郁不乐地说道，“可怜的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没做修饰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那样的家庭背景，在英国你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才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我的天，”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有精力吗？” 他又一次把我搞懵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从来没觉得精力会不够用。 “什么样的精力？”我问道。 “呃，我也说不好。在柏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这需要怎样的精力？我觉得要有双倍的胆量——这总是一种压力。双倍的酒量，好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女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敢肯定，不管需要什么能耐，本都没问题。”我忠诚地说道。 史迈利把茶巾挂到一颗弯头钉子上，看样子那是他自己给厨房加的装饰。“你们俩谈论政治吗？”我们端着威士忌朝起居室走去，他这么问我。 “从来不谈。” “那么我敢说他很可靠。”他说着忧伤地轻声一笑，我也笑了。 初次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它总会给我留下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印象，而史迈利的房子无疑是女性化的：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充满女人味的精巧装饰。我心想，不知史迈利跟谁一起过日子，或者是没跟谁一起。我们坐了下来。 “如果你不打算re派本去柏林，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接着问道，从眼镜上方能看到他带着笑意的和善眼神。 “呃，只会是因为我自己想去。谁都希望能有机会去柏林。那儿可是前线。” “他就这么失踪了。”史迈利解释说。他往后靠着，似乎闭上了眼睛。“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把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越境到东柏林去见他的情报组长，一位名叫汉斯·塞德尔的先生——你在《新德意志报》上能看到他的照片。那是本第一次单独和他见面，是件大事。本在柏林站的上级是哈格蒂。你认识哈格蒂吗？” “不认识。” “听说过他吗？” “没有。” “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请原谅。有时候同一个答案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含义，要是你明白的话。” 我不明白。 “在柏林站，哈格蒂是仅次于站长的二号人物。这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有固定的女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跟他去跳场舞就知道了，姑娘们都围着他转。” “跳过舞之后呢？” “他没吹嘘过。他从来不吹这个。即使他跟她们上了床，也不会到处说。他不是那种人。” “听说你和本休假时都一起去。你们会到哪儿去玩？” “特威肯纳姆30。罗德板球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会跟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哦。” 不知为什么，史迈利的话让我觉得心惊胆战。也许是因为我太担心本了，什么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越来越感觉到，史迈利认为有些事是因我而起，尽管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讲述事件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证据。 “首先是威利斯，”他说道，仿佛我们正在追踪一条模糊难辨的线索，“威利斯是柏林站的站长，他负责全面指挥。接下来是哈格蒂，他是威利斯手下的高级外勤情报官员，也是本的顶头上司。哈格蒂负责塞德尔情报网的日常维护工作。这个网络有十二名情报员——应该说是曾经有——九个男的，三个女的。像这种规模的地下网络，通讯联络部分依靠无线电，部分依靠密写，需要一个最起码人数相当的后方队伍来保障，而且我说的还不包括对情报进行评估和分发。” “我知道。” “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一遍，”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然后你可以帮我补上漏掉的部分。哈格蒂这个人很强势。他是北爱尔兰人。不当班的时候，他爱喝酒，吵吵闹闹，惹人讨厌。可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个很尽责的情报官员，记忆力超群。你确定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我都告诉过你了。没有。” 我没想要把话说得如此强硬。如果你不断地否认一件事，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骗子，即使你自己都会动摇，这总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史迈利现在利用的恰恰是这一点，他想让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浮出水面。 “没错，嗯，你确实说过没有，”他说话时还是那么彬彬有礼，“我也确实听到你说没有了。我只想看看有没有帮你回忆起来点什么。” “没有。” “哈格蒂和塞德尔是朋友，”他继续说道，语速甚至比刚才还要慢，“就工作性质所能允许的程度而言，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战争期间塞德尔在英国被俘，哈格蒂则是在德国。1944年塞德尔在赛伦塞斯特31附近的一座农庄劳动，当时英国对德国战俘的管理普遍比较宽松，他追求到了一位英国乡村姑娘。战俘营里的警卫会特意给塞德尔在大门外留一辆自行车，车把上还搭着一件军大衣，好让他遮住身上的囚服。第二天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床上，警卫就睁只眼闭只眼。塞德尔一直对英国人心存感激。孩子出世的时候，塞德尔的警卫和其他战俘还参加了洗礼仪式。很感人，是不是？英国人最高贵的一面。不过，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什么？” “怎么可能？你说的是一个情报员啊！” “已经暴露的情报员。是本的人。哈格蒂在德国战俘营里的经历可没那么令人振奋了。我们不说这个。1948年，名义上在管制委员会32工作的哈格蒂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塞德尔。哈格蒂招募了塞德尔，又把他派回东德，回到他的故乡莱比锡。从那以后哈格蒂一直指挥着塞德尔。过去十五年来，他们俩的友谊始终是维系柏林站的关键因素。上周塞德尔被捕，当时他已经成了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他曾出任东德驻哈瓦那大使。但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他。谁都没跟你提起过他。本没有。其他人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时尽可能表现得非常厌倦。 “通常哈格蒂每个月要去一次东柏林，听取塞德尔的情况汇报——在汽车上，安全公寓里，或是公园的长凳上，等等——这是一贯的做法。柏林墙建起来之后，情报传递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才小心谨慎地恢复会面。策略是乘一辆四驱车过境——比如军用吉普——安排好一名替身，在合适的时间跳出车外，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回到车上。听起来很危险，也的确危险，但练熟了还挺管用。如果哈格蒂休假或是生病，就不安排见面。几个月前，总部命令哈格蒂把塞德尔介绍给一位继任者。哈格蒂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威利斯掌管柏林站的时间太久，简直把他吹上了天，另外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能任由他在“铁幕”后到处晃荡。于是本就被派驻到了柏林。本没沾染过坏毛病，清清白白。哈格蒂亲自向他介绍了情况——我估计介绍得非常详尽。我敢说哈格蒂对本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他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况且成员多达十二人的情报网本来也非常复杂：谁为谁工作，为了什么；谁知道谁的身份；接头人、密码、送信人、掩护身份、暗号、无线电、情报投放点、密写药水、工资、孩子、生日、老婆、情妇，等等。一下子全记住是很困难的。” “我知道。” “本告诉你了，对吧？”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他。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了。“我们在课程里学过。简直是没完没了。”我说。 “是的。好吧，我想你也学过。问题在于，理论和实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对不对？本最要好的朋友是谁，除了你之外？” “我不知道，”他突然转换的问话策略让我心下一惊，“是杰里米吧，我估计。” “哪个杰里米？” “杰里米·高尔特。他也在训练班上。” “女人呢？”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 “哈格蒂想带着本去东柏林，亲自为他做个介绍，”史迈利接着说道，“五楼不同意。他们正打算断掉哈格蒂和他那些情报员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时派两个人去敌方，本来一个人去就行了。于是哈格蒂在地图上带着本走了一遍接头程序，然后本独自一人去了东柏林。星期三他先演练了一次，踩了踩点。星期四他再次入境，这回是来真的了。他是以合法身份进去的，坐着一辆军官委员会的亨伯车。下午三点，他从查理边防检查站入境，随即在约定地点偷偷溜下了车。他的替身按原定计划坐在车里兜了三个小时。六点十分，本顺利回到车上，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边防检查站有他返回时的记录。本让司机把他送到了公寓。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威利斯和哈格蒂在柏林站总部等着他，可他却从公寓打来了电话。他说已按计划顺利接头，但什么情报也没带回来，他自己倒是发烧了，胃也疼得厉害。他问他们能不能推迟到明天早上再听情况汇报？不幸的是，他们说可以。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他。虽然本说他生了病，电话里听着却很振奋，他们以为他是太激动了。本和你一起时生过病吗？” “没有。” “本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状态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等等。显然他在公开电话上也只能说这么多。他的床铺没人睡过，换洗衣服也没带走。没有证据表明本打电话的时候还在公寓里，没有证据表明他被绑架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没被绑架。如果说他想叛逃，为什么不干脆留在东柏林？敌方不可能让本变节之后再放他回来对付我们，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逮捕他的情报网。再说，如果敌方想绑架本，为什么不趁着他在柏林墙那一边的时候动手？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本借助任何常规渠道离开了西柏林——火车、高速公路，或是飞机。监控手段不是很管用，另外正像你说的，本接受过训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不定他根本没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以为他可能回来找你。别那么吃惊。你是他的朋友，对不对？他最好的朋友？跟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密？小高尔特根本比不上。‘本的铁哥们儿是内德，’他说，‘如果本要找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帮忙，肯定会是内德。’那份证据恐怕也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证据？” 没有意味深长的停顿，没有故作夸张的语气变化，没有任何警示：只有这位亲切的老乔治·史迈利，一如往常地带着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信上没有日期，就扔在一个抽屉里。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随手乱写的几句话。他很可能是喝醉了。是封情书，我恐怕得这么说。”他递给我一份复印件让我看，又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 “我不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一遍，“你到底想让我怎么说？” 你一定得明白史迈利是多么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会唤起怎样的敬意。他在等着我说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耐心有着让你不得不服的巨大力量。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鼓掌似的雨声随之响起，伦敦的暴雨落在窄巷中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史迈利当时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反正在英国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忿忿地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只有天知道。“杰克·阿瑟没结婚，对不对？晚上他没地方可去，就跟小伙子们喝酒，一直喝到酒吧关门。然后他还要再喝点。谁也没说杰克·阿瑟是个同性恋。可要是明天有人逮到他和两个伙夫睡在床上，我们就会说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也会这么说。这种事根本没法解释。”我磕磕巴巴地往下说，说得全然不对，想找到一条出路却徒劳无获。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辩解就会显得心虚，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辩解下去。 “我说，那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问道，想重新掌握主动。 “他书桌的抽屉里。我好像已经告诉你了。” “抽屉是空的？” “这重要吗？” “当然，当然重要了！如果信是塞在一堆旧文件里的，那还好说。如果是摆在抽屉里故意要让你们找到，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不定他是被逼着写的。” “哦，我敢肯定他写信是迫不得已，”史迈利说道，“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在迫使他。他孤独得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命中除了你再无旁人，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 “那人事组的头儿怎么没看出这明摆着的事？”我说着又气恼起来，“天哪，他们给我们下任命之前盘问了我们多长时间？在我们的朋友、亲戚、老师和导师那儿到处打探情况。他们对本的了解可比我强多了。” “我们何不假设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没把活干好？他也是人，这是在英国，我们这些人就是个帮派。我们重新开始，先说说失踪的本。给你写信的本。他没有任何亲近的人，除了你之外。至少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可能还有许多人你不认识，不过这并不是你的错。就你所知的情况而言，再没有别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对不对？” “对！” “很好，那我们来谈谈你知道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怎地，史迈利让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们一直谈到了凌晨时分。雨停了很久，欧椋鸟也早已开始啼鸣，我们还在谈。或者说是我还在谈，史迈利在听。只有他才能这么聆听——半闭着眼睛，下巴陷在脖子里。我觉得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也许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些怀疑，因为他远比我了解不同层次的自我欺骗，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咕哝了一句“谢谢”，然后挂断了。“本还是不知去向，没有任何新的头绪，”他说，“你仍然是唯一的线索。”我记得他没做任何笔记，而且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他是不是用了录音机。我觉得不会。他讨厌机器，何况他的记忆力比那些机器要可靠得多。 我谈到了本，也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事情，这恰恰是史迈利希望的：通过我自己来解释本的行动。我又谈到了我们两人生活的相似之处。谈到我如何羡慕他有一位英雄般的父亲——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和本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时都非常兴奋，这一点我也没有隐瞒。没有，没有，我又重复了一遍，据我所知本的生命里没有女人——除了他的母亲，她已经过世了。我很有把握，这我能确信。 我告诉史迈利，小时候我常常幻想这世上的某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双胞胎兄弟，他有和我一样的玩具，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想法，甚至连父母都一样。我好像读过一本类似情节的书。我是家里的独子，本也是。我告诉史迈利这一切，是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回忆起来的事都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哪怕他会因此觉得我是有罪之人。我只知道在自己的意识里，我没有对他隐瞒任何情况，即便我觉得这么干可能会毁掉我自己。史迈利不知怎么让我确信，我最起码也得为本而作出这点牺牲。至于下意识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一个人为了生存下去而说实话的时候，谁知道他会向别人，甚至向自己隐瞒些什么呢？ 我跟他说了我们——我和本——初次见面的情况。那是在圆场设于兰贝斯35的训练所，新招募的人员在那儿集合。在此之前，我们这些新学员彼此都还没见过面。我们也还没见识过圆场，除了招募我们的情报官员、筛选者和审查组的人。有些人几乎都搞不清我们参加的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弄明白了——关于其他新学员，还有我们的使命——我们像外籍军团题材小说里写的众多人物一样聚集在等候室里，每个人来到此地都有不为人知的期待和理由，每个人的旅行袋里都装着件数相同的衬衣衬裤，上面用墨汁标着自己的编号，这是印在那张没有文头的通知书上的指示。我的编号是九，本是十。我走进等候室的时候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本，另一个名叫吉米，是个身材矮壮的苏格兰人。我冲着吉米点了点头，但我和本立刻就认出了对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认出对方是中学或大学里的熟面孔，而是发现彼此的体格和性情都很相似。 “‘第三名刺客’上场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在这个时刻引用莎士比亚作品36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我叫本，这位是吉米。看样子今后咱们都没有姓了。吉米的姓丢在了阿伯丁37。” 于是我也和吉米握了握手，挨着本坐到长凳上，等着看下一个从门口进来的是谁。 “我赌那家伙长着小胡子，五赔一。蓄络腮胡，十赔一。穿绿色袜子，三十赔一。”本说道。 “我赌他还穿着斗篷，一赔一。”我说。 我跟史迈利说，我们在陌生的城镇里接受训练，要给自己的掩护身份编故事，和联络人接头，还要忍受被捕、受审的折磨。我让他自己去体会，这些经历是怎样加深了我和本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第一次跳伞就在一起，在夜里借助罗盘徒步穿越苏格兰高地，在荒凉的市中心贫民区寻找情报投放点，乘潜水艇到海滩登陆，等等。 我告诉史迈利，我们的教官有时候会含蓄地提起本的父亲，这只是想强调他们能教育将门虎子的自豪感。我跟他说了我们周末休假时的情况，说我们会一周去我母亲在格洛斯特郡38的家，下一周去他父亲在什罗普郡39的家。我母亲和他父亲都是孤身一人，我们还开玩笑说要把他俩撮合到一起。但这事在现实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的母亲是个性格倔强的英荷混血儿，她那些乐呵呵的姐妹和外甥外甥女看起来都像是勃鲁盖尔40画作的模特；本的父亲则已经成了个学究气的隐士，据我们所知他硕果仅存的唯一爱好就是听巴赫。 “本很敬畏他父亲。”史迈利又点出了同一个问题。 “是的。他很喜欢母亲，但她已经过世了。他的父亲成了他的偶像。” 我记得自己羞愧地注意到，我故意在回避“爱”这个字，因为本用它描述了他对我的感情。 我跟他说了本喝酒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个情况他也知道。本平时很少喝酒，往往是滴酒不沾，直到某一个晚上——比如星期四的晚上，眼看就要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会喝个没够，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不管是什么酒；本一杯，阿诺一杯，自己跟自己喝。然后他踉踉跄跄地爬上床，一句话都不说，但也不惹人厌。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活像刚在戒毒所接受过两个星期的治疗。 “他除了你真的再没有别人了？”史迈利沉思着说道。“你也可怜啊，得独自去应付这么个人物，负担可真重。” 我回忆着，我心不在焉地回想着，我把能想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但我知道他还在等着我说出某件隐瞒的事，我们还没找到那究竟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有所隐瞒了吗？我给你的答案，也只能是当年事后我对自己的回答：我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知道的。我花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审问自己，想要挖出深藏在黑暗角落之中的秘密。凌晨四点，史迈利让我回家去睡一会儿。我得一直守在电话旁，想要出去干什么必须先向人事组的头儿报告。 “当然了，他们会监视你的公寓，”史迈利陪我等出租车时警告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在逃命，风暴之中能让你放心前往的港口其实寥寥无几。你的公寓在本可选的几个地方里应该很靠前。如果本除了父亲之外再没别人可以投靠的话。但他不会去找他父亲，对不对？他会觉得羞愧。他会来找你。所以他们得监视你的公寓。这很自然。” “我明白。”我说道，只觉得又一阵厌恶席卷全身。 “不管怎么说，在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里头，他似乎最喜欢你。” “没关系，我明白。”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换个角度看，他可不是傻子，所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分析。他也不会以为你会把他藏在密室里而不向我们报告。你不会这么干的，对吧？” “对。我不会的。” “如果本还有些理智，这一点他也会知道，所以他不可能来找你。不过，我觉得他也可能会顺便来一趟，听听你的意见，求你帮帮忙。或者是喝两杯。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假设。毫无疑问，你肯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确实没有吧？” 我真希望他别再像这样说话了。一直到刚才，他始终非常谨慎小心地回避着本向我示爱的话题。但突然之间，他似乎又决定要重新撕开这个伤口。 “当然，除了你之外他也许还给别人写过信，”他思忖着说道，“也许男的女的都有。这并不是全无可能。人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会向各种各样的人表达爱意。比如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或是打算做出什么不顾一切的举动。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把信寄出去。但是，我们不能绕着本的朋友转，问他们本最近有没有寄来一封狂热的信——那么做可不安全。再说了，该从哪一个人先问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他是不是故意把自知的种子埋进了我心里？后来，我确信他是故意的。我还记得他送我上出租车时那担忧而锐利的眼神。我记得车子拐过街角时我回过头，看到他矮胖的身影站在路中央，凝视着我，在我离开之前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我是在连轴转。我的这一天始于凌晨时分的南奥德利街，接着是那只跟着“熊猫”的“猴子”，然后是本的情书，几乎没工夫停下来睡觉。史迈利的咖啡，还有我自己在这种可恶情势下的无能为力感，也让我难以入眠。但我可以发誓，斯黛芬妮这个名字根本还没出现在我的脑袋里——不在脑门上，也不在后脑勺。斯黛芬妮当时还不存在。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忘掉一个人。 回到公寓，本的激情给我带来的一阵阵厌恶感已经消失，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了。在起居室里，我演戏似的盯着沙发，在兰贝斯搞了一整天街头训练之后，本常常会摊开手脚躺在那上面：“老伙计，不介意的话我可在这儿睡了。今晚比回家还舒服。阿诺可以回家去睡。本就睡这儿。”在厨房，我把手掌贴在老旧的铁制烤箱上，半夜时我常常用它给本煎鸡蛋：“万能的上帝啊，内德，那是个炉子吗？看起来倒像是害得我们输掉克里米亚战争41的家伙嘛！” 关掉床头灯之后过了好久，我还能回想起他的声音，隔着薄薄的一层隔板跟我说着一个又一个疯狂的想法——那是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之间的行话。 “知道我们该怎么对付纳赛尔兄弟42吗？” “不知道，本。” “把以色列给他。知道该怎么对付犹太人吗？” “不知道，本。” “把埃及给他们。” “为什么呢，本？” “人就是这样，只有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满意。蝎子和青蛙过尼罗河的故事听过没？” “听过，我听过。快闭嘴，睡觉吧。” 然后他还是会把故事讲一遍，那是在沙拉特教过的案例。“蝎子”是打入敌方的间谍，他要和留守在河对岸的小队取得联系。“青蛙”是个双重间谍，他假装相信了“蝎子”的掩护身份，然后把“蝎子”卖给了自己的雇主。 到了早晨他已经不见了，留了张只有一行字的纸条，上面写着：“博斯特尔43见，”那是他给沙拉特起的名字，“爱你的本。” 在那些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到过斯黛芬妮？没有。斯黛芬妮我们是边走边谈的，而且只是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不像两个人躺着聊，中间隔着一层静止不动的墙。斯黛芬妮是我们在匆忙中共同拥有过的幻影，是一个美好得让人不愿去剖析的谜。也许这就是我没想起她的原因。或者说暂时还没想起，还没意识到。并没有出现什么戏剧性的时刻——一盏明灯突然点亮，我从澡盆里蹦起来，大喊：“斯黛芬妮！”完全不是那样的，原因我来向你解释。在“坦白”和“自我保护”之间的无人地带，斯黛芬妮像个神秘的生灵似的若隐若现，只有承认她，她才会现身。仔细回想起来，关于她的念头第一次闪现的时候，我正在收拾人事组的头儿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无意间找到了自己去年的日记，便翻看起来，心下感叹我们能记住的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六月的日历上，我看到中间的两个星期给划了一道斜线，旁边整整齐齐地写着数字“8”——“8”指的是地处北阿盖尔的八号营地，我们在那儿接受过准军事化训练。我这才想起——或者说只是开始感觉到——是啊，就是她，斯黛芬妮。 从那一刻起，我并没有像阿基米德似的在刹那间恍然大悟，而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有天夜里我们驱车驶过月光照耀下的苏格兰高地的情景：本开着那辆凯旋敞篷跑车，我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好让他保持清醒，因为一个星期以来我们的训练都是模拟在阿尔巴尼亚山区里组建游击队，虽说挺开心，但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六月的风朝着我们扑面而来。 其他新学员都坐沙拉特的巴士返回伦敦了。不过本和我有斯黛芬妮的凯旋敞篷跑车，因为斯黛芙44很够意思，斯黛芙一点都不自私，斯黛芙把车一路从奥本开到格拉斯哥，这样本就可以借上一个星期，等课程重新开始时再把车还给她。我这才想起了斯黛芬妮——跟我当时坐在车里听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难以捉摸，让人心情激荡，共同拥有的一个女人——本的女人。 “斯黛芬妮到底是谁啊，她是干什么的？你该不会又像以前一样不理了我吧？”我打开仪表板上的贮物箱，想看看有没有她留下的踪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有那么一阵子本没理我。 “斯黛芬妮是有罪之人企盼的光亮，是有德之人追随的典范。”他严肃地答道。接下来他的口气有些不以为然。“斯黛芙是我们家里德国佬那一支的。”他自己也是，本在尖酸刻薄的时候喜欢这么说。他说斯黛芙来自名叫“阿诺”的一族。 “她漂亮吗？”我问道。 “别那么粗俗。” “长得很美？” “没那么粗俗了，但还不够。” “那应该怎么形容她？” “完美无瑕。光彩照人。独一无二。” “嗬，这么美啊？” “岂止是美，你这个笨蛋。气质高雅。Sans pareil 45。聪明绝顶，人事组的连做梦都想不到。” “那她是你什么人呢？除了‘德国佬’和‘这辆车的车主’？” “她是我妈的远远远房表妹的女儿，隔了十七八代。战后她搬到什罗普郡跟我们一起住，我俩一块儿长大的。” “这么说她和你差不多年纪？” “如果以永恒为测量标准的话，没错。” “那她算是你的妹妹喽？” “是的。有那么几年。我们俩一块儿疯跑，大清早出去采蘑菇，还互相摸过小鸡鸡小妹妹。后来我离家去了寄宿学校，她回慕尼黑继续当她的德国佬。田园牧歌式的童年就此结束，我回到英国，回到老爹身边。” 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坦诚地谈论哪个女人，谈论他自己。 “现在呢？” 我担心本又关上话匣子，不过他最后还是回答了我。“现在可没那么好玩喽。她读了艺术学校，和一个疯子画家好上了，在苏格兰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46安了家。” “怎么就不好玩了？她那位画家不喜欢你么？” “他谁都不喜欢。开枪自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家伙给当地的市政委员会留了张字条，说抱歉搞得一团糟。没给斯黛芙留一个字。他们俩没正式结婚，这样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 “那现在呢？”我又问道。 “她还住在那儿。” “在岛上？” “对。” “在寡妇屋里？” “对。” “就她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都是。” “你的意思是，你会到那儿去见她？” “我常去见她，没错。这么说我也确实会到那儿去。是的。我会到那儿去见她。” “是认真的吗？” “和斯黛芬妮有关的一切都非常认真。” “你不在的时候她都做些什么呢？” “和我在的时候差不多吧，我觉得。画画。跟小鸟儿说话。看书。听音乐。看书。听音乐。画画。想事情。看书。借车给我。我的事你还想打听些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简直变成了陌生人，后来本的态度又缓和了些。“我跟你说啊，内德，和她结婚吧。” “斯黛芬妮？” “还能是谁，你这个蠢货？仔细想想，这主意还真不赖呢。我打算把你俩撮合到一起聊聊这事。你娶斯黛芙，斯黛芙嫁给你，我呢，我来跟你们俩一起住，到海湾里钓钓鱼。” 我的问题脱口而出。为了这可怕的无心之过，我该受到责罚。“那你自己怎么不娶她？”我问道。 是不是只有到了现在，站在自己的公寓里，看着晨光慢慢映上墙壁，我才知道了答案？盯着日历上去年六月给划掉的那些日子，猛然间想到本那封可怕的信，我才知道了答案？ 还是我们在苏格兰的夜色中驱车疾驰的时候，本的沉默就已经给了我答案？莫非当时我已经知道本是在告诉我，他永远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结婚？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斯黛芬妮从自己有意识的记忆中驱逐出去，深深地埋进心底，连最善于搜寻蛛丝马迹的史迈利都没能发掘出来？ 我问出那个要命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看着本？他不肯回答我，后来也一直不肯回答。我有没有看着他？我是不是故意不去看他的呢？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本时不时陷入沉默，也许我是在徒劳的等待之后有意惩罚他，自己想自己的心思去了。 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本始终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从那以后我们俩谁都没再提起斯黛芬妮。 斯黛芬妮是他梦中的女人，我一边继续翻看日记一边想着。在她的岛上，爱着他，却应该跟我结婚。 她身上沾染着死亡的气息，本心目中所有的英雄似乎都少不了这个。 永远的斯黛芬妮，有罪之人的那道光亮，光彩照人，无与伦比。来自德国的斯黛芬妮，本的典范，对他来说像是妹妹——甚至像母亲一样。她在自己的塔楼里向他招手，给他一个能远离父亲的庇护所。 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史迈利说过。 但即便在此刻，手里捧着翻开的日记，我也丝毫没让自己沉浸在那稍纵即逝的恍然大悟之感中。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形成。渐渐地，想法变成了一种可能。随着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受困状态，可能又逐渐地演变为确信，最终化为决心。 总算到了上午。我用吸尘器清扫公寓，掸去灰尘、擦拭家具。我审视着自己的怒意。只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想明白事情。我重新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横遭亵渎的私人信件。在我看来，有些信件已经因为史迈利和人事组头头的闯入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玷污，我把它们扔进壁炉烧掉了。有梅布尔写来的信，还有以前的导师给我的谆谆教诲，他劝我别只是埋头在陆军部搞研究，而是应该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表面上我在做着这些事，内心却在思忖着该如何采取正确、合乎道义而又得体的行动。 本，我的朋友。 本，有恶犬在他身后穷追不舍。 本，深陷在痛苦之中，天知道他还承受着什么其他的折磨。 斯黛芬妮。 我好好洗了个澡，躺到床上观察着抽屉柜上头的镜子，因为从那面镜子里可以看到街上的情况。我看到两个男的，估计是蒙蒂的手下，他们穿着工装裤，正没完没了地摆弄一个接线盒。史迈利说过让我别往心里去，他们并不是冲着我来的。归根到底，他们只不过是想把本投进铁牢而已。 还是在那个漫长的早晨，十点钟时我故意站到后窗的一侧，瞅了瞅楼下脏兮兮的院子。院子里有个涂了杂酚油的木头棚子，老早以前是当厕所用的，从木头棚子的板门出去就是一条昏暗的小街。街上空无一人。蒙蒂毕竟也没那么厉害。 苏格兰西部群岛，本说过。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 但究竟在哪一个岛上？斯黛芬妮的姓又是什么？唯一有把握的猜测是，如果斯黛芬妮来自本家族里的德国一脉，以前在慕尼黑住过，而本的德国亲戚又都很显赫，那么斯黛芬妮很可能也有个贵族头衔。 我给人事组的头儿打了电话。我倒也可以打给史迈利，但我觉得对人事组的头儿撒谎要安全一些。我还没来得及说有什么事，他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 “没有。我想出去一个小时。可以吗？” “到哪儿去？” “得买几样东西。吃的、看的。还想到图书馆去转转。” 人事组的头儿要是不赞同什么事就会沉默不语，这是出了名的。 “十一点之前回来。一到家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自己的冷静表现颇为满意，从前门出去买了份报纸，还有面包。我利用路旁商店的橱窗观察着自己的后方。没有人跟踪我，我可以确定。我来到公共图书馆，从参考文献区找了本旧版的《名人录》，还有一本破烂不堪的《哥达年鉴》47。我没工夫去细想这世上到底有谁——何况还是在巴特西区——会把《哥达年鉴》翻得如此破烂。我先从《名人录》里找到了本的父亲，他有骑士头衔，还获得过一大堆勋章：“1936年娶女伯爵伊尔塞·阿诺·祖·洛斯林根为妻，有一子名为本杰明·阿诺。”我又翻开《哥达年鉴》，查到了阿诺·洛斯林根家族。他们占了足有三页纸，不过我没过多久就找出了名叫斯黛芬妮的远房表亲。我冒昧地请图书管理员帮忙找一本苏格兰西部群岛的电话号码簿。管理员那儿没有，不过她让我用她的电话打了查号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敢肯定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窃听了。十点四十五分，我回到了公寓，用跟刚才同样放松的口气和人事组的头儿通电话。 “你去哪儿了？”他问。 “去了报摊。还有面包房。” “你没去图书馆吗？” “图书馆？哦，对啊。去了，我去了。” “请问，你借了什么书？” “什么都没借。不知为何，我发现这会儿干什么都静不下心来。接下来我该干吗？” 我一边等着他回答，一边心想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觉得没说多。 “你就等着吧。和我们一样。” “我能不能到总部来？” “反正都是等，你还是在那边待着吧。” “我可以回蒙蒂那儿去，要是你同意的话。” 也许是我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在作怪，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此刻就站在他身旁，告诉他该怎么回答我。 “你就在原地等吧。”他简短地说道。 我就等着，天知道时间是怎么熬过去的。我假装看书。我装腔作势一番，给人事组写了封态度倨傲的辞职信，又把信撕成碎片烧掉。我看电视，傍晚时分躺到床上，一边从镜子里观察蒙蒂的手下换岗，一边想着斯黛芬妮，接着是本，然后又是斯黛芬妮，现在她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思想。对我来说，她总是那么遥不可及。身穿一袭白衣、完美无瑕的斯黛芬妮，本的保护神。我得提醒你，那时我还年轻。当年如果你听到我说起女人，也许会以为我很有经验，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作为男人的我，其实还是个孩子，可别跟作为战士的我混淆了。 我等到晚上十点钟，然后带着一瓶葡萄酒偷偷溜下楼，找辛普森先生和他老婆去了。我跟他们一块儿坐着喝酒，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我把辛普森先生拉到一旁。 “克里斯，”我说，“我知道这事很傻，可有位争风吃醋的女士成天盯着我，我想从后门走。能不能让我从你们的厨房出去？” 一个小时之后，我上了开往格拉斯哥的夜间卧铺车。我是一字不差地照着反侦察程序做的，确信自己没被跟踪。尽管如此，在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我还是格外谨慎，到快餐部慢悠悠地喝了一壶茶，转着眼珠打量周围有没有人监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在克莱德河48的对岸叫了辆出租车先去了海伦斯堡49，然后又坐上从坎贝尔敦到西塔伯特湾的巴士。那个时候除了短暂的夏季，驶往西部群岛的轮渡每星期只有三班。不过我的好运气还在：有一艘轮渡正在等客，我刚上去船就开了，所以下午还挺早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朱拉岛，在阿斯凯格港50稍作停留，然后在阴沉沉的北方天空下继续朝公海驶去。当时轮渡上只剩下三个乘客：一对老夫妇，还有我。后来我走到甲板上层免得他们问这问那，结果大副又兴高采烈地问了我一堆问题：我是来度假的吗？我是不是当医生的？我结婚了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种得其所哉的感觉。从来到海上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在我心中都变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事也都有了实现的可能。没错，我激动地想。我眺望着海面上迎来的座座峭壁，冲着尖声啼鸣的海鸥微笑。没错，这就是本会选择的藏身之处！在这里，他心中的瓦格纳51之魔才能找到安宁！ 务必请你理解并尽量包涵，那时候的我还很幼稚，总会轻易被北欧日耳曼民族的种种幻想打动。我此刻追寻的，恰恰是那些驱使着本的东西。神秘的岛屿——应该是莪相52的！——翻卷的云层，汹涌的海浪，独居在城堡中的女祭司——这些形象没完没了地在我心里涌现。当时的我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还没见到斯黛芬妮，我的灵魂就已经属于她了。 寡妇屋在岛的另一边，店里的人们跟我说，最好让小福格斯开吉普车送你过去。结果我发现小福格斯已经七十岁了，即使没到七十也差不了几天。我们的车开进了两扇摇摇欲坠的铁门。我给了小福格斯车钱，按响了门铃。屋门开了，一个白肤金发的女人盯着我。 她身材高挑而又苗条。如果她真是和我一般年纪——的确如此——她的那种威严风度我得再活一辈子才能赶得上。她并不是穿着一袭白衣，而是穿了件沾满油彩的深蓝色罩衫。她的一只手里拿着调色刀，我说话时她把手举到前额，用手腕背面拨开一缕散开的发丝。接着她垂下手贴在身旁，我的话早已说完了，她还站在那儿听着，一边思忖我的话在她脑海中留下的回声，一边拿这声音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抑或男孩对比。然而，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奇怪的地方，也是我最难以表述的。奇怪之处在于，斯黛芬妮和我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实在太接近了，这简直毫无道理。她苍白的肤色、浑金璞玉般的真诚态度、内在的力量，再加上几乎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柔弱之感，都和我心里的预想完全吻合。即便我在别的什么地方偶尔撞见她，我也能认出她就是斯黛芬妮。 “我叫内德，”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是本的朋友，也是同事。就我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儿。” 我本想继续往下说。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套豪言壮语，打算说些“请转告他，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之类的话，但她目不转睛的凝视让我打住了。 “谁知道你来，谁不知道你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问。她说话时没有口音，不过却带着德语的顿挫感，发开口元音之前都会略有停顿。“他又没在躲着藏着。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找他？他干吗要躲啊？” “据我所知，他可能碰上了点麻烦。”我一边说，一边跟着她进了屋。 大厅半是画室，半是临时凑合的起居室。大部分家具上都蒙着挡灰的布单。桌上摆着饭后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盘子，都是用过的。 “什么麻烦？”她问道。 “和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还以为他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从来不和我聊工作上的事。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 “能问问他都和你聊些什么吗？” 她想了想。“不行。”接着，她仿佛又缓和了些，“现在他根本不和我说话。他好像成了个特拉普派53。有何不可？有时候他看我画画，有时候去钓鱼；有时候我们吃点东西，或者喝一点儿红酒。他常常睡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过来的么？” “他坐船来的。他不说话，所以我只知道这么点情况。” “他失踪了，”我说，“都吵吵着要把他抓回去。他们以为他会来找我。我想他们还不知道你。” 她又在听我说话，先是听我说出的词句，然后听我的沉默不语。她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就像是一只在侧耳聆听的动物。这是苦难带来的威严气度，我想起了她爱人自杀的事。小小的烦心事根本不会让她受到影响。 “他们，”她迷惑不解地重复道，“他们是谁？知不知道我又有什么要紧的？” “本在从事秘密工作。”我说。 “本？” “跟他父亲一样，”我说，“能追随父亲的脚步，他感到无比自豪。” 她大吃一惊，情绪也激动起来。“为什么？替谁工作？秘密工作？真是个傻瓜！” “英国情报部门。他被派驻在柏林，隶属于军事顾问办公室，但他真正的工作是搞情报。” “本？”她问，脸上显露出厌恶和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他不得没完没了地说谎？本？” “是的，恐怕是这样。可那是职责所在。” “太可怕了。” 她的画架背面对着我。她站到画架的那一边，开始调颜料。 “我要是能跟他谈谈……”我说。但她假装专心作画，没搭理我。 屋子后面有一片公共用地，然后是一排被风吹弯了腰的松树。松树前面是一个小湖，围绕在淡紫色的山丘之中。我依稀看到远处湖岸已经垮塌的码头上站着个渔夫。那人在垂钓，但没见他抛钓钩。我不知道自己盯着他看了多久，但足以让我认出他就是本，足以让我看出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钓到鱼。我推开落地窗，走进花园。我蹑手蹑脚地顺着码头往前走，一阵冷风吹得湖面起了涟漪。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衣服有点大，我估计是她那位死去的情人的。还有一顶帽子，绿色的毡帽简直像是专为本定做的，他不管戴什么帽子都是这样。他没转身，但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我的脚步。我在他的身旁站住了。 “像你这么钓鱼只能钓上肺炎，你这个德国佬。”我说。 他的脸没朝向我，于是我还站在他身旁，跟他一起看着水面，感觉到他的肩膀轻轻碰着我，那是摇摇晃晃的码头不经意间让我们撞到了一起。我看着水显得越来越浑，山后面的天空也成了灰色。有几回，我看着他鱼线上的红色浮子消失在油乎乎的水面下。可即使有鱼咬钩，本既没去遛鱼，也没收线把鱼钓上岸。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黛芬妮的身影站在画架前，涂上一笔，又举起手腕贴着额头。天气渐冷，暮色四合，但本还是一动不动。我们在跟彼此较劲，就像以前强制手段训练时那样。我在要求，本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如愿。哪怕要用一整夜再加上明天，哪怕我在这期间饿死了，只要本一直不理睬我，我就绝不让步。 半轮月亮升上夜空，星星也出来了。风已经停息，地面上一层银色的雾漫过了黑魆魆的欧石南丛。我们还站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个人投降。我都快站着睡着了，这时我听到本的线轮格格地响起来，看到浮子和空空如也的钓线升出水面，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我没动，也没说话。我让他收起鱼线，固定好鱼钩。让他朝着我转过身来，因为他如果想从我身旁走下码头，就必须转向我这边。 我们面对面站在月光下。本低着头，好像是在研究我的脚，看看能不能从旁边绕过去。他的目光向上移到我的脸上，但他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僵硬的面容还是很僵硬。如果说他脸上流露出了什么情绪的话，那就是愤怒。 “好啊，”他说，“‘第三名刺客’上场了。” 这一回我们俩谁都没笑。 她肯定是觉察到我们在往回走，自己就先行离开。我听到屋里的另一个地方在放音乐。来到大厅，本朝楼梯走去，但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一定得告诉我，”我说，“告诉我最合适了。我是擅自离队到这儿来的。你一定得告诉我情报网出了什么事。” 过了大厅有一个长长的会客室，这儿的窗户上有百叶帘，沙发上盖着更多的防尘布单。屋里很冷，不过本还穿着夹克，我也穿着厚大衣。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来。我有种直觉，比这再亮一点的光线都会让他心神不定。音乐听起来离我们不是很远。我觉得像是格里格54的曲子，但并不确定。本说话时既没有悔恨之情，也不是为了宣泄。他已经向自己忏悔得够多了，整日整夜，这我知道。他的语调死气沉沉，像是一个在讲述灾难的人，心里明知没亲历其事的旁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音乐始终响着，在为他伴奏。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用处。充满冒险精神的英雄已经放弃了，不愿再与命运抗争。也许他对自己的愧疚感有点厌倦了。他说得简短而又生硬。我觉得他是希望我快点离开。 “哈格蒂是个混蛋，”他说，“世界一流的混蛋。他是个贼，爱喝酒，偶尔还强奸女人。他没被开掉的唯一理由就是塞德尔情报网。总部打算连哄带骗地让他放手，好把塞德尔交给新来的人接管。我是第一个新来的。哈格蒂决定好好治治我，因为我把他的情报网给抢走了。” 他讲了哈格蒂常常刻意侮辱他，连续不断地让他在夜里和周末值勤，还把不怀好意的报告回传到哈格蒂在总部的支持者圈子里。 “起初，情报网的任何事他都不跟我说。后来总部痛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了。整整十五年的全部情况。所有人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殉职的情报员。他给我送来一堆堆小山似的文件，全都做了重点标记和交叉索引。看看这个，记住那个。她是谁？他是谁？注意这个地址，这个名字，这些掩护身份，还有这些暗号。逃脱程序。撤离点。无线电使用的识别代码和安全程序。然后他还会考我。把我带到安全屋，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盘问我。‘你还干不了这个。只有等你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才能派你进去。这个周末你最好待在这儿，多下点功夫。星期一我再来考你。’情报网就是他的命。他想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够格。我感觉到了，而且我也确实不够格。” 但总部并没有屈服于哈格蒂的威吓，本也没有。“我让自己进入了考试的状态。”他说。 随着本和塞德尔第一次会面的日子渐渐临近，他自编了一套助记法和缩略语，以便掌握情报网十五年的历史。他没日没夜地坐在柏林站总部的办公室里，画了许多意识图和联络图，想出了许多套方法用来记住情报员、下属情报员、送信人以及合作者的化名、掩护身份、家庭地址和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自己整理出的资料写在普通明信片上，只写一面。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他写的是只有一行字的主题，比如“情报投放点”、“工资”、“安全屋”。每天晚上回公寓之前，或是躺在站里病号室的床上直直腰的时候，他都会跟自己玩一把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面朝下放在桌上，然后把他能记住的信息和反面的资料进行对比。 “我睡得很少，不过这对我来说是常事，”他说，“那一天快来到的时候，我压根就不睡觉了。一整夜我都在死记硬背，然后躺到沙发上瞪着天花板。等到爬起身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记住。脑子像是瘫痪了一样。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桌旁把脑袋埋进手里，开始问自己各种问题。‘如果掩护身份是玛格丽特二号的情报员认为自己受到监视了，他该跟什么人联络，怎么联络，联络对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一片空白。” “哈格蒂溜达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说句公道话，他当时祝我好运来着，而且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我原以为他会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准备跟他说见鬼去吧。但他只说了一句‘Komm gut Heim’55，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把卡片揣进了口袋。别问我为什么。我害怕失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因为这个，对不对？我害怕失败，我恨哈格蒂，哈格蒂把我折磨得够呛。带着卡片的理由我还能说出两百多个，但没有一个能帮上忙。也许这就是我自行了断的方式吧。我挺喜欢这个想法。我带着卡片，过了边境。我们开着一辆特别改装过的豪华轿车。我坐在后座上，我的替身藏在座椅底下。当然，东德警察是不能搜查我们的。尽管如此，在急转弯的时候和替身换人还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你差不多就得从车里滚下去。塞德尔给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他特别相信这玩意儿。以前他在英国当战俘的时候，警卫就常常借自行车给他用。” 史迈利已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了，不过我还是听本又讲了一遍。 “我的卡片装在夹克口袋里，”他接着说道，“夹克的内袋。那天柏林热得要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好像把夹克敞开了。我也搞不清了。我努力去回想，有时候觉得自己解开了扣子，有时候又觉得没解。拼命去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这样，你回忆起来的情况什么可能性都有。我提前赶到接头地点，查看了附近的车辆，做了要做的那老一套，然后就进去了。那时候我什么都能想起来。身上带着卡片还真起了作用。我根本用不着它们。塞德尔挺好，我也挺好。我们办了该办的事，我向他介绍了情况，给了他一些钱——全都和沙拉特训练时一样。我骑车回到要上车的地点，扔了自行车，跳进轿车。等到我们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我才意识到卡片没了。我感觉不到卡片的分量了，也可能是感觉不到卡片在口袋里硌着，或者是别的什么。我顿时着慌了，不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内心深处，我始终都很恐慌。我就是这样。当时只不过慌得更厉害一些而已。我让他们开车把我捎到公寓，然后打了塞德尔的紧急号码。没人接听。我又打了撤离点的电话。没人接听。我又试了临时替班的号码——是个女的，名叫洛特——还是没人接。我坐上出租车直奔滕珀尔霍夫机场，小心翼翼地办了出境，然后就到这儿来了。” 突然间，我能听到的只有斯黛芬妮的音乐了。本的故事已经讲完。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故事只有这么长。我等着，两眼盯着他，指望他继续往下说。我原以为最起码得是被绑架了——野蛮的东欧秘密警察从车后冒出来，用小沙袋把他打昏，把浸过氯仿的面罩捂在他脸上，把他的衣袋翻了个遍。渐渐地，我才明白过来他讲述的经历简直平庸得可怕：丢掉一个情报网竟然如此容易，几乎像是弄丢了一串钥匙、一本支票簿，或是塞在胸前口袋里的一条手帕。我多么希望听到更体面一点的理由，可是他根本给不了我。 “那你最后带着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弄丢了课本的小孩子说话，但本并不介意。他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卡片？”他说，“可能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可能是从车里滚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到车上的时候。自行车配着一把能锁住车轮的链条锁，我得弯下腰才能上锁、开锁。可能是在那时候。丢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找到东西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找到以后，那可就太清楚了。但这一次我没有以后。” “你觉得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想问问他，给我的那封情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我没勇气开口。再说，我觉得我也是知道的。应该是在哈格蒂把他整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感到很绝望，猛喝了一通酒。其实我希望他能对我说，他根本没写过那封信。我想把时钟往回拨，让一切都回到一个星期之前的状态。但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已经随着简单的答案一起消失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已彻底结束。 他们肯定早已把屋子包围起来，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根本没按门铃。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屋的时候，蒙蒂很可能就站在窗户外面，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进屋时直接就走了进来，神情虽然有点尴尬，却很坚决。 “你干得很漂亮，内德，”他安慰我说，“是公共图书馆把你暴露了。管书的那个漂亮姑娘还真挺喜欢你。要是我们同意的话，我觉得她都会跟着一块过来。” 斯科迪诺跟着他进了屋，接着史迈利出现在另一个门口，脸上带着歉意，他做出最冷酷的举动时往往都是这样的表情。我做的一切恰恰都是他希望我去做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我把自己放在了本的位置上，领着他们找到了我的朋友。本看样子也不是很吃惊。也许他反而觉得释然了。蒙蒂和斯科迪诺站到本两旁，可他还坐在防尘布单中间，那件花呢夹克松松垮垮地堆在身周，仿佛是一块地毯。斯科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蒙蒂和斯科迪诺弯下腰，像两个配合默契的家具搬运工似的轻轻地把他拎了起来。我对本辩解说，我并没有故意出卖他，他摇摇头说没关系。史迈利站到一旁，让他们过去。他那双近视眼询问地看着我。 “我们专门安排了一班船。”他说。 “我不走。”我答道。 我把视线从他身上转开，等我再看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沿着车道消失在远方。我循着音乐声穿过空荡荡的大厅，走进一间书房，这儿堆满了书籍杂志，地板上还摊着一叠纸，好像是小说的手稿。斯黛芬妮侧着身子坐在一张宽椅子里。她换上了家居服，淡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头。她光着脚，我进屋的时候她也没抬头。她跟我说话时仿佛早就认识我，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也没错，因为我是本熟识的人。她关掉了音乐。 “你是他的爱人吗？”她问道。 “不是。他希望我是。我现在才明白。” 她微微一笑。“我倒是想让他当我的爱人，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对吧？” “看来是这样。” “你有过女人吗，内德？” “没有。” “本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试过。估计还是不成吧。”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泪水顺着脸颊和颈项滑落。她站起身，紧闭着双眼，像个盲人似的伸出双臂让我抱住她。她的身体紧贴着我，头埋进我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我伸出胳膊搂住她，可她把我推开，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是谁让他去做你们这一行的？”她说。 “没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追随父亲的道路。” “这能算是选择吗？” “应该是吧。” “那你呢，你也是自愿的？” “是。” “你又在模仿谁？” “谁也没有。” “本根本没有面对这种生涯的本领。他们不该看上他。他太会说服别人了。” “我知道。” “那你呢？你需要他们来把你变成男子汉吗？” “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把你变成男子汉？” “我说的是工作。比如倒垃圾桶，或是在医院里打扫卫生。总得有人去做啊。我们不能假装那工作并不存在。” “哦，但我觉得可以。”她拉住我的手，僵硬的手指和我的手指交缠在一起，“我们会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是假装还有别的事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要想打败撒谎的人，不一定非得对他们说谎。今晚你会留下来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本。我是我自己。是他的朋友。” “跟你说件事，行吗？玩弄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记着我的话，好不好？” 我脑海中并没有我们告别时的印象，我想那一定太痛苦了，因此记忆不愿将其留存下来。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是当时我得去赶那班渡轮。没有吉普车等我，我只能走着去。我顶着夜风匆匆前行，绕过乱石嶙峋的海湾，乌云在月亮周围翻卷，海浪重重地拍击着岸边，我还记得她泪水的咸味和发际的芳香。我还记得那个海岬，记得那艘又短又粗、亮着灯的小汽轮开始解缆起航。我还知道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岸的时候史迈利过来站到了我身旁。当时他肯定已经听完了本的故事，特意到甲板上来安慰我，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再也没见过本——上岸的时候他们就没让我接近他——但后来我听说他被情报部开除了，便给斯黛芬妮写了封信，请她告诉我本在哪儿。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标着“查无此人”。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本其实并没有造成情报网的覆灭，因为比尔·海顿早已将他们出卖。更理想的是，那个情报网原本就是东德或苏联人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并向我们提供虚假情报。但事实恐怕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海顿的权限还受着职责划分的限制，他的工作也用不着往柏林跑。海顿被逮捕后，史迈利甚至还问过他，那个情报网出事他究竟有没有插手。海顿听了放声大笑。 “许多年前我就想控制那个情报网了，”他回答说，“听到出事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简直他妈的太好了，都想送束花给卡文迪什小老弟，不过我觉得那么干不太安全。” 如果今天我见到本，我能告诉他的最好的消息是：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情报网，再过几年海顿也会为他代劳。我能告诉斯黛芬妮的最好消息则是，从她的角度而言，她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说的也没错；我始终没忘记她告诉我的话，尽管如今我已不再把她视为所有智慧的源泉。即使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到底应该算是本的秘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她仍旧是最早在我耳畔响起的海妖歌声，她告诫我，我的使命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有时候我会想，我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但恐怕我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一个稚嫩的少年，仿佛是另一个本，不谙世事，为了驱除内心的软弱而佯作坚强，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庇护。 不久之前，我又回到了柏林。那是在柏林墙被宣告废弃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点旧事需要我去处理，人事组的头儿很乐意支付费用。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被派驻柏林，但我却是那儿的常客。对我们这些“冷战”老兵来说，去一趟柏林就像是回归发源地。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我不知不觉来到一小截脏兮兮的围墙前。这地方后来渐渐被人们称为“无名者之墙”，是为了纪念六十年代因企图逃离而被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先见之明地留下名字。我站在一小群东德人（大部分都是女的）中间，我注意到他们在仔细查看一个个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氏，男，1965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在寻找线索，想把这些日期和她们所知的一丁点儿情况对起来。 我突然觉得一阵难受，心想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寻找本手下的某一个情报员，那人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疾步奔向自由，却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想法让我感到愈发困惑：竭力要消灭柏林墙这一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西方盟国，而是东德自己。 纪念墙如今已不在了。或许它会在某座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容身的角落，但我对此颇感怀疑。柏林墙倒塌——被砸成碎块，然后卖掉——的时候，纪念墙也随之倒下。我觉得对人的反复无常而言，这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注脚。 4 有人问了史迈利关于审讯的事，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夜色渐深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主要是因为听众们想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案例。这帮孩子可真够无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谎者破绽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迈利含糊其辞地承认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于辨别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可困难得多。受到审讯时，谁都不可能表现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现得很聪明，聪明的人倒显得很愚蠢；有罪的人仿佛像青天白日一样清白，无辜的人却显得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偶尔人们也会表现得和正常时一样，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当然了，每次都会被抓住的可怜虫就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倒霉的行当里，最难让人信服的反倒是什么都没隐瞒、根本无可指责的人。” “恐怕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女人。”我喃喃自语。 乔治这话让我想起了贝拉，还有那个亦正亦邪的勃兰特船长。 他是个大块头，模样粗豪，长着亚麻色的头发，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走路时跟刚上岸的水手似的摇摇晃晃，眼神像冒险家一样总望着远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苏黎世，当时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烦。苏黎世的警察局长半夜打电话对我说：“领事阁下，我们这儿有个家伙说有情报要提供给英国人。我们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驱逐出境。” 我没问是哪个边境。瑞士人有四条边境线，但他们把别人赶出去的时候并不会专门指定其中的哪一条。我开车赶到辖区监狱，在一间装着铁栏杆的讯问室里和他见了面。他简直像个困在笼中的巨人，身穿高领套头衫，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样子这是他自封的Kapit?n zur See 57头衔。 “你现在离海可够远的。”我握着他满是老茧的大手说。 在瑞士人看来，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对头。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为此列出了专门的条款。他寻衅滋事，身无分文，所持的西德护照一看就是假的——不过瑞士人没挑明这个情况，因为假护照会减少他们把此人赶到其他国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时他喝醉了酒，四处乱晃，还说是给一个姑娘害的。他打坏了一个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和我谈。 “你是英国人？”他用英语问，估计是不想让瑞士人听懂我们的谈话，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好。 “是的。” “请证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给他看。照那上头的描述，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问道。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忽地把脑袋埋进双手里，一头长长的金发都给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抬起胳膊把头发捋回脑后。他脸上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就像个拳击手。 “你在监狱里待过么？”他瞪着擦得发白的桌子问道。 “没有，感谢上帝。” “耶稣啊。”他叹道，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出生在里加，父母一个是拉脱维亚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天生就属于大海，这一点我立刻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去过阿尔汉格尔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参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里加买了艘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干起了走私勾当，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渔民的帮助，把廉价的苏联伏特加酒偷运到芬兰。他在列宁格勒附近被抓进监狱，越狱后偷渡到波兰，在克拉科夫59跟一个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现在向你转述的可是他的原话，仿佛从苏联偷渡到波兰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车，或是溜达出去喝一杯。不过，尽管我不太了解他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他第二次这么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波兰姑娘离开他嫁给了一个瑞士推销员，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来到马尔默60，然后又跑到汉堡去找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可这位表兄当真是够“远”的，直接就叫他见鬼去。于是他偷了表兄的护照，南下来到瑞士，决意要把波兰姑娘追回来。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兰特就打断了那可怜家伙的下巴，把自己搞到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这一大段话都还是用英语说的，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学的英语。干走私的时候总听BBC的节目，他说。还从波兰女朋友那里学了点儿——她是个语言专业的学生。刚才我给了他一包烟，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间弄得跟毒气室一样。 “那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问他。 他先说了通开场白：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对莫斯科本来也没什么忠心。生在拉脱维亚的他得忍受可恶的苏联暴政，在海军服役时又被可恶的苏联军官呼来喝去；可恶的苏联人把他逮进监狱，追得他无处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帮家伙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他恨透了苏联人。我问他服过役的军舰的名称，他告诉了我。我问他舰上载有哪些武器，他说出了苏联人当时拥有的几种最为先进的装备。我递给他纸笔，他画出的草图准确得令人吃惊。我问他懂不懂信号。他懂得很多。他是个称职的通信兵，用过苏联人最新的玩意儿，虽说那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问他：“干吗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认识“几个英国人，在列宁格勒”——是去友好访问的英国海员。我记下他们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办公室给伦敦发了一封急电，因为在勃兰特被驱逐出境之前，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船长已经在萨里61的一处安全屋接受严格的盘查了。他即将从事的职业非常危险。他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湾了如指掌；他朋友众多，其中有老实的拉脱维亚渔民，有黑市贩子、小偷，还有心怀不满、逃避社会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伦敦在遭受近期损失后亟需的——建立一条经由波兰、德国进出苏联北部的新供应线的机会。 说到这儿，我得向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势——关于圆场，还有我自己为了在圆场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后，我的情况一直不太明朗——他们可能会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赶出去。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能留下来得感谢史迈利在幕后的干预，虽说当时我并不知情。假如人事组的头儿能说了算，不出五分钟我就会被开除。我在软禁期间擅自脱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关系亲密却知情不报；虽说我并不情愿接受本的求爱宣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活该见鬼去。 “我们觉得你可以考虑去英国文化协会62。”人事组的头儿恶声恶气地说道。他叫我去谈话时连茶都没倒一杯。 但史迈利为我说了情。看来他觉得年轻冲动的我还有潜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规模不大、由散布欧洲各地的秘密情报来源组成的私人队伍。上头对我宽大处理还有一个原因——但即便是史迈利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尔·海顿掌管的伦敦站势力急剧扩张，几乎垄断了圆场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所有行动。就算史迈利怀疑的眼神还没集中到比尔身上，他也已经确信圆场五楼的核心圈子里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史迈利决心要组建一支情报员队伍，他们年纪轻、级别低，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怀疑对象。万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我似乎被遗忘了，整天在后面的大房间里打下手，替白厅的客户们干些评估分发低密级报告的活儿。我没有朋友，无聊透顶，越来越觉得人事组的头儿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办公室，当着史迈利的面说要把我派驻到苏黎世当助理。我的上级是一位能干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据称此人对我的原则是“学不会游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个月，我在苏黎世老城区的一所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我的情报来源中有一个在日内瓦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此君爱列宁，但更爱的却是个法国空姐；一个在洛桑的捷克军火贩子，因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炸药而深感良心不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63有座小别墅，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发展以前家里的佣人；一个紧张兮兮的东德物理学家，他隶属埃森64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里皈依了罗马教廷。我对波兰驻波恩66大使馆的窃听搞得挺不赖，还监听了巴塞尔67的两个匈牙利间谍的电话线路。另外，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梅布尔。她最近刚转到审查组，是低级官员酒吧里深受众人爱慕的对象。 史迈利对我的信任并没有白费。由于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后方坚持执行严格的“需者方知”68原则，我们成功地网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将它们传递到了能真正利用情报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有多么不容易，肯定会感到很惊讶。 于是，像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汉堡的位置空出来了——一个人的职位，直接听命于伦敦站。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当时伦敦站俨然已成为情报部的行动枢纽。史迈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尽管私底下他对不断揽权的海顿持有保留态度。我费了许多心思，没有鲁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组的头儿我有在海军工作的经历。我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让他感觉到我已经厌烦了史迈利那种老派的谨慎作风的束缚。这法子奏效了。他把汉堡的职位给了我，以为我也是海顿的支持者。当天晚上，我和梅布尔在比安希餐馆吃了顿浪漫的晚餐，然后上了床，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一切在我眼中都顺顺当当，这种感觉在我查看自己新的“存货”清单时又增强了。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名单上有个人叫沃尔夫·迪特里希，化名“勃兰特船长”，他在我新执导的这班演员中是个主角。我们现在说的已经是六十年代后期了。比尔·海顿掌权的时间还剩下三年。 汉堡对英国人而言一直是个好地方，那时候更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场所。经历过苏黎世湖畔的文雅氛围之后，汉堡这座城市显得活力四射，到处都洋溢着海风的气息。旧日汉萨同盟69与波兰、北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联系依然非常活跃。我们这儿有商业，有银行业——哦，苏黎世那边倒是也有。但我们这儿还有航运业，有移民，还有冒险家。我们这儿多的是浮华与粗俗。我们是德国的卖淫业和新闻业之都。我们的门前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70掩映在丘陵间的低地，这儿有横着刮的暴风雨、红色的农庄、绿色的田野，还有乌云密布的天空。每个人都是待价而沽的。直到今天，谁要是想收买我的灵魂，只要趁着我在堤岸上艰难跋涉过之后，送上一大罐吕贝克啤酒、一听腌鲱鱼和一杯德国烈酒就行。 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让人舒心。我的身份是负责航运业的领事助理内德。我那简陋的办公室是一栋漂亮的砖砌小屋，挂着黄铜门牌，去总领事馆很方便，但出于谨慎的考虑，那是栋独立的房子。从海军部借调来的两名职员为我做掩护工作，并严守秘密。我有一部无线电台，还配了个来自塞浦路斯的译码员。虽然我跟梅布尔还没订婚，我们俩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伦敦向比尔·海顿或是他手下的哪位副职请示工作，她都会特意为我做好准备。 如果要和手下的情报员见面，我在韦灵伯特71区有一所安全公寓，下方正对着一片墓园。公寓楼下是一对已经退休的德国老夫妇经营的花店，早在“二战”期间，他们就是我们的人了。花店最忙的时候是星期天，每到星期一早晨，住宅区的一帮孩子会排着队把他们昨天卖出去的花再卖还给他们。我从没见过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白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会有灵车、带篷的货车和送葬队伍从我们门前经过。但到了夜里，这地方确实像坟墓一样安静。即使是勃兰特船长这样的外国人，穿上黑衣、戴上黑帽也能毫不起眼地晃进花店前的砖砌拱廊，一手拎着旅行推销员的那种公文包，通通作响地大踏步走上楼梯，来到我们标着“Büro”72字样、看起来再合法不过的大门前。 我还是继续叫他勃兰特好了。有些人就算名字再怎么换，别人记住的也只有一个。 不过，我皇冠上的宝石却是玛格丽特号——或者按照我们用英语的叫法——雏菊号。她是一艘四十英尺长的舱房式游艇，由瓦叠式外壳的双头渔船改装而成，设有一个操舵室、一个主厅，水手舱里有四个铺位。后桅和船帆能保持船身稳定，不致倾翻。船体是深绿色，船舷上缘是浅绿色，舱房顶部则是白色。她是为便于从事秘密行动而建造的，并不以快速见长。在光线不佳、波涛汹涌的水域，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她。雏菊号的甲板船具很少，船身紧贴水面，在雷达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没有一点儿威胁，尤其是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波罗的海是片险恶的水域，水不深，而且没有潮汐。即便只是刮点小风，这里也会掀起凶险的巨浪。雏菊号以十节速度加足马力航行的时候，就会摇摇晃晃，发出猪嚎似的噪声。全船唯一快速的东西，就是那艘十四英尺长、拴在舱房顶部当做救生艇的佐迪亚克橡皮艇，艇上配备着五十匹马力的约翰逊牌发动机，能让我们的情报员快速登船离船。 雏菊号的停泊地是易北河畔一个名叫布兰肯尼斯的老渔村，离汉堡只有几英里远。在那儿她心满意足地停在其他模样差不多的船中间，你都想不到她有多么不起眼。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从布兰肯尼斯出航，往上游开到基尔运河73，再以像爬行一样的五节速度缓缓开上六十英里，最后进入公海。 雏菊号有一套台卡导航系统74，可以通过岸上的从属电台收取信号，但其他的船也都是这样。从里到外，船上没有任何与其朴素之感不相符的东西。雏菊号的三名船员每个人都是样样皆能。船上没什么专家，但三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爱好。如果我们需要专业的调度员或是装运工，皇家海军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就能明白，我在伦敦站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小队提供后援，在前方有一应俱全的资源来检验自己的多种技能，还掌管着雏菊号和她的船员；对于一个生来就热爱大海的情报站长而言，能够继承到的一切宝贵财富我都已具备。 当然了，我还有勃兰特。 勃兰特来到圆场的桅杆下之前在别处干过两年，这段时间让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起初我觉得很难说清楚。与其说那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愈发成熟、愈发坚定之感，不如说是一种令人厌倦的戒备之心、一种过了头的警觉——在秘密世界中待得久了，哪怕最从容不迫的人都会被打上这样的烙印。我们是在安全公寓见面的。勃兰特走了进来。他猛地站定，两眼直盯着我。他认出我是谁了，咧开嘴巴大叫一声，像苏丹王打招呼似的紧紧抱住我。差点把我的胳膊勒断。他哈哈大笑，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他把我推开些打量了一番，接着又把我拉回来抱住，紧贴在他的黑大衣上。不过，他自然流露的热切之情中却透着一丝警觉。我知道那些迹象。我在别的情报员身上见到过。 “该死的，他们怎么啥都不告诉我，领事阁下？”他一边喊，一边又紧紧抱住了我，“他们在玩什么鬼把戏？我跟你说啊，我们在那边干了不少好事，你知不知道？我们有能干的人，我们把那帮该死的俄国佬整得够呛，知道吧？” “我知道，”我也笑着对他说，“我听说了。” 天黑之后，他坚决要我坐在他那辆厢式车后面的一卷卷绳子上，以能把人脖子摔断的速度开车来到伦敦站给他买下的一座偏僻农庄。他执意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船员们，我对此也很期待。我更期待看到勃兰特的女朋友贝拉，因为伦敦站对这个刚进入他生活之中的女人有点疑虑。她二十二岁，和他在一起有三个月了。勃兰特看起来都快五十了。我记得那是在盛夏时节，厢式车里面尽是小苍兰的香味，他刚从市场给她买了一束。 “她是个顶棒的姑娘，”我们进屋时勃兰特自豪地对我说，“饭烧得好，做爱做得好，还想学英语，什么都行。嗨，贝拉，我给你带了个新男朋友回来啦！” 画家和水手住的地方都一个样，勃兰特的房子也不例外。陈设简朴，却很温馨；地面是砖砌的，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白色的椽子。即使在黑暗之中，这座房子仿佛也能把外面的光线引进来。壁炉里的木柴烧得红彤彤的，一盏船灯照出了一位女郎裸露的侧身，她正躺在一堆靠垫上看书。听到我们进屋的声音，她兴奋地跳了起来。二十二岁，看起来只有十八——她抓住我的手高兴地上下摇晃时我心里这么想着。她穿着一件男式衬衣，短裤短得要命，脖子上那块亮闪闪的金质护身符宣示着勃兰特对她的所有权：这是我的女人，戴着我的标记。她的脸看着像是农民，有斯拉夫人的特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愉快的神情；清澈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就算嘴唇不动，弯弯上翘的嘴角也带着笑意。她光着的双腿很长，晒成了和头发一样的金色。细细的腰，高耸的双乳，屁股也很丰满。这个躯体简直太美丽、太年轻了，不管勃兰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样的躯体根本不属于他那把年纪的人，连我这样的都不配。 她把勃兰特买的小苍兰插进花瓶，端出了黑面包、腌菜和一瓶德国烈酒。她的一举一动都无心地流露着挑逗的意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她要么心里一清二楚，要么就是根本没意识到。她挨着勃兰特坐在桌旁，冲着我微微一笑，伸出胳膊搂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就那么大敞着。她抓住他的手举起来，让我看看她的手与他相比是多么柔嫩。勃兰特毫无顾忌地谈起了情报网的事，说到情报员和地点时都是直呼其名，贝拉则用那双坦率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跟你说，内德，”勃兰特说道，“我们得给亚历克斯再弄个电台，听到了吧？他们把电台拆了，换了新零件、电池，那个电台破得很。是个带霉运的电台。” 电话铃响了，他老气横秋地接起来说道：“听着，我很忙，行了吧？……包裹丢给斯蒂芬，我说过了。喂，你有莱奥尼兹的消息吗？” 房间里渐渐聚满了人。头一个急匆匆冲进来的男人有点罗圈腿，小胡子往下耷拉着。他热切而又纯洁地亲了亲贝拉的嘴唇，往勃兰特的胳膊上捶了一拳，然后自己动手盛了满满一盘吃的。 “他叫卡济米尔，”勃兰特介绍说，大拇指一挑，“他是个狗杂种，我很喜欢。怎么样？” “好得很。”我由衷地说道。 我记得卡济米尔是三年前从芬兰边境逃过来的，一路上他干掉了三名苏联边境卫兵。他特别喜欢捣鼓各种机械设备——胳膊上沾满机油的时候他最开心。他也是船上备受尊敬的大厨。 卡济米尔之后是杜尔瓦兄弟，一个叫安东斯，一个叫阿尔弗雷斯。兄弟俩像威尔士人似的身材矮壮，性情直率，和勃兰特一样长着蓝色的眼睛。杜尔瓦兄弟向母亲发过誓，两人从不同时出海，于是他们就轮流工作。雏菊号上配备三个船员最合适，我们还喜欢留点空间放货物，或是不期而来的乘客。很快，大家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话来，逮着我问这问那，又不等我回答；放声大笑，举杯祝酒，抽烟，回忆过去，悄悄商量事情。卡济米尔说，他们上一趟跑任务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那是三个星期之前。雏菊号在离格但斯克湾75不远的海面上碰上了古怪的风暴，后桅折断了。安东斯·杜尔瓦说，拉脱维亚海岸边上的乌亚瓦起了大雾，他们没看见灯光信号。后来他们发射了一枚信号火箭，还好上帝保佑，原来一大帮拉脱维亚笨蛋就站在海滩上准备接应他们，活像是该死的城市开创者派来的代表团！屋里的人一阵狂笑，纷纷举杯，接着就陷入了北欧人特有的沉默。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了同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 “敬瓦尔德马斯。”卡济米尔说，我们为瓦尔德马斯干了一杯。他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五年前牺牲了。贝拉拿起勃兰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单独喝的，眼睛还从杯沿上方瞅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说道，那严肃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样让人着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难道他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说，她只不过是在向一个为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致敬？ 不过，我还得和你多讲讲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有没有和贝拉上床，也不是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尔德马斯被送到岸上，从此再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设法吞下了自杀药丸；还有人说他跟保镖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连保镖也没影了。在那个被组员们称为“背叛的秋天”的时期，失踪的人还不止瓦尔德马斯一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牺牲了四个拉脱维亚人——我们按着牺牲日子的顺序一个个向英雄们敬了酒——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厄运连连的时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现在情报部确信，他们没被送到森林中的游击队，没被送到海滩上忠实可靠的接应人员那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脱维亚地区行动主管的手中。即使当年我们在出事的同时小心谨慎地组建起了新的情报网，五年后这些背叛的阴影还萦绕在幸存者的心头，就像海顿不厌其烦地警告我时说的那样。 “那可是一帮粗心大意的家伙，”他和平常一样傲慢无礼地说道，“不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们就跟你阳奉阴违。北欧人看着迟钝，跟你拍起肩膀来热情得很，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一面回想着海顿的这些话，一面继续在心里掂量着贝拉。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时而用拳头支着脑袋，时而把脑袋枕在勃兰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边谋划事情边喝酒的勃兰特想心事。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总是瞅着我，打量着我这个被派来左右他们生活的英国佬。偶尔她也会像一只暖和了的猫那样从勃兰特身上挣脱，慢悠悠地梳理一番自己，换个姿势交叉起双腿，整理一下短裤好穿得更舒服些，把一绺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是把挂在双乳之间的金质护身符掏出来，翻来覆去地仔细看。我留心观察贝拉和其他船员之间有没有勾勾搭搭的迹象，但很显然勃兰特的这个妞简直是片圣地。就连性格热情奔放的卡济米尔，跟贝拉说话时脸上都会变得很严肃。她又去拿了瓶酒，回到房间时往我身旁一坐，拿起我的手搁在桌上摊开掌心，一边细细地看，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猛地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 “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佬会是个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过！”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边笑边扭着身子拱进了他的怀里。这之后她没再看我。好像是用不着再看了。于是我也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开，尽职尽责地回想着她的身世，那是勃兰特上校向伦敦站汇报的情况。 勃兰特说，贝拉是叶尔加瓦76附近农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袭了拉脱维亚爱国人士的秘密集会，她的父亲被开枪打死，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贝拉打死，但她逃进了森林，跟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帮人传来传去地玩了她一个夏天，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来到沿海一带，通过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渠道给勃兰特带了话。勃兰特根本没事先向伦敦站报告贝拉的情况，就在某个海滩把她接上了船。当时他正要把新招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经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在每一个情报网里都称得上“歌剧明星”。他们要是不发疯，就会长带状疱疹。 “都是好样的，”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城时兴高采烈地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都很棒。”我说。这是真心话，要交朋友，没有比热爱大海的人更好的了。 “贝拉想和我们一起干。她想杀掉那些打死她父亲的人。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我爱她。” 一轮白得刺眼的月亮照耀着平坦的草地，借着月光我看见了他粗犷的侧脸，坚毅的神情仿佛是要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你认识他，”我说道，假装是在回忆一件隐约记得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也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费利克斯！我跟他好得很！他是个大好人。那帮杂种把他给打死了。” “当场就死了？” “他们开枪把他打得稀烂。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朝所有人开枪。七个人。全打死了。” “出事时有人看到了吗？” “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然后就逃走了。” “尸体呢？” “秘密警察把尸体拉走了。他们害怕，那帮当警察的也不想惹当地人的麻烦。打死游击队员，把尸体扔进卡车，开着车就滚蛋了。” “你对他有多了解——我是说贝拉的父亲？” 勃兰特伸出胳膊一挥。“费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斯大林可不喜欢这样的人。等这些人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或者开枪打死，把他们折磨得够呛。问这个干吗？” 但伦敦站听到的故事却全然不同，尽管当时还只是一种传言。传言说，贝拉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被招募的，然后送回拉脱维亚，好打入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偷偷给主子报了信。游击队员惨遭屠杀的时候，他从后窗爬出去逃走了。作为奖赏，他如今已改名换姓，在基辅当上了一家集体农场的经理。有人认出了他，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别人。消息来源很微妙，要证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贝拉。 我还不仅仅是得到了警告。伦敦站的命令让我深感烦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见了贝拉几次，每一次我都必须把自己的印象记在会面记录单上，伦敦站当时坚持要我见到贝拉一次就记录一次。我和勃兰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头，结果他把贝拉也带来了，这让我很吃惊。她在城里待了一天，他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农场，这有什么要紧的？ “放心。她不会说英语。”勃兰特看出我有点不安，笑着提醒我说。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说了我们的事情，贝拉歪在沙发上，笑盈盈地睁着一双妙目听我们说话，不过主要是在听我说。 “我的姑娘可在学习呢，”我们准备分手的时候，勃兰特骄傲地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教授。Nicht wahr 77，贝拉？Du wirst ein ganz grosser Professor, du！78” 一个星期之后，为慎重起见，我到雏菊号在布兰肯尼斯的停泊地看了看，却发现贝拉也在那儿，穿着短裤，光着脚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好像我们准备乘船去地中海漫游似的。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让女人上船。伦敦那边会疯掉的，”当天晚上我对勃兰特说，“船员们也会发疯。你知道，他们对船上有女人的事都迷信得很。你自己也是一样。” 勃兰特压根没理会我的话。他说，我的前任都没有反对，我干吗要反对呢？ “贝拉能让小伙子们开心，”他坚持说，“她是家里人啊，内德，还是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贝拉就像家人一样，没事的！” 后来我查看档案的时候，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是个海军二副，他曾在报告中称贝拉对雏菊号“很感兴趣”，甚至还说她就像是“船上的吉祥物，发挥着良好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他对雏菊号最近几次执行的任务的报告，这才意识到他们出航时贝拉都在码头边挥手送行——毫无疑问，他们安全返航时贝拉肯定也会招手欢迎。 当然了，行动的安全性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我从没想过勃兰特这个组织中的一切都会按照沙拉特教的规则来运行。我知道，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把沙拉特那套复杂至极的代号、暗号和接头人体系与前方的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地处剑桥的圆场是一回事。一群脾气火爆、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波罗的海爱国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我们行动的核心圈子里存在着一个未经审核、没有被招募的随行人员，她还知道我们的计划和谈话，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年前那些背叛事件的阴影之中。我感觉我越是担心这个情况，勃兰特就越来越宠爱那姑娘，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所有者。我在场的时候，他对贝拉的亲昵表示就越来越没完没了，爱抚的动作也更露骨。“很典型，这就是上了年纪的男人迷上了小姑娘。”我向伦敦方面报告说，好像我自己见过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 与此同时，雏菊号的一项新任务正在筹划之中，任务的目的稍后会告知我们。每星期有两到三次，我都得开车到农庄去，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旁一坐几个钟头，和大家一起研究航海图、气象图和最新的海岸情况观察公报。有时候全体船员都会过来，有时候只是我们三个。对勃兰特来说，人多人少没什么区别。他把贝拉紧紧搂在怀里，两个人仿佛是在因为持续不断的狂喜而阵阵颤抖。他抚弄着她的头发和脖子，有一次还忘情地把手伸进衬衫托住她赤裸的乳房，久久地亲吻着她。尽管我碰到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场景时都会谨慎地转开视线，但在我眼中徘徊不去的总是贝拉凝视我的眼神，好像在对我说，她宁愿爱抚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 “当着别人搂搂抱抱，这似乎已成习惯。”当天夜里回到办公室，我干巴巴地在汉堡发往伦敦的会面记录单上写道。我在自己每晚要记的日志上写道：“航线、天气和海洋状况尚可。我们在等待总部的明确指令。船员士气高涨。” 然而，我自己的士气却在苟延残喘，因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向我袭来。 首先是我那位前任的倒霉事。此人全名为佩里·德莫内·利普顿，海军少校，获得过皇家海军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现已退役，曾是杰克·阿瑟·拉姆利战时招募的非正规情报员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到任之前的十年间，利普顿已经培养起了“汉堡人物”的名声。白天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英国佬的样子，戴着单片眼镜招摇过市，总爱到各个侨民俱乐部闲逛，表面上是为了听听别人对于他投资问题的免费建议。但一到夜里他就会戴上秘密之帽，着手向他那支由秘密谍报员组成的可畏的队伍布置任务，听取他们的汇报。反正我从总部听到的传言是这么讲的。 唯一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接，人事组的头儿曾简短地告诉我，利普顿在别处另有任务。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真相。利普顿离开时，并不是到最为黑暗的苏联搞什么生死攸关的冒险行动，而是去了西班牙南部。他在那儿跟一个名叫肯尼斯的前骑兵下士安了家，卷走了圆场的二十万资金——大部分是金条和瑞士法郎，那是他几年来向根本不存在的英勇情报员们发放的薪水。 这一可悲发现导致的不信任感，蔓延到了利普顿经手过的每一次行动，勃兰特的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勃兰特会不会也是利普顿捏造出来的人物，靠我们的秘密资金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交给我们的却只是些精心编造的假情报？勃兰特手下的情报网、他那帮自吹自擂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会不会也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拿的薪水还真不少。 还有贝拉——贝拉莫非也是骗局的一部分？贝拉是不是让勃兰特变得心软了，还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安乐窝添砖加瓦，准备带着爱人逃到西班牙南部？ 圆场来的一帮专家走马灯似的迈进了我那间小小的船运办公室。最先来的是一个名叫普拉姆上校的古怪家伙。普拉姆钻进我那间没人打扰的密室，和我一起仔细查看雏菊号以前的加油单据和航海里程记录，然后跟勃兰特和船员们自称在波罗的海沿岸执行任务时行驶过的危险航线比对。船上的日志顶多也只能算是粗略记了个大概，但我们还是都翻看了一遍，再加上普拉姆就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浮标和发现苏联巡逻艇等情况做的记录。 一个星期之后，普拉姆又回来了，这次陪着他来的是一个满嘴污言秽语的曼彻斯特人，名叫罗斯。此人曾在马来西亚当过警察，后来成了圆场出名的“嗅探犬”。罗斯盘问我的时候疾言厉色，好像我本人也参与了骗局似的。可是就在我快要发火的时候，他却消释了我的怒气，宣布说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没有做过什么不端行为。 可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种怀疑只会引起另一种怀疑，悬在贝拉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仍旧没有消失。做父亲的如果是个坏蛋，女儿肯定也知情，这就是他们的推断。如果女儿知道了却不说，那么她肯定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和圆场一样，往往会招募整个家庭，这是人所共知的。父亲和女儿搭档完全有可能。很快伦敦站开始四处散播一种观点，称费利克斯是五年前一系列背叛事件的罪魁祸首，虽然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这个情况不可避免地让贝拉的处境变得更为凶险。有人说要把她带回伦敦严加审问，但作为指挥勃兰特的情报官员，我的权威在这时起了作用。这不可能，我警告伦敦站说。勃兰特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很好啊，伦敦方面答复道——是比尔·海顿典型的那种傲慢作风——把他们俩都带过来，我们审问那姑娘时勃兰特可以旁听。这下我可坐不住了，自己飞回伦敦，坚持要当面向比尔陈述情况。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比尔靠在一张躺椅上，因为他矫情地坚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从来都不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只旧的姜汁瓶子里点着根线香。 “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棘手，内德先生。”他语带指责地说，一边抬起视线从半框眼镜上方瞅着我，“也许棘手的人是你吧？” “他被贝拉迷住了。”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勃兰特的面指控那姑娘，他准会气得发疯。他会为她拼命的。他会跟我们说见鬼去吧，然后把情报网解散。除了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指挥得动这个网络。” 海顿思忖了一会儿。“波罗的海的‘加里波第’79啊。好，好啊。话说回来，加里波第他妈的也不见得有多厉害，对不对？”他等着我回答，可我宁愿把他的问题当做明知故问，“跟她在森林里胡搞的那帮家伙们，”他最后慢吞吞地说道，“她说起过吗？” “她从来都不说。勃兰特说过，她没说。” “那她都说些什么？” “说得不多。就算她说起什么重要的事，也是用拉脱维亚语说的，勃兰特觉得有必要就帮她翻译出来，要么就不翻。不说话的时候她就只是笑笑，瞧瞧。” “瞧你？” “瞧他。” “她自己也挺够瞧的，我估计。” “她很有吸引力，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他又考虑了一会儿。“听起来像是个完美的女人，”他说道，“笑一笑，瞧一瞧，不多嘴，能上床——你还能指望些什么？”他又从镜框上方揶揄地审视着我。“你的意思是她连德语都不会说？她肯定会，她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别傻了。”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也只能磕磕巴巴地说上几句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爱国的表现，说德语就不是了。” “奶子挺大吧？” “还行。” “你能不能再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当然了，可不能搅和了那对爱侣。只要能套出几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就行。别搞得太张扬。弄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是勃兰特老兄用暖床的长柄炭炉偷偷塞进窝里来的，还是莫斯科中心塞进来的？看看你能从她那儿套出什么情况。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不可能是。” “谁不是？”一时间我给搞糊涂了，以为海顿说的还是勃兰特。 “贝拉的爸爸，费利克斯。那个被开枪打死的，没被打死也说不定。是个农民。根据资料，她出生于1945年1月，对不对？” “对。” “因此，她妈妈怀上她的时候应该是1944年4月左右。那个时候——如果勃兰特老兄可以信任的话——她所谓的爸爸应该还在德国的某座战俘营里遭罪。注意，对于这种事我们可不应该太古板。老头子还关在牢里，自己倒把肚子搞大了，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我们现在是要决定该不该放弃一个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情报网，再小的细节也都是有用的。” 我很感激那天晚上梅布尔陪着我，尽管急于成为完美情人的我们还是有点不得要领。当然了，工作上的事我什么都没跟她说，贝拉的情况就更别提了。梅布尔是审查组的，属于圆场负责日常工作的部门。把我自己的问题跟她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假如我们俩已经结婚——嗯，那也许会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只能把贝拉当成自己的一个秘密。 的确是这样。回到汉堡后我躺在那张单人床上，一心只想着贝拉，很少念及其他。她的双重秘密——身为女人，有可能还是个叛徒——使她成为了我心目中一个极度危险的对象。在我看来，她已不再是我们组织里的边缘人物，而是左右其命运的力量。她的品行也就是我们的品行。如果贝拉是纯洁的，那么我们的情报网也是一样。但如果她是另一个情报机构的玩物——是故意安插进来诱惑我们、削弱我们并最终出卖我们的骗子——那么贝拉周围所有人的正直就会和她一样受到玷污，情报网也确实会像海顿说的那样走到尽头。 我闭上双眼，却看见她在凝视着我，开朗快活的样子让人怦然心动。我又感觉到了每次见面打招呼时她轻柔的吻——我觉得似乎总是比礼仪要求的时间略长一点。我想象着她柔美似水的身躯摆出各种姿势，还在脑海中摆弄来摆弄去，就像在翻来覆去地琢磨她有没有可能叛变一样。我想起海顿给我的建议，说我应该“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发觉自己根本无法把责任感和欲望区分开来。 我又给自己复述了一遍她逃脱的故事，对其中的每个阶段提出质疑。她是在枪击之前逃走的，还是在枪击发生的时候？怎么逃走的？是不是她在秘密警察里的情人先给她通风报信了？枪击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她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哀悼自己死去的父亲，却要和勃兰特做爱？就连她开心快乐的样子仿佛都在和她作对。我想象着她在森林里，同那帮凶手和亡命之徒在一起。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呢，还是她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又跟那个？我梦见她在森林里赤身裸体，而我自己也赤身裸体地和她在一起。醒来时我满心羞愧，一大早就给梅布尔打了个电话。 我了解我自己吗？我很怀疑。我对女人知之甚少，漂亮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敢肯定当时自己从来都没意识到，对贝拉百般挑剔，也许正是因为我想借此削弱她对我的性吸引力。我决意要走正途，天天都坚持给梅布尔写信。与此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雏菊号即将执行的任务上，这会是对贝拉严加审问的绝好机会。天气变得恶劣起来，这对雏菊号来说正合适。当时是秋天，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雏菊号也很喜欢黑暗。 “船员待命，星期一出航。”伦敦站发来的第一条讯号说。第二条讯号直到星期五晚上才到，告诉我们目的地是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湾，就在列宁格勒西边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以前雏菊号从来没有冒险沿着苏联海岸驶出这么远，她很少被用来支持拉脱维亚以外地方的爱国者。 “只要能去，叫我干什么都愿意。”我跟勃兰特说。 “你可太他妈的危险了，内德，”他拍着我的肩膀回答说，“连着四天晕船，躺在铺位上，碍手碍脚，你想搞什么鬼啊？”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总部恩准我的最宽大待遇，就是有一回夜里让我坐船绕着博恩霍尔姆岛80兜了一圈，就连争取到那次机会也像拔牙一样艰难。 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农庄集合。卡济米尔和安东斯·杜尔瓦一块坐着厢式车来了。这次轮到安东斯出海。能参加行动的组员这么少，每个人必须什么都懂，每个人都得能相互替换。大家不再喝酒了。从那时起，船上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卡济米尔带来了龙虾，精心烹调起来，配上他那种出了名的调味汁。贝拉给他当服务员，一会儿拿东西，一会儿端菜，摆盘的时候还特意装点一番。我们吃过饭之后，贝拉把桌子收拾出来，我在头顶吊灯的光线下摊开了海图。 勃兰特当时说要六天。这是乐观的估计。雏菊号要从基尔狭海湾进入公海，从靠近瑞典的那一侧驶过博恩霍尔姆岛。到达瑞典的哥得兰岛后，她会开进岛南端的松德勒港，在那儿加油、补充给养。加油的时候会有两个男人过来，其中一个会问他们有没有鲱鱼。他们要回答：“只有听装的。这一带海域许多年都没有鲱鱼了。”这类对话板起脸来说会显得很蠢，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边听我说，一边紧张兮兮地笑个不停。贝拉从厨房里回来，也跟着我们一起笑。 我接着说，其中一个人听了这话就会要求上船。他是个专家——我没说是搞破坏的专家，因为船员们对这种事态度不一。在这次航程中他的化名是博洛迪亚。他会带着一个皮箱，上衣口袋里有一枚棕色的扣子和一枚白色的扣子，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没带皮箱，或是拿不出扣子，他们可以把他活着放下船，但是得立即返回基尔81。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要发出事先约定的一个无线电讯号。否则就什么讯号都别发。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我听到贝拉光着脚走在砖地上的声音，她又去拿了点木柴。 从哥得兰岛他们要沿东北方向穿过国际水域，照着中心航线驶过芬兰湾，直到抵达戈格兰岛82附近。在那儿他们可以怠速航行到傍晚时分，然后沿正南方驶向纳尔瓦湾，估计在午夜时能看到陆地。我带来了海湾的大比例尺海图，还有遍布沙滩的海岸线的照片。我把它们摊到桌上，男人们都聚拢过来看。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怎地我抬眼一看，只见贝拉蜷着身子缩在房间她常待的角落里，那双兴奋的眼睛在火光下直直地盯着我。 我指给他们看了橡皮艇要在海滩登陆的地点，还有海岬上他们要注意观察信号的位置。我说道，上岸的小队要戴上紫外线眼镜，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用的是一盏紫外线灯。肉眼什么都看不见。把乘客和他的皮箱送上岸之后，如果还有别人要上船，橡皮艇最多只能等待两分钟，然后就得全速返回雏菊号。橡皮艇只能由一名船员操作，这样的话他返程时最多可以再带两个人。我背出了要和接应人员交换的接头暗号，这一次谁都没发笑。我给出了登陆海滩的斜角和坡度。那个晚上不会有月亮，天气估计会很糟糕，这当然是我们希望的。贝拉给我们端来了茶，放下杯子时她的身体无心地蹭在我们身上，就像是在用自己的性吸引力为我们的事业鼓劲加油。贝拉走到勃兰特身边时他还伏在桌上研究海岸图，她严肃地伸出双手抚摸他那宽阔的后背，似乎是想给他注入一点年轻的活力。 我回到公寓时已经是凌晨五点，睡意全无。下午我和勃兰特还有贝拉开着厢式车去了布兰肯尼斯。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整天都待在船上。他们穿着航海时的服装：带羊毛球的帽子，防水油布的裤子。甲板上晾着橙色的救生衣。我逐一和船员们握手，给每个人分发了防水胶囊，那里头装的是能致死的剧毒纯氰化物。天上下起了灰蒙蒙的细雨，小小的码头上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勃兰特走上跳板，可是当贝拉准备跟过去的时候，他拦住了她。 “别再送了，”他对她说，“你和内德待在一起。” 她穿着他的旧粗呢大衣，戴着有护耳的羊毛帽子，我估计勃兰特救她的时候，她就穿着这身装束。勃兰特吻了吻贝拉，她紧抱着勃兰特，直到他推开她上了船，把她丢在我身边。安东斯走进轮机舱，我们听到引擎吭哧吭哧地发动起来。勃兰特和卡济米尔解开了缆绳。船上的人谁都没有再看我们一眼。雏菊号离开码头，安详地朝河中央驶去。三个男人始终背对着我们。我们听到船上的汽笛拉响了，目送着她消失在灰蒙蒙的雨雾之中。 贝拉和我像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手拉手顺着斜坡走到勃兰特停着的厢式车前。我们都没说话。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回过头想最后看一眼雏菊号，但雨雾已经把她吞没。我看了看贝拉，发现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呼吸也很急促。 “他不会有事的，”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放开她的手去开车门，“他们都很有经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话我是用德语说的，即使这样听起来也挺傻。 她爬上厢式车坐到我旁边，又抓住了我的手。在我的掌心里，她的手指仿佛是自有生命的活物。跟她走得近一点儿，海顿总是坚持要求我这么做。在最近一次发回去的讯息中，我向他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起初我们俩就这么坐在车里，虽然沉默不语感觉却挺惬意。共同的经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将我们分开。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因为我很紧张，不过一只手还是握着贝拉的手安慰她。不得不用双手握紧方向盘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还放在我身旁，掌心朝上，等着我再去握。突然间我着急起来，不知道该把她送到哪儿去。急得有些荒唐。我想起了一家雅致的地下餐厅，那地方有贴着花砖的凹室，我常带银行界的情报员去那儿吃饭。餐厅里上了年纪的侍者能让贝拉感到宽心，这正是她需要的。接着我想起贝拉身上穿的是勃兰特的粗呢大衣、牛仔裤和胶靴，我自己的穿着也好不到哪儿去。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焦急地思忖着。天色越来越晚了。透过雾气，能看到村舍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你饿不饿？”我问。 她把手放回到膝盖上。 “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吃饭？”我问。 她耸耸肩。 “我送你回农庄去吧？”我提议。 “回去干吗？” “呃，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打算怎么过？上次他离开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好好歇歇，趁着他不在。”她说着笑出了声，我没料到她会这样。 “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等他。”我大度地说道，语气里带着点儿上级的架势，“你是想一个人待着呢，还是想和其他流亡的人聚聚、聊聊天？最想做什么？” “无所谓。”她说着从我旁边挪开了。 “跟我说说嘛。帮帮我。” “我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商店，翻翻杂志，听听音乐，试着学习一下。无聊了为止。” 我决定带她去安全公寓。那儿的冰箱里有吃的，我心想。给她弄点东西吃，喝上几杯，打开她的话匣子。然后开车送她回农庄，或者给她叫部出租车。 我们开进了市区。我把车停在离安全公寓有两个街区的地方，扶着她的胳膊走上了路旁的林荫道。在黑乎乎的街上，跟任何别的女人一起走我都会这么做，但隔着勃兰特的衣服感到她光溜溜的胳膊时，我心里有些不安。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很陌生。在一座座屋子亮着灯的窗户后面，人们说着、笑着，仿佛我们俩根本就不存在。她紧紧抱住我的胳膊，让我的手挨在她的乳房上——准确地说是乳房的下部，我隔着几层衣服都能清晰地感觉出它的形状。我想起了圆场酒吧里的笑话，说有些情报官员最有价值的情报都是从床上搞来的。我想起海顿问过我她的奶子是不是挺大。我觉得很羞愧，把手抽了回来。 公寓的大门旁边有一扇活板门。我打开门上的锁，招手让她先进去，这时她转过身用双手捧住我的脸，在我的眼睛上亲了亲，先是一边，然后是另一边。我紧紧搂住她的腰，觉得她简直是轻若无物。她开心极了。借着公墓里昏黄的灯光，我能看见她在微笑。 “别人都死了，”她兴奋地低声说，“可我们还活着。” 我在她前头走上了楼梯。上到半路，我回过头看了看她是不是还跟在我身后。我害怕她会改变主意。总而言之，我就是害怕——倒不是因为我没碰过女人——多亏了梅布尔，我已经有了经验——而是因为我心里知道，现在遇见的这个女人和我以往认识的完全不同。她就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自己的鞋子，脸上还带着笑。 我替她打开了房门。她走了进去，又亲了我一下，快活地笑出了声，好像我是在结婚那天抱起她跨过门槛似的。我傻乎乎地想起苏联人从来不在门口握手，说不定拉脱维亚人也是一样，说不定她刚才的吻是某种驱邪的仪式。我本来是要问她的，但那时候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我关上门，走到房间那头点着了火。其实那玩意是个电暖炉，只要屋里的温度低就会卖力地吹出呼呼的热风，但热起来之后就是一阵一阵的了，像一只在做梦的老狗。 我走进厨房去拿酒。回到房间时她不见了，浴室门下边透出了灯光。我仔细地在桌上摆好刀叉、勺子、奶酪、冷餐肉、杯子、纸巾，还有我能想到的所有其他东西，因为这套待客的规矩能拉开距离，让我免受尴尬之苦。 浴室的门打开了，她把勃兰特的外套当做睡袍裹在身上。从那两条光溜溜的腿来看，她别的什么都没穿。她的头发已经梳理过。我们在安全公寓里都会备上刷子和梳子，好让客人用。 我记得当时自己心想，如果贝拉真的像海顿想象的那样坏，她穿着勃兰特的衣服就是为了欺骗她已经背叛的男人，这么做简直太可怕了。我手下的情报员正在朝着极度危险前行，衣袋里装着致命的药丸，而我却成了她选中的情人，这也很可怕。但我心里并没有罪恶感。我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说明当时我的思维在左冲右突，试图让自己对贝拉的欲望平息下去。 我吻着贝拉，脱掉了她身上的衣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躯体，以后也再没见过。事实上，在那个时刻，那个年纪，我还不具备辨别真与美的能力。对我来说，真与美是完全同一的，面对她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只有敬畏。即便我对她曾经有所怀疑，一见到她赤裸的身体，我就相信她是清白的。 这之后发生的事，我得让留存在记忆中的画面自己告诉你。即使今天回想起来，我也还是把我们当做另外两个人，而不是我们自己。 贝拉光着身子侧躺在暖炉半明半暗的亮光前，就像我在农场第一眼见到她躺在壁炉边一样。我从卧室里拿来了羽绒被。 “你可真漂亮。”她喃喃地说。 我从来没想到，我也会在她心里激起同样的惊叹。 贝拉躺在窗户旁边，墓地里的灯光把她的身体映成了一座完美的雕像。她身上细细的绒毛镀上了一层金色，双乳上映出光与影的图案。 贝拉吻着内德的脸，用无数个细小的吻让内德苏醒过来。贝拉笑了，因为她发现自己美得无法形容，我们俩在一起的样子也是如此。贝拉做爱时把笑声也带了进来——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直到我们俩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成了值得赞美的对象，值得去亲吻，去吮吸，去欣赏。 贝拉背过身子对着内德，把自己献给了他。她向后耸动着将他纳入，继续对着他呢喃细语。她的呢喃声停了下来。她开始往上走了，身子使劲朝后仰，直到完全挺直。突然她大声叫了出来，对着我，也对着那些死去的人，她就是全世界最鲜活的生灵。 内德和贝拉终于平静下来，站在窗前低头看着外面的墓园。 我说我有个女友叫梅布尔，可觉得现在结婚似乎还太早。 “这种事总是太早。”她答道，我们又开始做爱。 贝拉和我挤在浴盆里，我抵到了另一端的水龙头，却很开心。她在水下懒洋洋地抚弄着我，说起了她的孩提时代。 贝拉躺在羽绒被上，把我的头拉向她的双腿之间。 贝拉在我身上，骑着我。 贝拉跪在我上面，她那隐秘的花园在我面前开放，送我去了连想都没想过的妙境。我曾可怜兮兮地躺在单人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幻想着此时此刻，试图用少得可怜的经验去抵御未知的诱惑，即便那时我都没想到竟会如此美妙。 这期间你也许会看到，内德靠在贝拉的胸脯上打着盹，我们俩没动过的晚餐还放在桌上，餐具摆得特别正式，那是因为我想保护自己。做爱之后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就向贝拉问起了所能想到的其他问题，以满足比尔·海顿以及我自己的好奇心。 我开车送她回家，回到自己公寓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七点。这是我连续第二天毫无睡意，干脆坐到桌前写起了会面情况报告。我手中的笔像是要飞起来似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身在天堂。雏菊号没发来任何消息，不过我估计也不会有。到了晚上，我收到了雏菊号关于进展情况的一条临时报告。她已经驶过基尔，正前往基尔狭海湾。再过几个小时它就将进入公海。那天晚上我得去见一个很听使唤的德国记者，第二天早上还要参加领事馆的会议，不过我还是打电话用含混的说法把消息告诉了贝拉，保证会尽快跟她相见，因为她执意让我到农场去看她。贝拉说，等勃兰特回来以后，她想要看到房子里随处都是我们做过爱的地方，能想起我。在我看来，这证明了爱情幻想的魔力，而且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的，也并不有悖情理。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世界，到了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时候，她希望这个世界还能留在自己周围。仅此而已。她是勃兰特的女人。她对我别无所求，只要我爱她就行了。 等我到了农庄，我们俩直接走进长长的客厅，这一次餐具是她摆的。我们差不多赤身裸体地坐在桌旁，她想要这样。她想看到我坐在熟悉的家具中间时的样子。我想我本应该以此为耻，可是我感觉到的却只有兴奋，因为我进入了他们生活中最为隐秘的地方。“这是他的梳子，”她说，“这些是他的衣服，你躺在他平时睡的那一边。”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又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莫非这就是她从背叛中得到的乐趣？ 第二天晚上我已经有了安排，要去见一位住在吕贝克的波兰老人，他跟华沙的一个远房侄子暗中有通信往来。那孩子正在波兰的外交部门接受培训，准备从事译码工作，他想给我们当间谍，条件是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定居。伦敦站打算和他直接接触。回到汉堡之后，我睡得像个死人一样。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写报告的时候，伦敦发来了一条讯息，称雏菊号已在松德勒港成功加油，正前往芬兰湾，乘客博洛迪亚已上船。我给贝拉打了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她说：“快到我这儿来吧。” 上午我一直待在绳索街83的警察局，要把两个喝醉了酒的英国商船水手捞出来，这两个家伙砸了一家妓院。下午我又去参加了领事夫人们举办的一场糟糕透顶的茶会，她们希望为“政治犯周”的活动寻求支持。我真希望那两个商船水手把这个“妓院”也一块砸了。晚上八点我才回到农庄，我们俩直接上了床。凌晨两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贝拉接了电话。是我的译码员从船运办公室打来的：有封密电要我本人亲自译码，而且是特急。我得立即回去。我飞快地开着车，四十分钟就赶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翻开密码本的时候，我意识到脸上和手上都还有贝拉的味道。 密电是用海顿的代号发过来的，由他本人发给汉堡站的站长。电报中说，雏菊号的登陆小队遭到了敌人从预先埋伏的位置发起的猛烈袭击。橡皮艇下落不明，艇上的所有人也失踪了，这里头有安东斯·杜尔瓦和他带着的乘客，很可能还包括在海滩上等着接应的人。爱沙尼亚爱国组织那边毫无音讯。雏菊号观察到了从岸上发出的紫外线灯信号，但约定的信号只完整地发出了一组，估计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刚把登陆小队引过来送死，就给抓获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悉，虽说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五年以前。塔林84那边的应急电台也没有回应。 密电上说这个消息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还得搭乘早晨的第一班飞机回伦敦。航班上已经给我预留了一个座位。托比·伊斯特哈斯会到希斯罗机场接我。我起草了一封确认的回电，递给译码员，他接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了，我心想。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打电话到农场去找我，还跟贝拉说了话。其余的情况他从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照我看，他闻都能闻得出来。 这一次海顿的办公室里没点线香，他也坐到了桌子后面。海顿手下负责东欧地区的罗埃·布兰德坐在他旁边，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另一边。托比负责的工作从来都不太好界定，因为他喜欢把自己的职责搞得模棱两可，希望它们还能成倍增加。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海顿的一条哈巴狗，这个角色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惊讶地发现，神情不悦的乔治·史迈利坐在海顿那张躺椅的边上，跟他们几个离得远远的，虽说直到三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采取那种姿态的含义。 “这是内部人干的，”海顿开门见山地说道，“行动还没开始就给彻底泄露了。杜尔瓦要是没跟着小艇一起沉底，现在肯定是被人拴着大拇指吊了起来，什么都招了。博洛迪亚知道得不多，可这恰恰是他的霉运，审他的人才不会相信呢。何况他还有满满一篮子炸药得解释。也许他服下了自杀药丸，不过我比较怀疑——他就是个笨蛋。” “勃兰特在哪儿？”我问道。 “坐在沙拉特审讯处的强光灯前面，像头公牛似的狂吼乱叫。肯定是某个人在某个环节出了岔子。我们问勃兰特是不是他干的。如果不是他，那么是谁？情况简直和上次搞砸一模一样。全体船员我们都在一个个地盘问。” “雏菊号在哪儿？” “赫尔辛基。我们派了海军的一队人上船，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今晚把船弄出来。芬兰人这是在庇护一帮撩拨苏联大熊的家伙，他们可不希望被人瞧见。事情要是不传到新闻界的耳朵里，那他妈的才是个奇迹呢。” “明白了。”我木呆呆地说道。 “好。我可不明白。我们该怎么办？你来告诉我。你手下有三十个波罗的海情报员在等待你的命令。你该怎么说？放弃？道歉？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显得很忙？不管你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会感激不尽。” “杜尔瓦兄弟俩对爱沙尼亚的情报网一无所知，”我反驳道，“安东斯·杜尔瓦不可能泄露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么是谁暴露了安东斯，我请问？谁泄露了登陆小队、坐标、海滩，还有时间？谁给我们设下了陷阱？有趣的是，我们也问了勃兰特同样的问题。我们本以为他会说是贝拉干的，就是那个波罗的海婊子。他却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个厚颜无耻的狗杂种。” 海顿怒不可遏，他的怒气是针对我的。我根本没想到，他那副无精打采的做派竟能转变成如此狂暴的怒意。但他说话时仍然很平静，还是惯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带着鼻音的上流社会腔调。他仍然保持着随随便便的样子。即便在勃然大怒的时候，海顿还能表现出一副完全漫不经心的态度，这让他显得愈发可怕。 “你怎么说？”他质问我。 “说什么？” “说说她，亲爱的。那位噘嘴的拉脱维亚小姐。”海顿拿起了我写的情况报告，那是在和贝拉第一次共度良宵之后写的，“万能的基督啊，我要你写的是情况评估，可不是什么该死的咏叹调。” “我认为她是无辜的，”我说，“我认为她是个单纯的农家女。这就是我的评估。我觉得勃兰特的想法也是这样。她回答了我的问题，说起本人经历时也都合情合理。” 海顿又焕发出了魅力。他这么变脸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他让你心生亲近之感，又拒你千里之外。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像跳舞一样把你引得晕头转向，让你心里的各种情感打起架来，因为他自己什么情感都没有。 “大多数间谍确实能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合情合理，”他翻看着我写的报告，回了我一句，“起码那些比较出色的间谍都能做到。对吧，托比？”——他转向了托比·伊斯特哈斯。 “绝对的，比尔。向来都是这样，我得说。”马屁精伊斯特哈斯答道。 其他人手里也都有报告的副本。大家研究起报告来，看到海顿用横线标出的段落时都会多停顿片刻，屋里一片沉默。罗埃·布兰德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布兰德以前在沙拉特给我们上过课。他是英格兰北部人，原来是大学老师，以学者的掩护身份在“铁幕”后待了许多年。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语调平板得很。 “贝拉承认她的父亲并不是生父，对吧，内德？她的母亲被德国人强奸后怀了孕，因此她有一半德国血统。对不对，内德？” “对。没错，罗埃。她对我是这么说的。” “如此说来，她所谓的这个父亲——费利克斯——从战俘营里回来，听说了发生的事，就收养了孩子。也就是她，贝拉。费利克斯可真好。这是她主动告诉你的，没有丝毫隐瞒。对不对，内德？” “对。是这样，罗埃。” “操，那她跟勃兰特说的经过怎么和告诉你的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她，因此可以立刻给出解答。“勃兰特把贝拉带到西德的时候，她没敢说出自己并不是他挚友的亲生女儿，怕他会因此不收留她。那时候他俩还不是情人。他提出要保护她，养活她。贝拉很害怕，就答应了。她一直住在森林里。那是她第一次到西边来。贝拉自己的父亲死了，所以她需要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 “你说的是勃兰特？”布兰德狡诈地问道。 “是，当然是他。” “好吧，内德，你难道不觉得这他妈的很奇怪吗？勃兰特怎么会不知道贝拉的底细？”他得意洋洋地质问我，“如果勃兰特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贝拉父亲的好朋友，贝拉的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别逗了，内德！” 史迈利插话了，我想他这是为了帮我：“罗埃，勃兰特很可能的确知道。假如你最好朋友的女儿是德国兵的私生子，而你觉得她自己并不知情，那你会把真相告诉她么？我敢肯定我不会。我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她。尤其是那位父亲已经死了，我又爱上了女儿。” “去他妈的爱情，”海顿说着又翻过我的一页报告，“勃兰特是头好色的老山羊。她总说起的这个塔德奥又是谁？塔德奥看到尸体被装进卡车。塔德奥说他看见我爸爸的尸体是最后被装上车的。大多数人都被子弹打在脸上，但我爸爸是胸口和肚子中枪，一挺机关枪差点把他打成了两截。我的意思是，基督啊，咱们这朵娇怯怯的紫罗兰编起故事来还真他妈的活灵活现，我得说。” “塔德奥是她的初恋情人。”我说。 “咱们有点嫉妒了啊？”海顿问我，惹得他身旁的两位主管一阵大笑。 但史迈利没笑。我也没有。 “塔德奥是她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我说，“有人命令他在开会时到屋子外面放哨，可那时候他正在旁边的一块田里和贝拉干‘好事’。所以贝拉才能侥幸逃脱。塔德奥叫她赶紧逃命，还跟她说了逃到游击队以后该找谁。他躲进邻近的一座房子里，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又和贝拉会合了。这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托比·伊斯特哈斯用带着奥匈帝国口音的英语，加上了他的那一份嘲讽。“当然喽，塔德奥也死掉了。这样多省事啊，内德。在贝拉的故事里扮演证人还真挺危险的，我得说。” “他是被边防警卫开枪打死的，”我说，“他当时甚至都没企图越境。他只是在侦查情况。贝拉总觉得，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我补充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本。 “这句话可能倒是被她说对了。”海顿说。 此时罗埃·布兰德也开口替我说话，在我看来他这是别有用心——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在受审。“注意，塔德奥自己可能真是清白的，但与此同时他对费利克斯之死的判断有误。不管怎么说，费利克斯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在那个杀人场里头他肯定给搞得浑身是血。都用不着往他身上泼番茄酱了，对不对？这道工序早已经完成了。” 史迈利替我扛下了罗埃的质疑。我曾经煞费苦心地到处找人说情，要求派驻到史迈利管不着的地方去，这会儿我开始感到后悔了。 “比尔，贝拉父亲的事对我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反驳道，“就算费利克斯是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大，他女儿也可能还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很愿意说他的事。她敬重他，至今还在为他的死哀伤。” 我想起了贝拉俯视墓园时的情景。我想起她是那么执着，一定要庆祝生命的礼赠。我不愿相信她都是在假装。 “好吧，”海顿不耐烦地说，把一张全版照片从桌子那头推了过来，“我们姑且让一步，相信你。这帮家伙我们该他妈的怎么解释？” 那是一张放大了好几倍的照片，不太清晰。我估计是从原版照片上翻拍出来的。照片左上角盖着个红色印章，刻的是“巫术”二字，据内幕消息说这代表着伦敦站最机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内德。”他从海顿的肩膀后面对我说话，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专用来打发年轻人的虚情假意。“你也从来没见过‘巫术’这两个字。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脑子应该是一片空白，彻底的空白。” 那是一群年轻男女的集体照，背景看起来可能是军营，或是大学的校园。一共有六十人左右，都穿着便装，男的穿西服、打领带，女的穿高领白色衬衫和长裙。几个年长的男子和一个面相凶恶的女人站在他们的一边。照片上的气氛同人们的穿着、建筑和背景一样，沉闷得很。 “合唱团的第二排，右边数过来第三个，”海顿说着递给我一把放大镜，“奶子挺大，就跟这小伙子说的一样。” 是贝拉，毫无疑问。那上头的贝拉比现在要年轻三四岁，头发梳到了脑后，我估计是扎成了发髻。但照片上也能看出贝拉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抑制不住的微笑，还有我最爱的高高的、线条坚毅的颧骨。 “贝拉有没有在你的小耳朵旁边嘀咕过，说她在基辅上过语言学校？”海顿问我。 “没有。” “她有没有提起过自己的任何教育状况？除了和塔德奥在干草堆里胡搞之外？” “没有。” “当然了，基辅的那个地方更像是假期培训班，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不是人们去了之后常常会再谈起的地方。除非他们是在招供。理论上说，那所学校是培养口译译员的，但实际上它恐怕是莫斯科中心可造之材的滋生地。学校归中心所有，教职工由中心配备，拔尖的人才让中心挑。差劲的学生会分到外交部，和我们这儿一样。” “勃兰特看到这张照片了么？”我问道。 海顿的轻佻态度消失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啊？勃兰特可是敌意证人85，他们那伙人都是。” “我能见见勃兰特吗？”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意思就是我不能见他喽？” “对，你不能去。” “对贝拉父亲不利的那份报告，来源也是‘巫术’吧？” “别他妈多管闲事。”海顿说，但我已经瞥见了托比吃惊的眼神，感觉到我猜对了。 “莫斯科中心总会给打算派到西方的可造之材拍集体照吗？”我问。史迈利又朝着我抬起了头，我觉得这还是在支持我，便壮起了胆子。 “咱们在沙拉特都拍的，”海顿反驳道，“莫斯科中心为什么就不会拍呢？” 我能感觉到汗水在顺着脊背往下流，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可我还是磕磕巴巴地继续问道：“这张照片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被指认出来？” “实话告诉你，有。” “是什么人？” “这不关你的事。” “她学的是什么语言？” 海顿已经受够我了。他抬起眼望着天，仿佛要乞求上苍再赐给他一点耐心。“好吧，亲爱的，他们学的都是英语，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他拖腔拿调地说，一只手托住下巴，瞅着史迈利看了好久。 我可不是千里眼，也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在交流什么讯息，或者说已经交流过了什么。但由于现在是事后回头再看，我能肯定自己当时也有所察觉——我被夹在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中间。即便是像我这样远离总部政治纷争的人，也难免会听到正在进行的激战发出的轰鸣：大人物X在走廊里碰到大人物Y时连句“早上好”都没说，A在餐厅里不肯和B同桌吃饭。我还听说海顿的伦敦站渐渐成了情报部里的国中之国，吞并地区机构，接管特别部门，把监视组、窃听组都纳入自己麾下，连邮件处理员这种卑微的小角色也不放过——他们坐在滴着水的分拣办公室里，守着煤气炉上始终滚开的水壶，忠心耿耿地用蒸汽熏开信件的封口。甚至有人暗示，真正的巨人之战发生在比尔·海顿和当权的圆场首长之间，他自称“老总”。作为老总的贴身侍从，史迈利更支持自己的上司，而不是海顿。 不过，也有人暗示史迈利本人也在“服刑”——或者按照较为圆滑的说法，他正考虑转到学术界任职，这样能多花点心思经营自己的婚姻。 海顿洋洋得意地瞅着史迈利，等着史迈利回望过来，但对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海顿得意的眼神变成了冷冷的怒视。我们几个人也在等。令人尴尬的是，史迈利根本都不看海顿。这就好比是别人给他敬礼，他却偏偏不还礼。他坐在躺椅上，挑着眉毛，垂着长长的眼睑，歪着一颗圆脑袋，仿佛是在研究脚下的波斯祷告毯，海顿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史迈利就那样一直研究着地毯，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海顿对他的兴趣，尽管我们都知道（连我都知道）其实不然。接着他鼓起腮帮，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最后他站起身——动作并不夸张，因为史迈利从来都不会那么过头——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 “好吧，我觉得这事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你说呢，比尔？”他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老总一个小时之后召集受过军训的人员开会，咱们来议一议。内德，苏黎世有个以前的小情况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比尔谈完之后，要不到我那儿去一趟？” 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了史迈利的办公室里。 “你相信那照片吗？”他问道，根本没装样子谈论什么苏黎世的事情。 “我想我只能相信了。” “你干吗要这么想？照片可以伪造。的确有虚假情报这种东西。莫斯科中心时不时会这么干。我听说他们下作得很，甚至会去诬陷无辜的人。事实上，莫斯科中心有一整个部门在专门负责这种事，几乎不干别的。那个部门估计足有五百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诬陷贝拉？为什么不去诬陷勃兰特，或是其他的船员？” “比尔要你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他说到时候我自然会接到命令。” “你始终都没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放弃那个情报网吗？” “这个我不好说。我只是在当地负责联络。情报网是受伦敦站直接指挥的。” “说说看。” “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个情报员都撤出来。那么干会引发战争的。如果补给线暴露了，逃脱路线又被封死，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法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都死定了？”史迈利这话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确认。他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但他没去接。他还在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关切和同情。“好吧，内德，要是他们真的牺牲了，你能不能记着这错不在你？”他和善地说道，“没人会指望你单枪匹马地和莫斯科中心对抗。也许这是五楼的错，也许是我的错。这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他看看我，冲门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出去时带上门，听到他的电话铃声停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汉堡。我打电话给贝拉时她很兴奋，但听我说不能马上赶过去见她，她又有点伤心。 “勃兰特在哪儿？”她问道。她对电话安全毫无概念。我说勃兰特挺好，好得很。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她还全蒙在鼓里。海顿说了，我得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自然：“以前不管你们会做些什么，都还要照做，或者是做得更好。我可不想让她起一点儿疑心。”我应该对贝拉说勃兰特很爱她，他显然还守护着这份爱。我估计勃兰特在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提出过要见我。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信任他，我得对他负责。 身边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灾难，我想让自己不去自怜自艾，可是很难。仅仅在几天以前，勃兰特和船员们还处于我的关照之下。我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支持者。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或许是生不如死，其余的也都已经被从我手中夺走。情报网尽管是为伦敦工作的，却像是我的家人一样。现在它仿佛成了一支所剩无几的幽灵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生与死之间游荡。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混乱之中，脑袋里同时有几十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这个想法好，一会儿又觉得应该那样。前一分钟我还坚持对自己说，贝拉是清白的，就像我在海顿面前断言的那样。后一分钟我又在追问自己，想弄明白她是怎么跟她的主子联系的。答案是，要想联系实在太容易了。她会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学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跟送信人碰头，或是到约定的投放点送情报、取情报。 但我刚想到这儿，就迫不及待地替她辩护起来。贝拉不是坏人。那张照片是故意栽赃，关于她父亲的故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史迈利就是这么说的。这次行动被暴露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途径，而贝拉与其都毫无瓜葛。我们的行动安全很严密，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密。我的前任就是个贪污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情报员的同时，他会不会也顺带着出卖了几个人？即使他没这么干过，勃兰特说漏洞可能出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他那边，这难道真的一点儿都不合情理吗？ 现在，我可不想让你以为那天夜里年轻的内德独自躺在小床上，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开了乔治·史迈利日后竭尽全力才破解的一连串背叛之谜。某个情报来源可能是故意栽赃，栽赃可能被忽视，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圆场五楼大门里面的那个叛徒出手帮忙。这一点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也不是圆场那帮面色灰败的阴谋论者中的一员。 尽管这样我仍然在苦苦思索，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被疑心是否还忠于自己的情报部门，都会这样。我用底层工作人员的视角，把从圆场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拼凑在了一起。传言提到了莫名其妙的失败、一再发生的丑闻，以及美国表兄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恼火。毫无意义的机构重组，白白消耗精力的勾心斗角，参与者今天还是非凡人物，明天就辞职不干了。有些可怕的传言称，能力不足被当成了重大背叛的证据——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真正的背叛反倒被视为能力不足，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 如果真的有成长这回事，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一下子跨进了成熟的行列。我意识到圆场和其他所有的英国机构都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躲在封闭的房间里安全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却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不过，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这种认识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起了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总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都是在“服从”与“自主”之间不断斗争，你可以说“服从”一直占着上风。但那天晚上我越过了某种界限。我下定决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能和愿望，少去管那些看似无法抛却的束缚。 我们在安全公寓见了面。如果说还能找到一块中立地带的话，也就是这儿了。贝拉对灾难仍然一无所知。我只跟她说勃兰特被召回英国了。我们马上就做了爱，做得不顾一切，做得饥渴难耐。然后我等待着激情过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好开始我的盘问。 我调皮地逗弄着她的秀发，贴着她的脑袋把头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把头发向她的脑后拢，粗粗地挽成一个发髻。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严肃，”我说着吻了吻她，两手还拢着头发，“你这么梳过头么？”我又吻了她一下。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梳过。” “那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俩的嘴唇还贴在一起，“你是说在认识塔德奥以前？什么时候啊？” “一直到我逃进森林之前。后来我把发髻弄掉了。有个女人用刀帮我割掉的。” “你这样梳头时拍过照片吗？” “在森林里我们没拍过照。” “我是说以前。你原来像个严肃的淑女的时候。” 她坐起身。“怎么了？” “告诉我就是了。” 她那双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上学时学校给我们拍过照片。怎么了？” “是集体照？班级照？什么样的照片？” “怎么了？” “告诉我吧，贝拉。我得知道。” “学校给我们拍过班级照，还拍过办证件用的照片。” “什么证件？” “身份证。办护照用的。” 她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她指的是在苏联境内通行的证件。任何一位自由的公民如果没有这种护照，连马路都别想过。 “是正面的照片？不带笑容的？” “对。” “你的旧护照搞到哪儿去了，贝拉？” 她不记得了。 “你穿着什么衣服？拍照的时候？”我亲吻着她的乳房，“肯定不是露着胸脯喽。是什么衣服？” “我穿了件衬衫，上面有蝴蝶结。” “贝拉，听我说，你好好想想，在家乡有没有哪个同学、男朋友或是亲戚，手里还有你头发往后梳的照片？有没有什么你能通信或者联系上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姑姑。”她气鼓鼓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在里加，她说，和雅内克姑父一起。我抓起一个信封，让还光着身子的贝拉坐到桌前，写下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我把一张普通信纸放在她面前，口述了一封信，让她一边翻译一边写到纸上。 “贝拉，”我拉着她站起身，温柔地吻了吻她，“贝拉，还有件事你得告诉我。除了你们自己镇里的学校，你有没有在别的学校念过书？不管是什么学校。” 她摇摇头。 “没上过假期培训班？特别学校？或者是语言学校？” “没有。” “你在学校学过英语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能说英语了。内德，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雏菊号在海上出事了，”我说道，仍然面对面看着她，“遭到了枪击。勃兰特没受伤，但有其他人被打中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明天要飞回伦敦，你跟我一起去。他们得问我们一些问题，查清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 她闭上双眼，身子颤抖起来。她张开嘴，发出了无声的尖叫。 “我相信你，”我说道，“我想帮你，还有勃兰特。这是真话。” 她慢慢回过神来，头枕在我的胸口开始啜泣。她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许她始终都是个孩子。也许在帮助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带来了为她准备的英国护照。她自己根本没有国籍。夜里我让贝拉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她像个快要淹死的孩子似的紧紧抓着我。我们俩都是一夜无眠。 在飞机上，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我们之间已相隔千山万水。后来她说话了，我从来没听过她用那种声音说话。那是一种坚定的、成年人的声音，透着悲伤和幻灭的意味，让我想起了像女巫一样在岛上向我发出警告的斯黛芬妮。 “Es ist ein reiner Unsinn.”她说道。纯粹是胡扯。 “你指什么？” 她抽回了手。那并不是在生气，而是一种看破世情的绝望。“你们让他们下去趟水，然后等着看会出什么事。要是他们没被打死，那他们就是英雄。要是他们被打死了，那他们就成了烈士。你们根本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鼓动我们的人自相残杀。你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发动起义，杀死苏联压迫者吗？要是我们这么干了，你们会过来帮忙吗？我看不会。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们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们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我永远无法忘记贝拉说的话，因为那番话等于也拒绝了我的爱。如今，每天早上我遛狗之前听新闻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我不知道，当年我们自以为对那些勇敢的波罗的海人许下了怎样的承诺。我们今天孜孜以求想要去打破的，是否就是当年的承诺呢？ 这回在机场等我的是彼得·吉勒姆，这倒是叫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彼得英俊的相貌和风趣的谈吐似乎让贝拉有了信心。他从监视组把南希调来做贝拉的女伴，南希则刻意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他们俩一左一右带着贝拉过了海关，朝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走去，那车是沙拉特审讯处的。我真希望有人能派一辆样子不那么吓人的车来，因为贝拉一瞧见车就僵住了，回过头怨艾地看了看我，然后南希就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推上了车。 在担任情报官员的动荡生涯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告别并不一定总是优雅的。 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我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听说了什么。我去了史迈利的办公室，等了他差不多整整一天，想趁着会议的间隙逮着他。按照圆场的规矩，我得先去找海顿，但我问贝拉那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违背了海顿的指令。而且我觉得史迈利会抱着更有同情心的态度听我解释。他听我说完，接过贝拉写的信仔细查看起来。 “要是我们派人把信寄往莫斯科，留一个芬兰的安全地址让他们回信，说不定能行得通。”我恳求他说。 不过我有种感觉——和史迈利在一起时他常常会这样——他此刻思考的问题已经达到了我无法进入的领域。他把信丢进一只抽屉，随手关上了。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但愿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吧。” 我问他，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贝拉。 “恐怕和他们处置勃兰特的法子差不多，”他回答道，从沉思中略略回过神来，冲着我忧郁地笑了笑，“问清楚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法子让她自己出错。让她精疲力尽。他们不会伤害她，在身体上。他们不会告诉她掌握了哪些对她不利的证据。他们就是想撕掉她的伪装。以前在森林里照顾过她的那些人，最近好像都被抓起来了。当然，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再往后他们打算把她怎么样？” “唉，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虽说如今我们能阻止的事已经不多了。”他回答完，又开始看他的文件。“你该去见比尔了，是吧？他该奇怪你去干什么了。” 我还记得他让我离开时脸上的表情：那其中有痛苦，有挫败，还有愤怒。 史迈利有没有按我的建议寄出那封信？后来有没有收到回信，回信里是不是有张照片？那照片是不是就是莫斯科中心的伪造者们放进集体照里的那一张？我倒是希望一切都能这么干脆利落地解决，但现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自己为贝拉做的努力产生了某种影响，让她得到释放、被重新安置到加拿大定居。那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具体情形至今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因为勃兰特不愿意再要贝拉，更别说跟着她一起走了。贝拉是不是把我们俩的私情告诉了他？还是另有其人？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除非是海顿自己出于恶作剧的心理，把此事告诉了勃兰特。海顿痛恨所有的女人，大部分男人他也恨，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把别人的情感搅得天翻地覆。 勃兰特也被证明是清白的。尽管五楼曾有人表示反对，他还是拿到了一笔退休金，足以供他干上一样受人尊敬的营生。也就是说，让他能够买下一条船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儿重新干起了走私的老本行，不过这一回他选择的是往古巴贩卖武器。 背叛事件呢？史迈利后来告诉我，勃兰特的那个情报网实在是太能干了，让海顿无法容忍。于是海顿就把它给告发了，就像对待它的前任一样，还想栽赃到贝拉头上。海顿安排莫斯科中心的人伪造了对她不利的证据，然后声称这些证据来自他假造出的情报来源“巫师”——“巫术”材料的提供者。史迈利当时已经紧紧盯上了“地鼠”，还曾在高层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态度，结果却落得个流放的下场，因为他道破了真相。直到两年之后，史迈利才被请回来收拾烂摊子。 故事至此暂时告一段落，直到我们自己迫切地开始了内部改革——那是在1989年的冬天。当时，托比·伊斯特哈斯这个最擅长险中求生的家伙，率领由圆场中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中心。这只是一系列举措中的第一步，我们可敬的外交部非得把它们称为“两国情报机构关系的正常化”。 托比一行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受到欢迎，莫斯科方面请他们参观了许多设施，不过我估计其中并不包括老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刑讯室，还有房顶，偶尔会有些粗心大意的囚犯失足从那上面摔下来。托比和他的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美国人说，他们参观的是一个时代。他们都买了皮帽，往帽子上头别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徽章，然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拍照留念。 参观的最后一天，作为展现良好意愿的特别姿态，苏联人陪着他们来到莫斯科中心硕大无朋的通讯大厅，参观了那里的陈列馆。来自所有情报来源的消息都要在大厅进行接收和处理。据托比说，他们正打算离开陈列馆的时候，他和彼得·吉勒姆同时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家伙，只看到了侧身。那人刚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看样子是男厕所。走廊的那段地方只有两扇门，另一扇门上标的是女厕所。 那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但他大步走出门口时的样子还像是头公牛。他停住了，直直地盯了他们好一会，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该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还是退回去。然后他低下头——托比和彼得觉得他脸上好像还带着笑意——猛地拧身走开，消失在了另一条走廊里。但这时，他们俩已经有足够的机会注意到他那像水手一样摇摇晃晃的步态，还有摔跤手一般的肩膀。 在秘密的世界里，什么都不会消失；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同样如此。如果托比和彼得没有看错的话——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好客的苏联人弄昏了他们的头——那么海顿就更有理由把怀疑的矛头引向贝拉，而不是勃兰特船长了。 勃兰特从一开始就是个坏蛋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他打入了我们的组织，害得我们的情报员送了命。这是个很可怕的念头。有时在寒冷的凌晨，我躺在梅布尔的旁边，它还是会阴魂不散地纠缠我。 那贝拉呢？我把她看作自己最后的爱人，看作我始终没能走上的正途。如果说斯黛芬妮打开了我心中的怀疑之门，那么贝拉则提醒我，要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走向公开的世界。想到我后来经历的女人，她们都只不过是病后的治疗而已。想到梅布尔的时候，我只能说她代表着从前线归来的男人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但我对贝拉的记忆却依然无比鲜明，一如我们在可以俯视墓地的安全公寓里第一次共度的那个夜晚——可是在我的梦里，她却总是转过身离我而去，即便是她的背影都带着责备的意味。 5 “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中间有可能还包藏着另一个海顿？”有个名叫马格斯的学生大声喊道，招来了周围同伴们的一阵抱怨，“史迈利先生，这个海顿的动机会是什么？谁付钱给他？他的战利品又是什么？” 自从马格斯加入进来，我就对他心存疑虑。给他指定的掩护职业是新闻业，可他现在已经具备了今后要从事的这个行当的种种最坏的劣根性。不过史迈利仍然是气定神闲。 “好吧，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我们真应该好好地感谢比尔，”他平心静气地答道，“他给这个苟延残喘了太久的情报部门注射了致命的一针。”他微微皱了皱眉，困惑的神情略有些夸张，“至于新出的叛徒嘛，我敢说咱们现在的头儿也会与人结怨，肯定会有人对他心怀不满，对不对？说不定我就是其中之一呢。我确实发现，自己上了年纪之后变得激进多了。” 不过请相信我，当时的我们对比尔可没有心存感激。 陷落之前、陷落之后，所谓“陷落”指的就是海顿。突然间，圆场的男男女女不论是谁，都能说出自己听到那可怕消息时的细节：当时他（她）身在何处、在做什么。直到今天，老资格们还会说起当年沉默无声的走廊、餐厅里一张张木然的脸回避着彼此的目光，以及无人接听的电话。 最大的损失就是信任。渐渐地，就像空袭过后茫然无措的难民，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怯生生地从破碎的房子里走出来，开始重新构筑我们的堡垒。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于是“圆场”放弃了这个包藏着耻辱的古老绰号，放弃了剑桥总部如同狄更斯笔下的拥挤走廊和弯弯曲曲的楼梯，在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钢铁玻璃结构的寒酸小楼。一碰到刮大风，那儿的玻璃就会被刮碎，走廊里弥漫着餐厅传来的烂白菜味儿和打字机清洗液的气味。只有英国人才会用这种可怕的囚牢惩罚自己。一夜之间，我们在正式用语中的名称就变成了“情报部”，不过“圆场”这个名字还是会偶尔从嘴里冒出来，就像币制改为十进制之后很久，我们还会提到镑、先令和便士一样86。 信任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海顿本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尔并不是什么专爱寻衅滋事、口袋里揣着手枪的自大狂。他总是含讥带讽地称自己属于教会和间谍的领导集团，而他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几个叔叔坐在托利党87委员会的位置上，他自己在诺福克郡有一处破败的房产，那儿的佃农都喊他“威廉先生”。他是英国势力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上的一股线，我们本以为自己是网的核心。他用这网把我们给逮住了。 至于我本人当时的经历——因为这事，我直到现在还算小有名气——比尔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圆场其他人的耳朵里刚过二十四小时，我也就知道了。当时我被关在梵蒂冈城一间修建于中世纪时期、连窗户都没有的牢房里，牢房的背后是一排豪华的公寓。我在一位眼眶深陷的修士的引导下指挥着圆场的一队窃听人员。修士是梵蒂冈自己的情报部门提供的，他们宁可去找苏联人帮忙，也不愿沿街走上一公里去求罗马世俗社会的同事。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在一位腐败的天主教主教的会见室里装上窃听器。此人牵扯进了一桩用毒品换取武器的交易，对方是英国治下某个正在分崩离析的殖民地——嗨，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就是马耳他。 蒙蒂和他的手下为此飞了过来。我们大伙儿蹑手蹑脚地钻过有拱顶的地牢，顺着地底的台阶上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打算从这儿开始，顺着三英尺厚的界墙上的石缝，从石缝间那层年深日久的水泥里钻出一条细细的孔道。大家一致认为孔径不能超过两厘米，这个宽度足够我们插进一根加长的塑料吸管，把会见室里的声音传进窃听器，又不至于破坏教皇宫殿里神圣的水泥砖石结构。如今我们会用到更高端的设备，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竟还处于蒸汽时代的尾声，探头式麦克风在那时仍然最为流行。另外，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用意，你也不能在梵蒂冈官方的联络人面前显摆你的种种精巧装置，更别说对方是一位身穿黑袍、看起来仿佛刚刚步出宗教裁判所的修士了。 于是我们开始钻洞，蒙蒂也帮忙钻，修士则在一旁作壁上观。我们把水淋到滚烫的钻头上，也朝自己汗涔涔的双手和脸颊上泼。我们利用液体泡沫掩盖钻机发出的嗡嗡声，每隔几分钟就测量一下路径，确保钻孔不会错通进那位圣人的寓所。目标是在离贯通还差一厘米的地方停下钻头，隔着薄薄的一层墙纸或灰泥进行监听。 突然我们就钻通了，可情况比钻通了还糟糕。钻头直接钻到了空处。我们赶紧拿吸尘器清理了一下，结果吸出来的却是些很有异国情调的丝绸碎片。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隧道里一片沉默。莫非钻到了什么家具？窗帘？床？哪位丝毫没料到衣服会遭殃的高级修士的长袍下摆？还是说会见室里的陈设又有了变动，和起初我们侦查地形时拍的照片不同了？ 就在这倒霉的时刻，修士先生忽然灵光一闪，惊恐地低声告诉我们，他想起主教大人喜爱收藏价值连城的刺绣艺术品。我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盯着的碎绸布并非沙发或窗帘的碎片，也不是哪位教士的锦衣华服，而是哥白林挂毯88上的碎绸。修士找了个借口，溜得无影无踪。 现在场景切换到肯特郡的古镇拉伊，那儿有一对姓奎尔的姐妹经营着织补挂毯的生意。幸运的是——或者说，拜英国社会关系不可避免的规律所赐——姐妹俩的哥哥亨利曾是情报部的成员，现已退休。情报部费尽周折找到了亨利，姐妹俩被从床上薅起来，皇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风驰电掣地把她们送到罗马的军用机场，再由一辆汽车飞速送到我们身边。接着蒙蒂镇定自若地转回房子前面扔了颗烟雾弹，清空了半个梵蒂冈城，为我们这支力量有所壮大的小队争取到了绝处逢生的四个小时，好溜进被监听的会见室善后。到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哥白林挂毯已织补得像模像样，窃听器的探头也安放得非常妥帖。 这会儿，场景又切换到了我们的梵蒂冈主人举办的盛大晚宴。瑞士卫兵们不怒自威地戳在门口。蒙蒂脖子里掖着白色的餐巾，坐在态度安详的奎尔姐妹俩中间，一边拿面包蘸盘子里剩下的一点奶油通心粉，一边跟她们大谈女儿在马术学校取得的最新成就。 “罗西，说了你肯定不知道，嗨，你怎么可能知道呢，在整个南克洛伊登，像我的小贝基这么大的小孩，就属她那双手最巧——” 蒙蒂的话戛然而止。他在看我递给他的便条，那是由罗马站的送信人亲自交到我手里来的：圆场秘密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已承认自己是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间谍。 有时候我会想，比尔永远地偷走了我们共同拥有的轻松心情，也许这才是他犯下的最大罪行。 回到伦敦时我被告知，如果再有别的情况需要告知，自然会有人告知我。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事组通知说我被定为“半音丧钟”。这是圆场内部的行话，意思是“仅可派驻到友好国家”。这就好比是对我说，后半生我都得在轮椅上度过。我没犯任何错误，没干过任何不光彩的事——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可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掩护身份是最宝贵的，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我收拾好办公桌，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我开车去了乡下，一路上怎么去的都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自己在萨塞克斯山丘89下车走了一会儿，那儿鲸鱼背似的白垩岩山下方就是五百英尺高的悬崖。 又过了一个月，我知道了对我的判决结果。“恐怕你又得去应付那些流亡者了，”人事组的头儿带着司空见惯的厌恶态度说道，“还是德国。和以前一样，津贴还是很不错的，去滑滑雪也不赖，只要你上得足够高。” 6 时间已近午夜，不过随着史迈利每讲出一个新的离经叛道的故事，他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我心想，他就像是个快乐的圣诞老人，发礼物时也顺带着发掉了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觉得，‘冷战’最为庸俗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大口大口地自食其言，”他说话时脸上的笑意特别亲切，“我并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说教，况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在‘冷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撒谎时是为了掩盖本国体制中的肮脏。而我们在撒谎的时候，掩盖的却是自己的美德。连我们自己都成了欺骗的对象。我们掩盖的，恰恰是那些让我们成其为正确的事物。我们尊重人的个性，热爱多元化和辩论，坚信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统治国家。我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剥削得奄奄一息的国家。在坚持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同情心献祭给了伟大的冷漠之神。我们保护的是那些欺压弱者的强者，把公开撒谎这门艺术发扬到了极致。我们与正直的改革家们为敌，却和那些可恶之极的当权者交上了朋友。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用这些手段，我们还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多久？这样的社会还值得去保护吗？”他又朝我瞟了一眼，“所以说如果我们向反社会主义团伙里的每一个骗子和冒牌货敞开大门，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对，内德？我们就会得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坏蛋。内德知道。你们问内德好了。” 说到这儿，史迈利大声笑了起来，这让大家也很开心。而我呢，犹豫片刻之后也跟着笑了，还向学生们保证某一天会讲给他们听。 你说不定赶上演出了，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在美国中西部奔波，献上了许多场激动人心的演出，说不定你也在台下欣赏的观众中间；他们在巡回演讲中向人们握手致意，在老鸡宴90上卖力推销，每个位置要卖一百美元，全都卖得精光。我们把这叫做“特奥多尔-拉茨”演出。特奥多尔是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们的两位英雄谦逊地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观众们不知有多少次为他们起立鼓掌，或许你也曾参与其中。教授个子很高，特意为巡回演讲做了几套价格不菲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光彩夺目。还有那位身材矮小的拉茨，站在教授身旁就像个胖乎乎的哑仆，两只鼓起的眼睛里充溢着理想的光芒。他们开讲之前观众会起立鼓掌，结束后又起立鼓掌。“两个伟大的匈牙利裔美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冲破了‘铁幕’。”献给他们的掌声再怎么响亮都不为过。我引用的是塔尔萨91《论坛报》上的报道。 说不定你那百分之百美国血统的女儿曾换上匈牙利农家女平时穿的漂亮服装，还特地在头发上戴着花——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说不定你还向解放联盟捐过钱，地址是威尔明顿92的某某邮箱。说不定你是在去看牙医的时候，在候诊室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关于两位英雄的文章？ 说不定你和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彼得·吉勒姆一样，有幸受邀出席了他们盛大的全球“首映式”，那场盛事由我们的美国表兄、华盛顿市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担任舞台监督。演出的地址不啻为理性思维的宝座——风格简朴、镶着嵌板的海-亚当斯酒店，就在和白宫隔着一座广场的对面。如果是这样，你在世人眼中想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最起码你也得是个前方记者或是政界说客，才有资格进入静悄悄的会议厅。在那儿轻描淡写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铭刻在石碑上的戒律一样权威；在那儿还有些男人身穿鼓鼓囊囊的深蓝色上衣，神情紧张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反击？当时的人们还处在那个年代。 说不定你读过他们写的书。美国表兄把稿子偷偷塞给麦迪逊大道93上某个言听计从的出版商，在一片热热闹闹、容易操纵的好评声中将其发售，然后它竟然在纪实类畅销书榜单的后半截位置上占据了两个星期。我希望你读过，因为那本书上署的虽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但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尽管美国表兄不肯用我原来起的书名。正式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杀手》。我起的书名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和往常一样，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又搞错了。对于任何在汉堡生活过的人来说，慕尼黑根本算不上德国，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始终没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丝哪怕并不密切的关联。但就间谍工作而言，慕尼黑和汉堡一样，堪称欧洲默默无闻的谍报之都。比起慕尼黑隐形社群的规模与表现，连柏林都只能远远地落在第二名。规模最大、手段最狠的情报组织是一个设在普拉赫94的机构，人们通常都用这个地名来称呼它。1945年刚过没多久，美国人就在普拉赫召集起了一帮令人反感的原纳粹军官，主管以前是个将军，曾在希特勒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些人的任务是向身在东德的其他老纳粹军官献殷勤，并通过贿赂、敲诈、诉诸同志情谊等手段，让他们为西方效力。美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想到，东德人可能也在干着同样的事，其目的恰好与此相反，而且这种事他们干得更多、更好。 于是，德国情报机构就在普拉赫坐镇，美国人和他们坐在一起。美国人先是怂恿他们，后来自己又临阵退缩，劝他们罢手。况且，不管美国人坐在哪里，大家也都得跟过来。时不时会传出一些骇人的丑闻，通常是因为这帮小丑中间的某个家伙干脆忘记了自己在替谁工作，要么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么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妇、男宠或是自己，要么就醉醺醺地从“铁幕”的那一边冒出来，宣布要效忠于他此前始终在背叛的对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不堪的情报妓院。 普拉赫之后又来了些破译密码的人，还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伙；这帮人走了之后又来了“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哪儿哪儿电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阴谋家。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时乖运蹇，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这些流亡团体花了许多时间争论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君主制复辟之后，谁应该来当皇家骑兵队的队长；谁应该获得圣彼得和刺猬勋章；那帮共产主义胆小鬼从大公夏宫的客厅里滚出去之后，该由谁来接管；谁能捞到沉在看不见的水底的那罐黄金。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说的那个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篡权者”抽干了，还在那儿建起了一座面积六亩的水力发电站，直到后来河水枯竭。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慕尼黑还有胸怀最为狂热的德国式抱负。在这种抱负的追随者看来，就连1939年划定的边界95都只不过预示着德国将提出更多的要求。东普鲁士人、萨克森人、波美拉尼亚96人、西里西亚97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全都抗议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从波恩方面领取的胀鼓鼓的薪水袋来安抚自己的悲伤。有些夜晚我疲惫地走在满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尔，这种时候我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唱着国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后面开步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在干这个行当吗？唉，恐怕是还在干，不过比起当年我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那么疯狂了。史迈利有一次对我引用过霍勒斯·沃波尔98的话，要不然我也不会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尔曾说过，对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一出喜剧；对于感受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则是一出悲剧。好吧，要说喜剧，慕尼黑这儿有的是巴伐利亚人；要说悲剧，这座城市则有她的过去。 关于教授的政治经历，时隔近二十年之后我的回忆已经不太清晰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能理解这些经历——我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时，几乎都是在听他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历史。而且我敢肯定，这些经历也都被写进了书里——最起码得占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书来瞅瞅就好了。 问题在于，教授更乐意谈及匈牙利的历史，而不是她的现在。也许他在一辈子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个道理：只关注那些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这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他讲过拥护正统王权的匈牙利人，他们支持的是查理国王99。1921年国王突然返回匈牙利，这让同盟国大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台。我觉得当年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教授的年纪肯定还没超过五岁。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时候，睿智的双眼竟满含泪水，而他行为举止的许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纵即逝的影响。提到《特里亚农条约》100的时候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连握酒杯的优雅而白皙的手都在发颤。 “那是一场灾难，内德阁下，”他以彬彬有礼的责备态度向我抗议，“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你们抢走了我们国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土地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内德阁下！我们匈牙利人是有教养的民族！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 我只能替我们国家的恶劣行径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国际联盟道歉一样，它在1931年毁掉了匈牙利的经济。这件不计后果的事国际联盟到底是怎么干成的，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不过我记得好像跟小麦市场有关，还跟国际联盟严格的正统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在谈到当代的事情时，教授的看法却奇怪地变得谨慎起来。 “这又是一场灾难，”他只会说，“全都是《特里亚农条约》和犹太人造成的后果。” 傍晚的几缕阳光斜斜地穿过花园的窗户，照在特奥多尔气度不凡的一头白发上。相信我，他是个雄狮般的人物，宽宽的额头宛若苏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时刻有天才在侧的伟大导师。精心雕琢的双手、波浪似的浓密头发，有点儿驼背——应该是思想太深邃的缘故。长相如此可敬的人绝不可能是肤浅之辈——即使那双博学多识的眼睛在眼眶里显得稍微有点小，即使那双眼睛会鬼鬼祟祟地瞥向旁边，就像食客在餐馆里瞧见更好的菜肴从身旁经过时一样。 不对，不对，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给我们当了十五年的情报员。如果一个人长得高，那他显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权威。如果他的嗓音犹如金声玉振，那他说的话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样长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显得淡然而又睿智，那么笑容背后的人肯定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 只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情况，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上帝偶尔会自己寻点开心，给我们送来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彻底看穿。有些人却不断膨胀，直到外表的价值被他们利用殆尽。还有些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夺目的外表当作上天赐予的恩宠招摇过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敬意。 教授参与行动的经历很快就说完了。简直是太快了，因为那经历实在有点平庸。他出生于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德布勒森102，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对他十分溺爱的父母都是小贵族，擅长见风使舵。他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了财产和关系，即使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常见，你想都想不到。他是个文人，为学术杂志写写文章，也算半个诗人，还是个有过几次婚姻的情种。他穿外套的时候就像是披着斗篷，袖子就那么空着。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负担得起，因为他享受着特权，也还有点财富。 在布达佩斯，他教着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课，在学生中间还算有点影响。他们觉得特奥多尔讲课时充满火热的激情，这倒是他没有料到的，因为他从来没打算当演说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来是下等人干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调解安抚的人，他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就是为其代言——说实话他代言时的声音温和得很，但毕竟那也是一种声音，而且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再加上他风度翩翩，俨然代表着一种更为久远、更好的秩序。那时的他正处在听了年轻人的阿谀奉承就感到兴奋的年纪，况且他一向都很爱慕虚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让自己卷进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坦克从边境返回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别无选择的他只得仓皇逃命，一直逃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个电话，专横地敦促那位朋友给他寄钱、帮他引荐，还要写信证明他是何等杰出的人物。这位朋友恰好也是圆场的一位朋友，而且当时正是招募人员的高峰期。 不出几个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员名单。没有巴结讨好，没有迂回曲折的接触，也没跳通常那出欲拒还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来，另一方顺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特奥多尔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边一座安逸的房子里，配了一辆车，还有他那位忠实可靠却有点焦虑不安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来的，估计教授对这事多少有点后悔。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奥多尔教授始终是我们匈牙利攻势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头部队，连海顿都没能把他搞下台。 教授的掩护身份是“自由欧洲”电台聘请的一位流亡贵族，主讲匈牙利历史与文化，这对他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说实话，他也没干过别的什么。此外，他有时还上上课，私下辅导学生——我发现大多是女学生。他的秘密工作报酬优厚——这得感谢美国人——就是与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建立联系，成为他们的焦点和召集人，并在上级的指导下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行动网络，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网络从来都没出现过。这是一项不切实际的行动，可能在纸面上看要比在现实中好得多。然而，这个行动却始终在继续。先是五年，接着又是五年；等我拿到这位大人物的档案的时候，行动已经令人惊叹地整整持续了十五年。有些行动就是这样，它们是经济停滞时期的宠儿。花费不多、结论不明，不一定会取得什么结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会带来任何丑闻。每年要搞年度审计的时候，这些行动用不着投票就能获得批准，直到后来它们长期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说教授这么多年来没为我们取得任何成果，这么说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托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种贬低。托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后他又复了职，成了负责指挥教授的内勤情报官。托比因为盲目支持海顿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接手匈牙利地区的事务后——在针对“铁幕”各国的职务中，这从来都算不上什么好位置——教授立即成为了托比个人东山再起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特奥多尔啊，我得这么说，内德——特奥多尔绝对是我们的大明星。”离开伦敦前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比向我保证说。那顿饭他差点就付了钱。“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谨慎，在职多年，忠诚得像水蛭一样。特奥多尔是我们的王牌，绝对的。” 当然了，教授比较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顿的斧头下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因为他运气好；换个不太厚道的说法，也许是因为教授从来都没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准备接手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维萨岛104休假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尽管特奥多尔的个人档案足有好几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却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而非利用人才，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教授替我们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由他引入情报网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始终也没做出多少贡献。 “其实啊，内德，匈牙利真他妈是个很难啃的目标，我得说，”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那地方太开放了。公开的目标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宝，就只能搞点人人知道的常识——这玩意谁要？特奥多尔给美国人弄到的东西，那才叫了不起。” 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给美国人弄到了什么呢？”我问道，“除了电台上说的心灵啊意志啊之类的，还有那些没人看的文章？” 托比的笑容显出了一副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内德老伙计，恐怕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这个名单上。” 几天之后，按照协议的要求，我给格罗夫纳广场105的拉塞尔·谢里登打电话辞行。谢里登是美国表兄驻伦敦情报站的站长，不过他也负责他们在西欧地区的行动。我耐着性子说了一会儿客套话，然后随口提到了特奥多尔的名字。 “哦，那就得让慕尼黑来说了，内德，”谢里登很快说道，“你了解我。我从来不去侵犯别人的地盘。” “可他给你们帮上什么忙了吗？我只想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情报员的激情确实会耗光的，对不对？都十五年了啊。” “这个嘛，我们倒觉得他给你们帮上了忙，内德。照托比的说法，你准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听托比说，你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托比。不过我不是个尖刻的人。在间谍这一行里，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说“不”总是比说“是”要容易。抵达慕尼黑时，我已经准备好相信特奥多尔就是被托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确认。 我还真得到确认了。起初是这样。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为跟梅布尔结婚之后，自己已经失去了类似这样瞬间迸发的热忱——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他为我打开房门，我进屋后发觉自己简直走进了一处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历史遗迹，发觉自己能做的合乎礼仪的唯一举动，就是像他的学生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充满睿智的言语。这就是情报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渊博。为我们效力了那么多年。 他热情款待了我，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的年龄和声名使然。他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后把这种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来。我承认说，我对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谈起了音乐，可悲的是我对音乐还是一无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几个小节，还向我解释道，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时随身携带的，其制作者并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厉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谁我早已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能够指挥一位带着小提琴逃亡的间谍，这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他谈到了戏剧，说有个匈牙利戏剧团正在慕尼黑巡演，他们的《奥赛罗》棒极了。虽然我和梅布尔还没去看过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经让我心驰神往。他穿着德国人说的那种“Hausjacke”108，黑色的裤子，一双靴子擦得锃亮。我们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汤109，是焦虑不安的海伦娜端上来的，她低声打了个招呼就借故离开了。她个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长得很美，但她宁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的晚餐最后以杏子帕林卡110结束。 “内德阁下，不知我能否这样称呼你，”教授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头。在我们刚刚建立起工作关系的时候，希望你允许我提出来。” “您请说。”我大度地回答。 “很不幸。你最近的那位前任——当然了，他是个好人”——他突然打住了，看来是不忍说刚刚离世之人的坏话——“而且和你一样，也很有文化——” “您就说吧。”我重复了一遍。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你有英国护照？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吃惊地说。 “问题就在这儿。我没有英国护照。我知道这事办起来有麻烦。官僚机构都是这样。官僚机构是人类体制中的万恶之首，内德阁下。这些机构把最坏的人奉若神明，却把最好的人视为粪土。作为一个生活在慕尼黑、受雇于美国组织的匈牙利流亡者，我并不具备成为英国公民的资格。这我理解。不过，我跟你们的部门合作了这么多年，这本护照是我应得的。用临时的旅行签证来充数，这太不体面了。” “但我听说美国人会给你办护照啊！你们一开始不就是这么谈好的吗？美国人会负责解决你的公民身份和重新定居的问题，这当然也包括护照啊。这是肯定的！” 我感到很生气，一生中这么长时间都奉献给了我们的人，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尊严都得不到。但教授已经学会了一种更为达观的态度。 “美国人啊，内德阁下，他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唯利是图的民族。他们已经把我利用得差不多了，觉得我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前途。对美国人来说，我就该被扔进过时废品的垃圾堆。” “可他们不是承诺过吗——只要服务令人满意就行？他们肯定承诺过！” 他做出了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手势。他从桌上抬起双手，仿佛在举起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他把双手举到差不多与肩同高的位置，然后猛地让手重重地摔落到桌面上，连同手中那块并不存在的石头。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似乎是因为用力而冒着怒火，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谴责。这就是你们的承诺，他仿佛在说。你们的，还有美国人的，都是这样。 “帮我把护照弄来就行，内德阁下。” 身为一名忠于职守的情报指挥官，我一心想着要为手下的情报员尽心竭力，便集中起全部的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托比很了解，因此决定从一开始就公事公办：不要虚与委蛇的承诺，不要模棱两可地让我放心。我把特奥多尔的要求告诉托比，请示他该如何处理。他毕竟是我的内勤长官，是我在伦敦的靠山。我对托比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自食其言，不肯给教授公民权，那么此事就必须由伦敦或华盛顿方面来解决，而不是慕尼黑。再者说，如果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方面还是准备给教授发英国护照，那么圆场五楼也必须大力促成此事。圆场本部本可以随便给曾为圆场服务的任何人发放护照，不管他叫托恩、迪克还是特奥多尔，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陷落”彻底终结了那样的时代。 我的请求没有通过无线电发出，而是用邮袋递送的。按照圆场的规矩，这么做会显得更为正式。我写了一封不屈不挠的信，两周之后又写了一封以示提醒。可是等教授问起我进展情况时，我只能不置可否。正在处理之中，我向他保证；伦敦方面不太喜欢老被人催着办事。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托比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信。 与此同时，我和特奥多尔教授几次会面的时候，也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他究竟给我们干了些什么，竟然有资格成为托比寥落星空之中的那颗明星。教授这人容易动怒，因此我的调查工作就更不好办了。起初我还以为他仅仅是在合作时有所保留，直到护照的事情得以解决。慢慢地我才意识到，只要是涉及到秘密工作，“有所保留”就是他的常态。 教授有项比较单调的工作是负责看管施瓦宾格区111的一所学生公寓，那儿只有一个房间。他把那地方当做安全地址，接收他在匈牙利的某些联络人寄来的邮件。我劝说他带我去那儿看看。他打开房门，只见垫子上丢着起码十几封信，都贴着匈牙利邮票。 “我的天，教授，你有多久没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他费劲地把信收拾到一起，问道。 他耸了耸肩膀，我觉得这个姿势一点都没有风度。 “教授，通常情况下你一周能收到几封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邮戳。最早的一封信是三个星期前寄出的，最近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我们走到小小的桌子旁边，那上头蒙着一层灰。他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拉开一个抽屉，从暗格里拿出几瓶化学药水和一把刷子。他拿起第一个信封，闷闷不乐地检查了一番，随即用小折刀拆开了信封。 “是谁写的？”我问道，他似乎觉得我没必要这么好奇。 “帕利。”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农业部的帕利？” “是德布勒森的帕利。他到罗马尼亚访问去了。” “去干吗？不会是参加剧毒武器会议吧？那可是独家新闻！” “看看再说。是什么学术会议。他搞的是控制论。没什么名气。” 我看着他把刷子放进第一只瓶子里蘸了蘸，然后在手写的信纸背面刷了一遍。他用清水洗了洗刷子，再蘸上第二只瓶子里的化学药水。我觉得，他是故意要表现出自己对这种卑微的工作有多么鄙夷。在每一封信上他都重复着同样的步骤，有时会略作改变，比如摊开信封在里面刷一刷，或是在两行字迹中间的地方刷一遍。他以同样慢吞吞的动作站起身，又坐到一台雷明顿立式键盘打字机前，厌烦地用德语敲出信上显现出来的文字：新的工业领域预计将出现矿产和能源不足……包科尼山区矿藏矾土限额……米什科尔茨地区最近开采的铁矿石中铁含量较低……某某地区玉米和甜菜丰收的预计产量……传言称有复兴国家铁路网的五年计划……肖普朗发生了针对共产党官员的破坏行动……我几乎能听到圆场三楼分析师们吃力地读着这些浮夸材料时哈欠连天的声音。我记得托比曾吹嘘说，最高质量的情报才是特奥多尔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样的东西都能算作最高质量，那什么样的才是最差劲的？耐心点，我对自己说。伟大的间谍我们总得迁就迁就。 第二天，我就护照一事发的信件得到了回复。托比解释说，问题在于美国表兄负责匈牙利事务的部门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托比说，现在举措已采取——这个地方的被动语态用得很令人生疑——以明确美国人或我们自己作出的许诺所包含的条款。他还补充了一句，与此同时我应该避免和特奥多尔谈论这一问题——好像这件事当中挑头的人是我，而不是教授。 三个星期之后，我和米尔顿·瓦格纳在科斯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这件事仍然悬而未决。瓦格纳是个老手，是美国方面跟我职位对等的人。当时他已经快退休了，担任着美国慕尼黑情报站东德行动处的处长。科斯莫是那种美国佬开遍世界各地的饭店，里头有酥脆的烤土豆皮配蒜香调味汁，还有用巨大的塑料发卡插住的总汇三明治。 “你跟咱们那位著名的学术界朋友处得怎么样啊？”很快处理掉我们手头的其他事务之后，他用慢吞吞的美国南方腔问我。 “好得很。”我回答说。 “我们那儿有几个人似乎觉得，特奥多尔这许多年来一直在免费搭车。”瓦格纳懒洋洋地说道。 这一回我什么都没说。 “国内的伙计们把他干的活搞了个回顾展。不妙啊，内德。很不妙。比如他在广播电台‘你好，匈牙利’节目里大讲特讲的一些内容。都是以前说过的。他们发现有段话和1948年《月刊》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毫不差。原作者听广播时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自己写的东西，气得暴跳如雷。”他拿起番茄酱倒了许多，“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把他抓回来，一五一十问个清楚。” “也许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运气不佳。”我说道。 “十五年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内德。” “他知道你们在调查他吗？” “内德，‘自由欧洲’电台的人谁不知道？还有那帮匈牙利人？流言蜚语？你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警告伦敦方面？你们为什么不提个醒呢？” “内德，你得知道，我们已经提醒过了。你得知道，消息传递过去根本就没人理会。你们这帮伙计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清楚得很。”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瓦格纳所说情况的严重性。如果教授在广播节目里都会骗人，还有谁他不能骗？ “米尔顿，能不能问你个很笨的问题？” “请便，内德。” “特奥多尔到底有没有为你们干过什么漂亮活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是说在秘密工作方面，甚至是极为秘密的工作。” 瓦格纳沉思半晌，看来是决心先给教授一个“疑罪从无”的待遇。“恐怕没有，内德。有一次我们还真考虑过利用他当中间人去接触一条大鱼，不过我们有点不喜欢这老头儿的态度。” “你这话信得过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内德？” 这就是教授给美国人干过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心想。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可谁都想不起来他究竟干过些什么。 我马上给托比发了无线电讯息。我耗了许多时间拟写了好几条不同的电文，因为愤怒总是在干扰我的思维。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不肯给教授发护照，为什么他会转而来找我们要护照。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一副料理后事般的态度，总是无精打采，毫无紧迫感：他这是在等着被解雇。我转述了瓦格纳说的情况，问托比总部是否知道此事。如果总部不知道，那么美国表兄就没有遵守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议。另一方面，如果总部知道，美国表兄确实警告过我们，那我怎么没接到同样的警告？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圆滑的答复。电文的口气非常严肃。我怀疑托比是找别人代拟的，因为文字中看不出丝毫口音。他解释说，美国表兄曾向伦敦方面发出“没有特指”的警告，称教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其广播节目问题接受纪律审查”。总部——我怀疑托比指的就是他自己——“所持的立场”是，教授与其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对圆场并没有直接影响。总部“采取的观点”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除了托比还能有谁——教授承担着许多行动任务，因此他的掩护工作中存在“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谅解。如果需要为教授再找一份新的掩护工作，总部将“适时采取措施”。一个解决办法是把他弄到某家听话的杂志社里去，他本来偶尔也向这些杂志投稿。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和雇主发生过冲突，而且安然渡过了难关。这倒是实话。有个女秘书曾因被他挑逗而提出抗议，匈牙利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对他持的反犹太人观点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的事，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还得——这始终是托比奉行的一条准则——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直到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之后。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的是紧急暗语，嗓门虽低却还是傲气十足。他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从花园的后门进屋。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杀了什么人，说不定是他老婆。我简直错得太离谱了。 教授打开后门，等我一进去就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暗处的角落里有座比德迈式112的落地大摆钟咔嗒咔嗒地响着，仿佛是一颗巨大的炸弹。海伦娜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双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离特奥多尔给我打电话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可是她的尖叫似乎还没从嘴里发出来。 快要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扶手椅。一张椅子空着，我估计是教授的。另一张椅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有点被遮挡住，上面坐着一个模样温和、身材圆胖的男人，约摸四十岁年纪。他长着柔软的黑色头发，两只亮闪闪的圆眼睛仿佛在说：“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他坐的那把扶手椅靠背很高，他把身子紧紧抵在椅子的折角处，好像飞机上的乘客在准备降落似的。他穿的鞋子也是圆溜溜的，没碰到地面，我意识到那鞋是典型的东欧样式：粒面，不知是什么皮子做的，模压而成的鞋底磨损得很厉害。他身上那套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像是用军装改出来的。他面前桌子上的花瓶里是淡紫色的风信子，花瓶旁边还摆着一堆东西，我认出那些都是用来暗杀的工具：两副用木棍和钢琴线制成的绞索；一把磨得像剑尖一样锋利的螺丝刀；一把查特武器公司113的左轮手枪——点三八口径，便于隐蔽携带，转轮可容纳五发子弹——外加两种子弹：六发软头的、六发刻线的，弹头上刻出的线槽里填有凝结起来的粉末。 “是氰化物，”教授看到我迷惑不解、一声不吭，便解释说，“这真是恶魔的发明。子弹只要蹭破一点皮，就能要人的命。” 我不禁心下起疑：剧毒的粉末给枪管里的高温一烧，还有什么用？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多，”教授继续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个朋友。请坐吧，内德阁下。” 拉迪斯劳斯·卡尔多郑重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使劲摇着，好像我们刚谈成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先生！”他高兴地用英语喊道，“请叫我拉茨。对不起，先生。您什么都不用担心。大家都叫我拉茨。博士阁下。我的朋友。请坐吧。嗯。” 我还记得，风信子的香味似乎跟他的笑容很相配。慢慢地我才意识到，我连一点儿危险的感觉都没有。有些人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有些人则在生气或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这样。但是对于拉茨，等到我动用直觉去感受的时候，发觉他身上透出的只有一种急于讨好别人的强烈愿望。也许这就是一位职业杀手需要的全部吧。 我没有坐下。我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但疲惫并不在此列。咖啡杯是空的，我心想。空盘子里还有蛋糕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有闲心去喝咖啡、吃蛋糕？拉茨又坐了下来，像个魔术师一样笑嘻嘻的。教授和他妻子端详着我脸上的表情，不过是从房间里不同的地方。我在想，他们俩吵架了；这场危机把他们逼到了各自的角落里。美国造的左轮手枪，我心想。可是没有厉害杀手常会携带的备用转轮。东欧生产的皮鞋，那种鞋跟会在每一块地毯或是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无比清晰的脚印。涂了氰化物的子弹，但弹头还没射出枪管氰化物就会被烧得精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我问教授。 他耸了耸肩膀。我特别讨厌他这么做。“一个小时吧。还不到。” “一个多小时了。”海伦娜反驳他说。她怒冲冲的眼神直盯着我。在那个晚上以前，她一直故意对我视若无睹。像个幽灵似的从我身旁溜过时，她要么脸上挂着笑容，要么就冲着地下皱起眉头以示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了。“他是八点四十五分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广播。正好换节目来着。” 我瞟了一眼拉茨。“你会说德语？” “Jawohl 114，博士阁下！” 我又转向海伦娜：“什么节目？” “BBC的国际节目。”她答道。 我走到收音机前，打开了机器。有个声音尖细、雌雄莫辨的牛津学者正在大谈诗人济慈。谢谢，BBC。我关掉了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谁去开的门？”我说。 “是我。”教授说。 “是他。”海伦娜说。 “嗯嗯。”拉茨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穿着件大衣。”教授说。 “是雨衣。”海伦娜纠正道。 “他问我是不是特奥多尔教授，我说是。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请原谅，教授，我奉命前来用勒绳或是涂了氰化物的子弹刺杀您，不过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您的信徒，也是您的崇拜者。我想向您投降，然后留在西德。’” “他说的是匈牙利语？”我问。 “当然。” “然后你就请他进屋了？” “当然。” 海伦娜不同意。“不是的！一开始特奥多尔先找了我。”她坚持说。在今晚之前，我从没听到过她纠正丈夫，可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已经纠正了两次。“他喊了我一声，说：‘海伦娜，有位客人。’我说：‘好啊。’然后他就把拉茨请进屋了。我接过拉茨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里，煮了咖啡。情况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还有蛋糕，”我说，“你还做了蛋糕。” “蛋糕是已经做好的。” “你害怕吗？”我问她——害怕这种感觉好像也并不存在，就像危险一样。 “我觉得很恶心，很震惊，”她回答说，“现在我有点害怕——是的，我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你呢？”我问教授。 他又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我是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吐露真情实感的对象。 “你把你太太带到书房去好不好？”我说道。 他想要反对，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快步走出了房间，手挽着手却形同陌路。 只剩下我和拉茨了。我站着，他坐着。慕尼黑这座城市有时会非常安静。即使在如此静谧的气氛之中，他的脸还在冲我讨好地微笑着。他的小眼睛还在闪闪发亮，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朝着我点点头以示鼓励，笑容变得更灿烂了。他说了声“请”，然后自己在椅子里挪了挪，好坐得更舒服些。我做了一个所有中欧人都能看懂的手势。我伸出手，掌心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掠过食指的指尖。脸上还挂着笑的拉茨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证件递给了我。证件上他的名字叫埃贡·布劳巴赫，来自帕绍115，生于1933年，职业是艺术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各种证件包括一张西德护照、一张驾照，还有一份社会保险文件。在我看来，任何一样证件都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他的鞋也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进入德国的？” “今天下午，博士阁下，今天下午五点。嗯。” “从哪儿入境的？” “维也纳，嗯。维也纳。”他气喘吁吁地急忙重复道，仿佛把我当成了全城唯一有本事听懂他话的人。他又扭了扭屁股，看来是想让自己显得更加低声下气。“我赶上了今天早晨到慕尼黑的第一班火车，博士阁下。” “什么时间？” “八点，先生。八点的火车。” “你什么时候进入奥地利的？” “昨天，博士阁下。当时在下雨。嗯。” “你在奥地利边境出示的是什么证件？” “是我的匈牙利护照，尊敬的阁下。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德国护照。” 拉茨的上嘴唇冒出了汗珠。他的德语很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巴尔干地区口音。他是一路坐火车来的，拉茨说：布达佩斯、杰尔116、维也纳，博士阁下。他的主子给了他一只熟鸡和一瓶葡萄酒在路上吃。配着最棒的腌菜，阁下，还有红辣椒。更多的笑容。抵达维也纳之后，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店，有人已经给他预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旅馆也很简陋，尊敬的阁下，不过我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有一位匈牙利先生到旅馆来拜访，他以前从没见过那个人——“但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员，博士阁下。他跟您一样高贵！”那位先生给了他钱和证件，拉茨解释说——还有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一堆武器。 “你来慕尼黑以后住在什么地方？” “在城边上一座不大的家庭旅馆，博士阁下，”他回答时露出了带着歉意的笑容，“更像个妓院。是的，就像是妓院。在那儿能看到很多男人，老是进进出出的。”他把家庭旅馆的名字给了我，我几乎觉得他同时也准备给我推荐个姑娘。 “是他们让你住在那儿的吗？” “出于谨慎的考虑，博士阁下。住在那地方不会有人知道。嗯。” “那边还有没有你的行李？” 他可怜巴巴地耸了耸肩膀，那姿势给人的感觉和教授截然不同。“就一把牙刷，”他说，“还有几件衣服。一个包。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记者，拉茨说，但他还替秘密警察干着第二份工作。一开始是做线人，最近才为了挣钱当上了杀手。他在匈牙利国内执行过几次任务，不过他不愿意——请原谅，尊敬的阁下——不愿意谈及具体细节，除非能保证他不会在西德遭到起诉。教授是他的第一次“国外任务”，但一想到要杀害这样的人，他就觉得这有悖于自己的道义感。 “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博士阁下！是有名望的！不是什么犹太佬，也不是牧师！我为什么要杀害这个人？上帝啊，我也是个有尊严的人！我是有气节的！嗯！”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命令并不复杂。他们说，他要按响教授的门铃——于是他就按了。教授肯定在家，因为他们说星期三晚上他要单独辅导学生，直到九点钟。教授确实在家。他要说自己是帕利的一个朋友，从德布勒森来。他擅作主张，没有这么进行自我介绍。一进屋子，他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手段杀掉博士，但最好是用绞索，因为那玩意既可靠又不会发出动静，只可惜总有把受害者的脖子勒断的风险。他们说，他也得杀掉海伦娜——说不定得先把她干掉，这要看是谁来给他开门，谁先死谁后死他们并没有被特别要求。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又带了一副绞索。博士阁下，拉茨殷勤地解释说，绞索这东西用过之后不一定能再解开。然后他应该打电话给波恩的一个号码，向彼得报告说“苏西今晚在朋友那儿过夜”——苏西是教授在此次行动中的代号，尊敬的阁下。这是成功之后的暗号，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博士阁下，必须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成功。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从这儿打电话吗？”我问道。 “就从这座屋子，一点不错。打给彼得。嗯。那帮家伙凶得很，博士阁下。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从教授家里打电话给彼得。’” 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认定教授是西方的间谍——他都干了十五年了——那么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对教授家里打出的电话肯定也会起疑心。 “如果失败的话你该怎么办？”我问。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阁下有客人，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待在家里——我就得找个电话亭打电话，说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随便哪个电话亭都行？” “哪个都行，博士阁下，如果任务没完成的话。彼得可能会给我进一步的指示，也可能不给。如果没有指示，我要立即返回布达佩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彼得也许会说‘明天再试试’，或者说‘两天之后再试’。这时一切都得由彼得来决定。” “波恩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背出了号码。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一块卡其布手绢，几张冲印得很糟糕的家庭照片，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三个东欧产的避孕套，一包拆开了的苏联香烟，一把歪歪扭扭的开罐头折刀，一看就是东德的产品。一截没上漆的铅笔，九百六十西德马克，还有点零钱。一张“维也纳—慕尼黑—维也纳”的二等车厢返程票。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间谍口袋里装的东西能差劲到这种程度。匈牙利的情报部门里难道没有派遣员吗？没有审核员吗？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看着他从门厅取来了雨衣。那衣服还是崭新的，口袋里空空如也。雨衣是奥地利生产的，质量很好。肯定花了不少西德钞票。 “这是你在维也纳买的？” “没错，博士阁下。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一点遮挡都没有。” “什么时候？” “嗯？” “用什么买的？” “啊？” 我发现他很容易就能激怒我。“你赶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对吧？火车从维也纳发车时商店还没开门，对吧？昨天晚上那个匈牙利外交人员来找你之后，你才拿到钱。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雨衣，又是用什么钱买的？难道雨衣是你偷来的吗？是这样的吗？”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颇为大度地对我的失礼付诸一笑。显然他这是原谅我了。他慷慨地冲着我摊开双手，“可雨衣我是昨天晚上买的啊，博士阁下！到慕尼黑车站的时候！用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外币，是从匈牙利带来准备买东西用的！我可没撒谎啊！嗯！” “收据还留着吗？” 他像个圣人似的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忠告。“留着收据，博士阁下？我可得给你个建议啊。留下收据，等于是求着别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收据嘛——就好比是揣在口袋里的间谍。嗯。” 借口太多了，我一边想，一边迫使自己不再去注意他那灿烂的笑容。一段话里给了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拉茨说的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能信。让我产生怀疑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制定得有多么马虎——无法让人信服的证件、衣服口袋里装的东西、那双鞋——甚至不是这项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有点不可思议。苏联卫星国搞的低水平行动我见得多了，早已把这类外行的做法当成了常规。眼前的这几个人让我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在我身边的行为显得很不真实，我觉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套故事，自己掌握的却是另外一套；觉得他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是为了起到某种作用，而且几个人的集体意志要求我闭上嘴，配合他们演下去。 然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被困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时间，只能姑且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当时的处境就好比是一个医生，虽然疑心病人是在装病，却只能照着他的症状去替他治疗。按照游戏规则，拉茨算是战利品。匈牙利杀手主动要叛逃到西德来，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不管杀手有多么无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个杀手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开展如此重要的暗杀行动的时候，不另行采取监控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教科书上说，有疑虑的时候，就从行动的角度去想办法。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教授的房子？有必要去做这种假设，虽说这栋房子要监视起来并不容易，十五年前指挥特奥多尔的上线们选中此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坐落在一条树木繁茂的死巷的尽头，房子后面是一条河。通进花园的小径是沿着一条渺无人迹的曳船道过来的。但是房子的前门廊却处在路过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视线之中，拉茨从前门进来时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我朝楼上走去，从楼梯间的窗户里观察着那条路。周围的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没看到任何闲逛的行人或是汽车的踪迹。我自己的车停在旁边的一条小巷里，离河不远。我回到了起居室。电话摆在书架上，我把听筒递给拉茨，看着他拨了波恩的那个号码。他的手有点女里女气，还潮乎乎的。他很热心地把听筒朝我这边倾斜了一点，自己也跟着靠了过来。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通了，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脾气似乎很暴躁，说的是德语。我心想，如果你真是正在等待刺杀的消息，那你故意装作没在等的本事还挺不赖。 那人的口音很重，应该是匈牙利那边的：“喂？哎？是谁啊？” 我朝拉茨点点头，让他开口说话。 “晚上好，先生。我想找彼得先生。” “干什么？” “请问您是彼得先生吗？是一件私事。” “你想干什么？” “是彼得先生吗？” “我就是彼得！” “是苏西的事，彼得先生，”拉茨解释说，同时转过脸朝我眨了眨眼，“彼得先生，苏西今晚不回家了。恐怕她要在朋友那儿过夜。都是好朋友。会有人照顾她的。晚安，彼得先生。” 拉茨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我拦住了他的手。电话挂断之前，我听到那头传来一声充满鄙夷或是莫名其妙之感的咆哮。 拉茨冲着我微微一笑，显然非常自得。“他演得还真像，博士阁下。是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得说。高明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么？” “没有，博士阁下。唉，这个声音我不熟悉。” 我猛地推开了书房的门。教授坐在书桌旁，双手握拳放在桌上。海伦娜坐在给听课学生用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知道我的怀疑态度。我走进书房，随手关上了房门。 “你们说的这个拉茨是个罪犯，”我说道，“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不打自招的杀人犯——他靠假证件混进德国，目的是要杀掉你和你妻子。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有权把他移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一来他和你们就毫无关系了。你是想这么做，还是想让我们来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 令我惊讶的是，听了这话之后教授好像真有点慌了，当天晚上这还是头一回。也许是因为他没料到我会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就要丢掉性命。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总觉得他对我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海伦娜把视线从我脸上转开，也在瞧着他。那是批判的眼光。一个等着得到酬报的女人。 “随便你们处置吧。”他嘟囔着说。 “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配合。我们会配合的——没错，配合。我们一直都很配合——已经好多年了，太多年了。” 我瞅了海伦娜一眼。 “责任由我丈夫来承担。”她说。 我没工夫去细想这句不详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那就请你们收拾收拾过夜的东西，五分钟后到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起居室去找拉茨。 我估计拉茨刚才一直站在门口，因为我一进屋他就立刻后退了几步，握起双手托着下巴，满脸堆笑地冲着我用德语问了句“gef?llig”——要我做些什么？ “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见过教授吗？” “没有。只看过照片。不管在哪儿见到他，人们都会崇拜他的。他是个真正的贵族。” “他妻子呢？” “我认识她，先生。当然认识喽。” “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当过演员，博士阁下。布达佩斯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你在舞台上见过她？” 又停顿了一下。“不是的，先生。” “那你在哪儿见过她？” 他想揣摩我的心思。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琢磨海伦娜以前会不会跟我说过什么，而且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回答。 “戏院的海报，尊敬的阁下。她年轻时出名得很，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面容。年轻男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处见过她吗？” 他看出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知道他看出来了。“女人的容貌真是令人伤感啊，博士先生。男人就算活到八十岁，也还能仪表堂堂。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让他把武器收拾到一起，然后交给我。我把软弹头子弹装进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进来的时候，手枪的转轮是空的，子弹都摊在桌子上。” “没错，尊敬的阁下。” “你什么时候把子弹从转轮里卸下来的？” “进屋之前。当然啦，这样我才能显示出和平的意愿啊。” “当然。” 我们一起朝门厅走去，我把左轮手枪掖进了裤腰带里。 “你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我就从后面给你一枪。”我告诉拉茨。看到他那双小眼睛害怕地转动着，我觉得很满意。看来，职业杀手也不太喜欢自尝苦果。 我把雨衣扔给他，眼睛扫视着四周，看看房间里还有没有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什么也没有。我命令三个人都别出声，然后领着他们穿过花园，沿着曳船道来到我的车旁边。著名的女演员，我心想，可是档案里却只字未提。我让教授和海伦娜坐到后排座椅上，让拉茨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等了五分钟，这期间我留意观察着有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受到了监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把车开到主路上，又停了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时已是午夜，星空中挂起了一轮新月。我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始终留意着后视镜，然后往西南方上了通往施塔恩贝格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地方有一座安全屋，用来向途经那儿的情报员介绍任务，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安全屋就在湖的旁边，由两个杀气腾腾的长头发怪人负责守卫，他们是伦敦站点路灯组留下来的，一个叫杰弗里，一个叫阿诺德。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阿诺德正在门口转悠，一只手揣在长袍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颇有威胁性地垂在身侧。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说。 杰弗里领着教授和他妻子去了卧室，阿诺德则跟拉茨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我下楼穿过花园来到停船的棚屋，终于在那儿用安全电话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话。他平静得出奇，就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打电话一样。 托比第二天早晨从伦敦坐头班飞机来到了慕尼黑。他穿着一件仿海狸皮毛大衣，戴着皮质的软毡帽，看上去根本不像烦恼重重的间谍，倒像是个歌舞剧团的经理。 “我的天哪，好内德。”他喊道，像一个迷途知返的父亲似的拥抱我，“喂，我跟你说，你的气色棒极了。恭喜你啊！稍稍来点儿刺激小脸就又红润起来了嘛，这效果什么都比不上。说真的，梅布尔怎么样啊？婚姻这东西，你可得经常浇浇水，就跟养花一样。” 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托比讲了我在这个漫长夜晚取得的调查结果。我希望到我们抵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掌握的一切。 美国人和西德人那边都没有拉茨的任何记录，我说。照托比告诉我的情况，伦敦方面应该也没有。 “拉茨那家伙可是白纸一张，内德。一点记录都没有。”托比赞成说，一边端详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样子颇为赞许。 我说，拉茨在巴伐利亚用过的掩护姓名也没有任何记录；他声称曾用其他假名在匈牙利境内执行过“任务”，但这些名字也查不到。 托比摇下玻璃，享受着车窗外田野间的芳香。 我态度坚决地继续往下说：拉茨的西德护照是假货，最近维也纳的一个低级造假者匆忙赶制出了一批护照，在黑市上出售，拉茨的护照就是这批货里的。 托比有点愤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会去买那种垃圾货？”他断言，这时我们的车经过了正在围场上吃草的两匹帕罗米诺马117，“要说护照，这年头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真的。要是买了这样的垃圾货，等着你的就是在臭烘烘的牢里关上六个月。”托比伤心地摇了摇头，就像是一个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可直到大势已去时他的警告才引起关注。 我笨嘴拙舌地接着往下说。波恩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匈牙利武官的，他列在电话本上的名字还真是彼得。我们已确认此人是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说到这儿时我带上了几分有节制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况我们还真没遇到过，对不对，托比？一个间谍竟然用自己的真名当掩护姓名，那还搞什么啊？你的真名是托比，这个情况我们可得保密，那我们就叫你托比好了。真了不起。” 可是托比一心要好好享受在巴伐利亚的这一天，我的弦外之音没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好内德，相信我，军队的那帮家伙都是些蠢蛋。匈牙利军事情报啊，跟匈牙利军乐就是一回事，知道我什么意思吧？都是从屁股里往外胡吹。” 我继续复述。西德安全部一直在对匈牙利武官的电话进行长期监听，我告诉托比。拉茨和彼得通话的录音带正在送往我办公室的途中。据我所知，录音里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彼得似乎真的没在等那个电话。我跟托比说，彼得昨天夜里没再打电话出去，也没再接到别的电话；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馆房顶天线发出的外交电讯也没有突然暴增。不过，彼得倒是向西德外交部的礼宾司提出了投诉，称有人打电话到他家里来骚扰。我对托比说，这可不像是同谋者的举动。托比却没有我那么肯定。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内德，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着往椅背上一靠，百无聊赖地来回翻动着手掌，“要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呢？干脆正式投诉一次，这法子说不定并不算愚蠢——可以抹掉自己留下的痕迹。干吗不试试呢？” 我把其余的情况都告诉了托比。我执意要这么做。我对他说，拉茨自称在维也纳见到了一位外交人员，还描述了他的相貌，其特征与一个名叫莱奥·鲍科奇的商务秘书吻合。此人和彼得一样，也是已被证实的匈牙利情报官员。美国那边的瓦格纳正在帮我们弄莱奥的照片，晚些时候就可以拿给拉茨看。 鲍科奇这个名字让托比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他们把莱奥也扯进来了？我跟你说，莱奥特别虚荣，只肯去搞那些公爵夫人的情报。”他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莱奥跑到一个破旅馆里头，把绞索交给一个浑身臭烘烘的杀手？你别逗我了，内德。说真的。” “逗你的人不是我，”我说，“是拉茨。” 最后我告诉托比，我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所妓院去替拉茨结了账，取回了他的旅行包。拉茨的行李里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叠色情照片。 “这是压力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道，“身在异国，还得杀掉一个陌生人，你肯定需要一点能私下解闷的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吧？” 反之，托比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估计他整晚都在打电话，说不定还真是这样。但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支持我的质询。 “今天晚上咱们可能得搞个聚会，”他提议说，“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哈里·帕尔弗里要陪着外交部的几个人一起过来。哈里可是个好人。典型的英国人。” 我感到莫名其妙。“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问道，“哪几个人？干吗让哈里过来？” 不过就像托比常说的，问题本身没什么危险，等到你回答时就变得危险了。我们到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看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熏肉。教授和拉茨坐在桌子的一边；海伦娜吃素，坐在另一边，啃着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果仁条。 阿诺德长着一头稀稀落落的金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发髻。“他们叮叮当当吵了一会儿，内德，”托比恭维教授的时候，阿诺德不以为然地悄悄告诉我，“教授和他夫人吵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也不知道是吵什么。我可不想问。” “拉茨参与了吗？” “他打算参与的，内德，不过我跟他说别作声。我不喜欢别人去掺和夫妻之间的事，从来都不喜欢。”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那天的讨论简直像是一支复杂的米奴哀小步舞118，先是从我们简陋的厨房开始，曲终时却转到了上帝本人的宫廷——准确地说，是美国总领事馆插着国旗的会议室，墙上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令人鼓舞的肖像带着赞许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付出的努力。 我很快意识到，托比并不是什么都没做，而是给自己制订了一整套计划。他就像一个灵巧的马戏团指挥，正一步步地把这个计划向前推进。在厨房里，他又听拉茨和教授把整个故事讲述了一遍，海伦娜则在旁边啃着果仁条。我以前从没见过托比飞快地说起匈牙利语时的模样，他换用语言的转变让我大感惊讶。只用了一个句子，托比就甩开了英语施加给他的别扭束缚，回到了本国人中间。他的眼里燃起了火焰，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脊背向后挺着，仿佛是骑在马背上参加游行。 “内德，他们说你真的很了不起，”这期间他还隔着桌子朝我喊了一句，“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他们都这么说，绝对没错。我看他们会推荐你获得诺贝尔奖呢！” “告诉他们换成奥斯卡奖，我就接受。”我尖刻地说道，径自出了门朝湖边走去，想平息一下自己的怒气。 回到房子里时，我发现托比和教授躲在客厅里，嘀嘀咕咕地说个没完。要说托比对教授的敬意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有增无减。拉茨正帮着阿诺德洗碗，两个人都在窃笑。看样子拉茨刚讲了个下流笑话。海伦娜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接下来，轮到拉茨和托比坐下来单独谈话，教授跟他的妻子不安地在湖边散步，走几步就停下来吵两句，最后教授猛地一转身，大步走回了房子。 趁着这个机会，我偷偷溜出去找海伦娜。她撅着嘴唇，脸色惨白——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害怕、气愤还是疲惫。她想要说话，可是话到嘴边却顿住了，再张开口时才说出来。 “他是个骗子，”她说，“全都是谎话！谎话！他是个骗子！” “谁是骗子？” “他们俩都是。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在撒谎。到了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他们也还会撒谎。”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说。 “真相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我警告过他了。‘你要是敢这么干，我就告诉英国人。’我们就等着。他要是干了，我就告诉你。他要是悔改，我就放过他。我毕竟是他的妻子。” 海伦娜朝屋子走去，这是一位庄重的女士。就在她进屋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在车道边停住，圆场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下了车，陪着他的还有英国政府部门的另两位成员。我认出高个子的那个人是艾伦·巴纳比，外交部信息与研究处的杰出人物。他那个部门的名称有点用词不当，从事的其实是最为低劣的反共产主义宣传。托比一边热情地和艾伦握手，一边挥着另一只手招呼我也过去。我们走进屋，坐了下来。 一开始，我默不作声地生着闷气。几个当事人被打发到楼上去了。托比在讲，其他人在听，带着一种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对待叫花子或是黑人时的特殊敬意。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想保护他了——保护托比·伊斯特哈斯，我的天哪，这个家伙除了自己可是谁都不会保护的！ “艾伦，我们手头上的情况——这么说其实并不过分——绝对是一个顶尖的情报来源，现在他已经被利用完了，”托比解释说，“一个了不起的情报员，只不过他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 “你说的是教授吧。”艾伦·巴纳比很配合地说道。 “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对他的价值一清二楚。根据我从拉茨那儿获得的线索，匈牙利人显然已经为教授从事的行动建起了厚厚的一本档案。要知道，他们干吗要想法子杀掉一个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的人？匈牙利企图进行暗杀——我得说，这等于就是在表扬暗杀目标的活儿干得好啊。”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为教授的安全负责，”帕尔弗里脸上挂着失败者的微笑提醒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保护。但我们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这一点他必须要明白。我们恐怕还得让他签一份什么东西，把这个情况说清楚。” 外交部来的另一个人长得圆滚滚的，油光发亮，马夹的胸前挂着一根链子。我突然有种孩子气的冲动，想去拽一拽那根链子，看他会不会发出尖叫。 “呃，我觉得咱们大家考虑的可能都太多了，”他圆滑地说道，“如果美国愿意把他们俩从我们手上接过去——教授和他的夫人——那咱们就用不着操心了，对不对？最好是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怎么样？” 帕尔弗里有点犹豫。“诺曼，他还是应该给我们签一份免除义务的文书。最近这几年，他其实一直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挑事儿。” 一向护着自己手下人的托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得说，哈里，出色的情报员都会这么干。用一只手去洗洗另一只手嘛，连特奥多尔这种层次的也都是这回事。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再用了，我们甩掉他，除了丢掉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损失？我只是这么说说啊，我在这方面可不是专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冲着艾伦讨好地笑了笑。 “那个杀手呢？”叫诺曼的那个人问道，“他也会配合吗？危险得很啊，对不对，像树上的鸭子似的坐在那上头？” “拉茨好劝，”托比说，“他很害怕，也是个绝对的爱国者。”托比说的这两点我都不赞成，但我实在是厌倦透顶，懒得去打断他。“这帮共产党的间谍一旦走出原来的体制，就会感到震惊。拉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放弃家庭让他深感痛苦，但他已经接受了现实。如果特奥多尔愿意接受，拉茨也会接受。当然了，得给他们一点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油光发亮的外交部官员立即问道，连哈里·帕尔弗里都没来得及先开口。 托比没有退让。“呃，当然都是些平常的保证。我敢说，这件事过去之后，拉茨和特奥多尔肯定不希望被扔到垃圾堆里去。海伦娜也是一样。美国护照、事情结束后给一大笔钱、协助、保护——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这么说。” “整件事就是个骗局。”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够了。 每个人都在朝着我微笑。不管我刚才说了什么，他们都会报以微笑。这帮家伙就是这样的人。就算我告诉他们我是匈牙利的双面间谍，他们也会微笑。就算我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转世的亲弟弟，他们也会微笑。只有托比没笑，他的脸变得毫无生气，他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装傻充愣。 “天哪，内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巴纳比问道，显得兴趣十足。 “拉茨根本不是什么训练有素的杀手，”我说，“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肯定不是杀手。他带着一把没上子弹的枪。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职业杀手都不会这么干。他假装成一位巴伐利亚艺术家，但他身上穿的是匈牙利产的衣服，口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半也是匈牙利的。他给波恩打电话时我就站在旁边。没错，那位武官的名字是叫彼得。外交人员名单上写的就是彼得。彼得根本没在等那个电话。是拉茨硬扯到他头上去的。听听德国人录下的电话录音就知道了。” “维也纳的那个家伙又是怎么回事呢，内德？”巴纳比还是决定要好好跟我谈，“那个给他钱和武器的家伙？嗯？嗯？” “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面。我们给拉茨看了一张照片，他高兴得很。‘就是这个人。’他说。没错，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人的照片。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现在她还不愿意开口，但我们如果施加点压力，我觉得她肯定会说出来的。” 托比暂时又活了过来。“施加压力，内德？对海伦娜施压？施压这个法子，只有在你知道能比别人挤压得更厉害的时候才能用。那个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会拼了命地去保护他。” “教授跟美国人起了冲突，”我说道，“他们把为他铺的红地毯卷起来了。他走投无路了。这次暗杀要不是教授自己设计的，就是拉茨设计的。整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减少损失，赢得新的生活。” 他们等着我继续往下说，所有的人都在等，仿佛是在等我说出结尾的警句。最后托比开口了。他又恢复了竞技状态。 “好内德，你有多久没睡觉了？”他问我时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跟我们说说吧。” “这有什么关系？” 托比装腔作势地研究起他的手表来。“我估计你到现在已经三十个钟头没睡觉了，内德。这段时间你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都很正确，我得承认。就算你有点儿意见，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责备你。” 好像我刚才根本就没说话一样。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托比。 “好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瞧瞧这帮演员，”我起身向门口走去，巴纳比说道，“托比，能不能喊他们下来？看看他们在聚光灯下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才有新闻价值，”帕尔弗里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往花园走，要去清醒清醒，“趁热打铁嘛。同意吗？” “完全同意，哈里。百分之百地同意。” 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闷气，由着阿诺德伺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他母亲如何抛下一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丈夫，跟青梅竹马的情人姘居去了。我先看着托比蹦蹦跳跳地跑上楼去请他的那两位杰出人士，然后又阴沉着脸盯着几分钟之后一同走下楼梯的三个人。拉茨的黑头发抹得光溜溜的，中间分了条缝；教授肩膀上披着外套，像预言家似的沉思默想地往前探着脑袋，一头白发潇洒地飘逸着。 接着海伦娜走进厨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于是阿诺德拥抱了她一下，又给她拿了条毛毯，因为春天的早晨还有点清冷，她浑身直发抖。然后阿诺德给她泡了一杯甘菊茶，搂着她坐下来，直到托比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后都得去美国总领事馆。 “拉塞尔·谢里登正从伦敦往这儿飞，皮特·德梅从波恩赶过来。他们对这事很热心，内德。非常非常热心。华盛顿方面把帽子都扔上天啦，绝对没错。”我不记得皮特·德梅的级别是比谢里登高还是比他低，不过也算够高的了。“内德，特奥多尔简直太棒了。”托比私下里对我说。 “真的？怎么个棒法？” “知道他们跟他说什么了吗？‘教授，你要做的事有极大的风险。你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只有承担风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啊。’他很淡然，很庄重。拉茨也是一样。内德，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得去补个觉，好不好？我给梅布尔打过电话啦。” 我们坐的是两辆车，托比和几个匈牙利人坐在一起，我跟帕尔弗里还有外交部的人同车。帕尔弗里替我打开车门，碰碰我的胳膊，给了我一点儿极其尖锐的建议：“内德，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得通力合作。疲倦是一回事，说什么骗局之类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怎么样？同意吗？” 在场的肯定有二十来个人。总领事主持会议。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美国中西部人，跟帕尔弗里一样以前也干过律师，老是焦虑不安地说着“反响”啊“后果”的。 米尔顿·瓦格纳坐在拉塞尔·谢里登和皮特·德梅中间。我很清楚，不管谢里登和瓦格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都已接到命令，不得流露出任何怀疑态度。可能他们俩也已经意识到，把毫无用处的间谍扔到美国信息咨询服务部去，这个法子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信息咨询服务部派来的四位代表将信将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普拉赫方面也发表了意见，这是自然的。虽然此事跟普拉赫机构并无关联，他们也派出了自己的观察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信，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风传到波茨坦。普拉赫机构坚持认为，要对维也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普拉赫好像正在为了假护照的事和奥地利警方斗得不可开交，他们怀疑奥地利人把假护照卖给了匈牙利人。他们又说起了某某地方的某某上校，还哀叹奥地利人如何如何口是心非，占去了会议的许多时间。 当然了，那三位杰出人士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审议，而是坐在等候室里。会上发三明治的时候，给他们那边也送去了一大盘。最后三位杰出人士被请进会议室，与会者中的几个外行突然鼓起掌来，这肯定是他们初次听到登台表演时的掌声。从那时起，舞台下雷鸣般的欢呼还多得很呢。 但表演中最出风头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说了寥寥几句话，他那令人仰止的威严风度充分发挥了预料之中的神奇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拉茨，他解释到自己为什么要带上两套绞索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传看那两套绞索和其他的展示品。可是当海伦娜挽着教授的胳膊走上前时，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而且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位伟大的女演员只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人起立致敬。 一直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才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说话。那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打不垮压不倒的拉茨也累得不行了。军官们和国王们都已离开，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安全屋的起居室里。美国人的一辆厢式车在车道上等着，车窗上贴了遮光膜，里面坐着两个穿便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过我们的几位明星已经学会了让公众等上一会儿的技巧。大家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签署帕尔弗里的免除义务文件，原来那文件他早已经放在包里随身带过来了。 她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好像以为我要打她，但我的怒气已经耗光了。 “我们能拿到护照了，”她说着坐了下来，“那是个新世界。” 阿诺德老练地溜出房间，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拉茨是什么人？”我问。 “他是特奥多尔的一个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演员。蹩脚的演员。唉，蹩脚得很。是从德布勒森来的。” “他为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做了个鄙夷的手势。“他有点关系。特奥多尔需要和当局接触的时候，拉茨会帮他从中联络。” “你的意思是，在特奥多尔要告发自己学生的时候？”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的时候，特奥多尔的情报是由拉茨提供的吗？” “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可后来其他来源的情报根本没有，拉茨提供的就多了。再往后还要多。拉茨替特奥多尔准备好材料，特奥多尔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弄不到钱。” “拉茨干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找秘密警察帮忙？” “是私下里干的。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变化。跟当局搅和在一起不太明智。” 我打开房门，看着她昂首走了出去。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伦敦，把海伦娜说的故事当面告诉了托比。他听了既不觉得惊讶，也不感到后悔。 “女人哪，内德，其实就是一帮罪犯。我们最好是把汤喝掉，别在里面搅和。” 又过了几个星期，“特奥多尔-拉茨”演出越来越受欢迎。托比也是一样。这件事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当时他都知道些什么？全部都知道吗？这出戏会不会是他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受到威胁的情报员，然后把他们甩掉？私底下我常常疑心这出戏至少有三个人参与设计，海伦娜只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旁观者。 “知道吗，好内德？”托比说话时伸出一只胳膊亲热地搂了搂我的肩膀，“要是你没本事同时骑两匹马，最好就别在马戏团里混。”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化名“韦瑟比上校”的人物吗？精通欧洲七国语言的伪装大师，东欧抵抗战士们的领袖，堪与红花侠119媲美。那个人“在‘铁幕’中来回穿梭，仿佛那只不过是一张脆弱不堪的蜘蛛网”。那个人就是我。内德。感谢上帝，那一部分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美国堂兄从巴尔的摩招来的一个唯利是图的体育记者。我写的内容只是刻画那位伟大人物的一段介绍文字，题为“我所认识的真实的特奥多尔教授”，是托比和圆场五楼逼着我写的。我原先给那本书起的名字是《间谍秘笈》，但五楼说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没用我的书名，倒是把我给提拔了。 不过那是在我找乔治·史迈利倾吐自己的愤怒之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刚辞去代理首长的职务，那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准备离开圆场，归隐学术界。任期中段时我有个休假，回到了伦敦。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好不容易在贝瓦特街找到了史迈利，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过周末。他听我讲着，轻轻笑了一声，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他慈祥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哎呀，托比这家伙”。 “不过他们确实在搞暗杀，对不对，内德？”他费劲地叠着一套花呢西服反驳道，“我是说那些匈牙利人。即使按照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一帮最残忍的暴徒，对不对？” 没错，这我同意，匈牙利人确实常杀人，还刑讯逼供，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拉茨是个冒牌货、特奥多尔则和他沆瀣一气的事实，至于托比—— 史迈利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内德，我觉得你有点儿大惊小怪了。每个教会里都需要有圣人。反共产主义的教会也不例外。要是你去深究，圣人总的说来也就是一帮假模假式的家伙。但谁都不会说圣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我这件衬衣怎么样，要不要再熨一遍？” 我们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小口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听着贝瓦特街上派对常客们的喧嚣声。 “内德啊，斯黛芬妮的幽灵可曾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出没？”我正在疑心史迈利是不是打盹睡着了，却听见他轻声问道。 史迈利看待问题时总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对于他的这种本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感到惊异了。 “偶尔吧。”我回答说。 “但你没见到她本人？多遗憾啊。” “我给她的一个姨妈打了次电话，”我说，“我跟梅布尔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跑到旅馆去住了。当时天已经很晚，我可能是有点醉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情况史迈利或许早就知道，后来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接电话的是她的姨妈。说不定是个女佣。不对，应该是个姨妈。” “她怎么说的？” “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 史迈利沉默了很久，但这一次我可没误以为他是睡着了。 “声音听着年轻吗？”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还挺年轻的。” “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 “也许吧。” 我们又听到了街上吵闹的声音。有个女孩在笑。一个男人在发脾气。有人按了一声喇叭，把车开走了。各种声音渐渐平息下去。我过了河往回走，巴特西区那边有我的一套小公寓。斯黛芬妮就像是我的安恩，走在路上时我心想。但区别在于，我始终没有勇气让她来粉碎我的幻想。 7 史迈利自己插进了一段故事——有个中美洲外交官特别钟爱某个年代的英国火车模型，于是圆场派蒙蒂·阿伯克的小队从伦敦的一家玩具博物馆里偷来一套霍恩比牌的双“O”型转轨机车模型，从此以后这位外交官一辈子都对我们忠心耿耿。大家都大声笑起来，直到我们注意到史迈利忧虑的眼神似乎盯着房间外面的什么地方，于是又突然陷入一阵沉默。 “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真正面对我们操纵的现实，”他静静地说道，“在那种情况出现之前，我们只不过是旁观者。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替我们实现着梦想，而我们这些情报官则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坐在单向透光的镜子后面，自己跟自己说，‘所见’即‘所感’。可是等到见真章的一刻突然来临——如果你们能碰到的话——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在使唤别人为我们干这干那的时候，就会变得稍微谦卑一些。” 说这番话时，他根本没朝我看一眼。他丝毫没流露出自己脑海里想到了什么人。但是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彼此心里都很清楚，那个人指的就是耶日上校。 我看到了他，但我什么都没对梅布尔说。可能是因为我太震惊了。也可能是因为掩饰情绪的老习惯太难改。直到今天，我面对任何意外事件时的第一步措施，仍然是竭力压制住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当时我们正在看电视上的晚九点新闻，那段日子里这个节目已经成为了梅布尔和我自己的晚课，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就看到了他。耶日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喊道：“天哪！梅布尔！快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就是耶日！”——这本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然而，我却继续盯着荧光屏，小口喝着我那杯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来，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赶紧往录像机里塞了一盘新的录像带，这样肯定能在《夜新闻》重播的时候把节目录下来。从那时起——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星期了——我肯定把录像带重看了十几遍，因为每次看的时候都能发现一些珍贵的新细节。 不过，故事的那一部分我还是留到结尾的时候再说，它本来就应该在结尾出现。最好还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跟你讲一讲，因为在慕尼黑，除了特奥多尔教授之外还有过别的事；比尔·海顿背叛事件暴露之后，还有许多间谍工作要做，不能只是坐等伤口复原。 耶日上校是个波兰人，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许多波兰人会偏爱我们。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们的国家，这在我看来是极其可耻的行径。我要是个波兰人，看到英国佬的影子从旁边经过我都会吐口水，不管我到底有没有受过纳粹或苏联人的折磨——英国人先是把可怜的波兰人民丢给了纳粹，然后又丢给了苏联。我肯定很想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主管部门”里装上一颗炸弹。“主管部门”，上帝啊，这算是个什么词！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波兰人又一次被向来没个准的苏联大熊和向来很有准的德国公牛夹在了中间。不过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波兰人需要哪个好朋友来帮他们一把，英国外交部的“主管部门”准会甜言蜜语地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在未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尽管如此，据我们情报部的记录显示，波兰行动的成功率高得也有点不成比例。有许多波兰男人和女人以大无畏的波兰勇气，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冒险为“英格兰”做间谍工作，这些人的数量之多简直让人尴尬。 照此说来，海顿事件之后我们设在波兰的情报网中伤亡率相对比较高，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拜海顿所赐，英国人在背信弃义的长长记录上又加了一笔。由于损失一次接着一次无可避免地发生，慕尼黑站里的哀悼气氛几乎是触手可及，我们的耻辱感之中还叠加着无能为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在“陷落”以前，波兰安全部门——在行动处处长耶日上校的英明领导下——始终对海顿背叛一事秘而不宣，忙着把自己的人打入我们现存的情报网，再以他们为渠道来传递虚假信息——他们要是能成功地策反情报网，也会以高超的手段利用情报网来对付我们。 不过“陷落”之后，上校觉得没必要再搞得那么微妙了，于是仅仅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把一些忠于我们的情报员灭了口，在此之前他始终没去惊动那些人。死者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上升，我们把它称作“耶日的暗杀名单”。我们备感挫折，同时也对耶日这个家伙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杀害了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有时候甚至连审判的程序都懒得走，而是听任审问者一直把他们折磨致死。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把慕尼黑视为通往波兰的跳板，这个想法或许有点奇怪。但几十年来，慕尼黑始终是许多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我们领事馆地处绿树成荫的郊区，附属建筑房顶上的天线日夜监听着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员发出的信号——往往只是公开电台讲话时夹在词句中间的短短一声“哔哔”。收到信号后，我们会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向他们发送一些安慰的话，并下达新的指令。我们从慕尼黑发送寄往波兰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写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情报员设法离开了波兰国境，我们也会带着他们从慕尼黑出发，到别处听取情况汇报，盛情款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烦心事。 如果我们站里的情报官员确有必要亲自前往波兰，同样还是得从慕尼黑出发。我们总是独自一个人去，通常会假扮成到波兰参加交易会或是展览会的外地生意人。在某个路边的野餐地或是小巷里的咖啡馆，我们的使者会短暂地和弥足珍贵的情报员们面谈，办完事情之后就各自离开，大家都知道油灯又已经加满了。没干过情报员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信仰上的孤独。能在恰当的时候和一位好心的情报主管喝上一杯不怎么好的咖啡，这也会让一名情报员的士气高涨几个月。 因此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刚刚过半（特奥多尔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动身去了美国，这可很受欢迎），我坐上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华沙飞往格但斯克，口袋里装着一本荷兰护照。护照上称我是来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约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据我以商人身份填写的签证申请表，我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一个西德农业联盟去考察预制的农业建筑。因为我有一些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凭这点本事和他们农业部的官员们换换访问名片肯定是绰绰有余。 我的另一个任务则要复杂一些。我要寻找一个名叫奥斯卡的情报员，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可六个月之后他竟然又起死回生。宛如晴天霹雳，奥斯卡往以前的一个掩护地址给我们寄了一封信，信中用的是他的密写工具，详细描述了从他第一次听说有人被捕直到现在，他做过的、没做过的所有事情。他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还在继续自己的工作。为了不让别人怀疑到他，奥斯卡匿名检举了他所在的档案部门里的一位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工作人员。他就那么等着，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工作人员不见了。他深受鼓舞，就继续等下去。他听到一些谣传，说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招供。以耶日上校那些“温和”的服侍手段而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又过了几个星期，他渐渐觉得自己安全了。现在他已准备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得有人告诉他该干什么。为表达他的坚定态度，他在信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处粘贴了密点，这些都是原先约定的位置。密点中微缩的内容放大之后，是多达十六页的绝密命令，都是波兰国防部下达给耶日上校的部门的。圆场的分析师称文件“较可信，暂定为可靠”，他们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兴高采烈地承认了文件的真实性。 你肯定能想象到奥斯卡的来信在站里激起了怎样的兴奋情绪，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虽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奥斯卡！相信他的人们惊叹道。那家伙可真厉害！身陷一片废墟还能活蹦乱跳！奥斯卡有本事摆脱困境，准没错！奥斯卡，我们久经考验的波兰海军部职员，安插在格但斯克海岸防御指挥部，当地情报站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特工之一！ 只有那些经验最丰富或是最接近退休年龄的人，才认为这封信是个诱饵。在这种情形下说“不行”很容易，说“可以”则需要勇气。然而，那些说“不行”的人的意见往往会被听取，尤其是在海顿事件之后，于是支持反对的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谁都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让他再搞点旁证。他怒冲冲地回信质问我们到底信不信任他，而且这次他还坚持要见面。“要么见面，要么一切免谈。”他在信中说。见面地点定在波兰。赶快安排，否则永远别想再见到他。 总部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请求上头允许我去见奥斯卡。情报站里不相信这件事的人说我疯了，相信的人则说这是唯一正当的做法。两派人的话都不能让我信服，但我想要弄清真相。这可能也是为我自己吧，因为从梅布尔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迹象看，她似乎想从我们的关系中抽身离开，而我对自己的评价向来也并不太高。总部选择了不信者的立场。我提醒他们说，我有在海军工作的背景。总部犹豫了，说“不行，但可以看看再说”。我提醒他们说，我会讲两种语言，我那强势的荷兰性格可是经历过考验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在荷兰的联络员的宽恕，因为他想在其他方面得到照顾。总部权衡了各种风险和可能的选择，最后说：“好吧，但只能去两天。”也许他们想明白了，自从海顿事发之后，我反正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我匆匆忙忙地整理好掩护身份的资料，趁着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之前赶紧动身。我乘坐的飞机在格但斯克机场降落时，气温是零下六度。街道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雪，而且雪还在不停地下，静谧的气氛让我觉得很安全，虽说这么想有失谨慎。但我并不打算冒任何风险，相信我。我也许是在寻找真相，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馆都一样可怕，我住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堂散发着一股消毒过的小便池的气味；登记住宿的手续简直跟领养孩子一样麻烦，而且花的时间还更长。给我登记的房间后来发现已经住了人，那位女房客说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等到我找到另一个房间，再让女服务员把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种种恶心痕迹清理干净，天色已近黄昏，我该让奥斯卡知道我已经到了。 每个情报员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夏天的时候喜欢钓鱼，我的前任曾经在河边跟他有过好几次成功的交谈。他们甚至还一起钓到了几条鱼，不过因为受到了污染，这些鱼根本没法吃。但当时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只有小孩子和受虐狂才会跑去钓鱼。到了冬天，奥斯卡的习惯就变了，他喜欢到港口附近一家专门招待小官员的俱乐部去打台球。这个俱乐部里有一部电话。我的前任会说波兰语，他想和奥斯卡见面的时候，只要往俱乐部打个电话找到他，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谈论一番，谈话的基础就是他假称自己是奥斯卡在海军的老朋友，名叫莱赫。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明天我在我姐姐家见你，咱们喝一杯。”这话的意思是：“一个小时之后，开着你的车到某某街的拐角接我。” 可是我不会说波兰语。另外，按照海顿事件之后制定的谍报技术法则，重新动用一名间谍时决不能采取原有的工作程序。 奥斯卡在他的信里提供了三家咖啡馆的电话号码，还有他可能待在每一家咖啡馆里的时间。之所以提供三个电话号码，是因为其中某一部电话很有可能会坏掉或是占线。如果三个号码都不管用，那么我们就得利用车子来接头，奥斯卡也说了我应该在什么时间站在哪一个电车车站等他。他还提供了他新买的那辆蓝色特拉贝特121的车牌号。 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安排似乎都让我处在了一种被动的地位上，这是因为此类会面有一条铁律：在一线工作的间谍就是上帝，只有间谍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样的程序对他来说最安全、最符合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奥斯卡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大相径庭，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见面之前非得在电话里交谈一番。但也许奥斯卡自己是明白的。也许他是害怕掉进圈套。也许他是想在冒险之前听听我的声音，掂量掂量我是不是靠得住。 也可能是因为有些附带情况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要带个朋友一起来；他想马上撤离；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技术里还有第二条法则，跟第一条一样毫无余地：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不合常理的情况视为家常便饭。一个优秀的情报官员应该预计到，他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会全部崩溃。他应该预计到，那个电车车站有可能恰好处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间，那天早晨奥斯卡有可能会开着车撞上电线杆，也有可能发烧到四十度；奥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说服了他先索要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再继续和我们联系；也有可能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偏偏要早产。所有的诀窍——我反反复复地跟学生们念叨这个道理，弄得他们都讨厌起我来——都在于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别信。 我白白花了一个钟头往三家咖啡馆打电话，只好在九点十分的时候来到约定的电车车站，等着奥斯卡的那辆特拉贝特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街上朝我驶来，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条定律。虽然这会儿雪已经停了，街上电车轨道一侧的路面上也只有两道轮胎压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尔驶过的几辆车都像从前线返回的幸存者一样胆战心惊。 有两个但泽：一个是以前的但泽，汉萨同盟123的宏伟港口；另一个是现在所说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兰的工业贫民区。我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左右两旁一栋栋灯光昏暗的公寓房阴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黄色天空下佝偻着腰。我朝街道两边望去，竟然看不到丝毫人类爱情或者快乐的痕迹。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甚至没有一盏好看的街灯。就连缩在马路对面一个门洞里的两个酒鬼好像都不敢说话。在这室外监狱般乏味的场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声，因为朋友情谊或是开心的缘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会是一种犯罪。一辆轿车从我旁边开过，但那车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特拉贝特。车侧面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车子都已经开过去了，我还没看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车子停住了。没停在街边，没停在人行道上，也没停在拐弯处或是应急停车道上，因为这几个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积雪堵住了。汽车直接停在了路上那两行黑乎乎的轮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后灯也关了。 是一对情侣，我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一对无视危险的情侣，因为这条路是双向通行的。又一辆车出现了，和第一辆车来时的方向一样。它也停了下来，不过停的位置还没到我所在的电车车站。又来了一对情侣吗？还是说这个司机只不过是比较明智，要跟前面停着不动的那辆车保持一定的刹车距离？反正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下子我的两旁就各有一辆车了。我站在那儿继续等，看到那两个一声不吭的酒鬼站起身离开了门洞，看起来清醒得很。然后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轻得就像有人穿着卧室的拖鞋踩在雪地里，但距离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点儿突然的动作，任何动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为强来脱身，因为我脑海中开始担心一个问题：要么就什么事都没有，要么就彻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彻底完蛋，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个男人站在我左边，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拿在手里的那把折叠雨伞说不定是塞在尼龙套里的一根铅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右边。他身上有一股马的味儿。好得很嘛，他跟我还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样，也是在等电车，虽说他是骑着马到这儿来的。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用糟糕透顶的波兰英语跟我说起话来，既不是从我的左边，也不是从我的右边，而是从我的身后。我之前听到的仿佛穿着拖鞋的脚步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先生，恐怕奥斯卡今天晚上来不了了。六个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实际上，简直是整整一个时代。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谁？从哪儿来的？我是个荷兰人，只会说一点点英语，口音还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婶婶们一样。我停了一会儿，留足他的话在我身上产生作用的时间；然后我转过身——转得很慢，而且显得兴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涂了，先生，”我用从小在母亲膝下学到的那种缓慢而平板的声调说，“我叫弗朗茨·约斯特，是从荷兰来的。我就是在这儿等电车啊，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旁的两个人很专业地一把抓住我，在扭过我的胳膊的同时让我失去了平衡，然后拽着我摇摇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辆车走去。但此时我已经认出了刚才跟我讲话的那个矮胖男人，灰白的脸颊上表情阴郁，眼神像夜班职员一样呆滞。他就是我们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广受宣传的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在他毫无顾忌地逮捕、折磨我们的间谍的那段时期，他面无表情的照片曾频频出现在几家著名波兰报纸的头版上。 根据我们各自选择的职业，有些“死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所准备的。殡葬人会仔细考虑他自己的葬礼，富人考虑的则是一文不名的窘境。监狱里的看守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身陷囹圄，浪荡子担心的却是阳痿。我听说，一位演员最大的恐惧，就是眼睁睁看着整个剧院里的人走光了，只剩下他自己徒劳地想着忘掉的台词，这情景跟提前看到自己死去又有什么区别？对公务员来说，死亡就是保护着他的特权之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他会发觉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毫无保障，暴露在公开世界的审视之下，还得像一个不忠的丈夫那样为自己的放荡和遁词付出代价。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在情报界的大多数同事都可以归入下面这个分类：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的真名没加密码就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听到电台和电视节目里提到了他们，把他们当成了逗乐和嘲笑的对象；最糟糕的是，受到他们自以为在服务的公众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上了敌方的当，甚至在全世界所有的情报部门中暴露了身份都不算什么，像这样受到公众的审视才是最大的灾难。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无异于死亡。 至于我自己，最可怕的死亡、最大的考验，自从我迈进秘密工作门槛一直在准备着的，就是我现在面临的遭遇：我那并不确定的勇气要遭到酷刑的考验；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要被折磨到无法忍耐的最后极限，知道自己只要说一个字就能阻止死亡的发生——知道我心中正在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殊死较量，知道那些对我施加痛苦的人，其实只是我自己心中这场秘密战争的雇佣兵而已。 于是，从感到第一阵令人失去判断力的剧烈疼痛开始，我的反应就是接受现实：喂，我心想，你终于来找我了——我叫约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仪式。他并没有像电影里的老套情节那样让我坐在桌前，对我说：“快说，不然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供认状。签字吧。”他没叫手下把我锁进牢房里，让我熬上几天，等我自己意识到老实交代比逞强更为明智。他们就那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拖着我走过一栋可能是私宅的房子的大门，进到一个院子里，那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脚印。然后他们只好拖着我走过厚厚的积雪，再让我站直，三个人开始轮流打我，一会打脸，一会打腹股沟和肚子，一会又开始打脸，不过这次用的是胳膊肘或者膝盖。接着，趁着我的腰还没直起来，他们把我踢得在滑溜溜的鹅卵石地面上滚来滚去，就像在踢一只被电得半死的猪，好像都等不及把我弄进房间再动手似的。 后来，一进到房间里，他们就变得更有条理了，仿佛那个空落落的旧房间里仅存的几丝文雅让他们有了一点儿条理的意识。他们开始轮流打我，就像文明人一样，两个抓着我，另一个人上来打，这种换班的方式还挺民主的。只不过轮到耶日上校的第五次或是第五十次的时候，他把我揍得实在太惨也太狠了，我真的死过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苏醒过来，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他坐在一张折叠桌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闷闷不乐地用擦伤了的双手抱着脑袋，好像是宿醉未醒一样。他颇为失望地查看着我在一次次痛打的间隙对他所提问题做出的答复，先抬起头不满地盯着我那变了形的脸，然后又痛苦地摇摇头叹了口气，仿佛在说生活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我看到光明。这时我才意识到，时间过得比我以为的快得多，也许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也是在这一刻，我觉得当时的情景跟我一直以来的想象有点相似了。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旁，以一种专业人士的关切之情认真地研究着我。而我则被四肢分开锁在滚烫的水管上，两只胳膊被铐在黑色的六角手风琴式散热片两旁，散热片的尖角像火红的牙齿一般嵌进我脊背的尾骨处。我的嘴和鼻子都在流血，一只耳朵好像也出血了，衬衫的前襟看起来活像屠夫的围裙。不过流出的血都已经干结了，这会儿也没再继续流，从这一点也能推算出过了多长时间。在格但斯克一座空荡荡的大屋里，你被锁在暖炉上，盯着耶日上校那张小狗崽似的脸，你的鲜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凝固？ 要恨他太难了，何况那时候我的后背灼热难当，也越来越无法去恨这个人。他是我唯一的拯救者。他的脸现在始终对着我。就算他低下头冲着桌子祷告几句，或是站起身点上一根难闻的波兰香烟，在屋里活动活动筋骨，他那郁郁不乐的目光似乎也一直在盯着我，无论他的心思跑到了什么地方。他转过身，宽宽的后背朝着我。我能看到他光秃秃的大脑袋，还有脖子后面的凹窝。但他的那双眼睛——在跟我商量，和我讲道理，有时候甚至像是在恳求我来缓解他的痛苦——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我。我心里的某一部分还真想去帮助他，随着后背上的灼热，这种感觉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灼热已经不再是灼热了，而成了纯粹的疼痛，一种无法分割的、彻彻底底的疼痛，并且变得越来越剧烈，就像一张没有上限的量表。它让我觉得，只要能让他感到好受一点，我情愿付出一切——除了我自己。除了我身上把我和他这样的人区分开来的那一部分，靠这个我才能活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用带着波兰口音的英语问我。 “约斯特。” 他得弯下腰才能听见我的声音。“弗朗茨·约斯特。” “是从慕尼黑来的。”他说道，用手扶着我的肩膀，把耳朵凑到我的嘴旁边。 “我生在奈梅亨。我为法兰克福陶努斯地区的农民工作。” “你忘了装你那副荷兰口音了。”他晃了晃我，想把我弄清醒。 “那是你没听出来。你是个波兰人。我要见荷兰领事。” “你说的是英国领事吧。” “荷兰领事。”我好像把“荷兰”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还不停地接着重复，直到他把冷水泼到我头上，又淋了点水到我嘴里，让我漱漱口再吐出来。我意识到我少了一颗牙齿。是下牙床，左前部的位置。也可能是两颗，很难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我。 他站在那儿向下盯着我的时候，脸颊像婴儿似的嘟了下来，嘴唇自然形成了要接吻的形状，那模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惑不解的小天使。 “现在不信。”我说。 “为什么？” “我要找荷兰领事。你们抓错人了。” 我看得出，他不喜欢听这种话。他不习惯别人对他发号施令或是反驳他。他用右手的手背抹了抹嘴唇，他揍我之前有时会做出这个动作，于是我就等着他来打。他伸手在口袋上拍了拍，我估计他是要找什么工具。 “没抓错，”他叹了口气说，“是你搞错了。我抓的人没错。” 他蹲跪在我身前，我还以为他准备杀了我，因为我已经注意到他看起来最不高兴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可怕的时候。可他却打开了我的手铐。之后，他握起拳头伸到我的腋下，把我拖起来——我简直觉得他是在扶我起来——然后拖着我来到一间宽敞的浴室，那儿有一个独立式的旧浴缸，里面装满了热水。 “脱。”他说道，然后萎靡不振地看着我胡乱扯掉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我已经筋疲力尽，根本顾不上去想进到水里之后他打算把我怎么样：是淹死我、活活煮了我还是冻死我，或者是丢一根电线进浴缸。 他从旅馆拿来了我的手提箱。我躺在浴缸里的时候，他挑了几件干净衣服出来，扔在椅子上。 “你明天坐经华沙到法兰克福的飞机走。是弄错了，”他说，“我们道歉。我们会把你生意上的安排取消，就说你在一次肇事逃逸中被车撞了。” “我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道歉。”我说。 洗澡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担心要是躺在浴缸里的时间再长一点，我就会又一次死过去。我挣扎着蹲了起来。耶日伸出胳膊，我抓住他的胳膊站直了，身子危险地摇晃着。耶日扶着我从浴缸里出来，神情忧郁地看着我擦干身子，穿上他给我找出来的干净衣服。 他领着我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院子，一只手里拎着我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扶着我，因为洗澡虽然减轻了我的疼痛，也让我变得虚弱不堪。我偷偷打量着周围，想看看那两个小喽啰在哪里，但谁都没看见。 “冷空气对你有好处。”他这话说得很自信，俨然是个专家。 他带着我来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前，这辆车和抓捕我时的两辆汽车都不一样。车后座上放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有时我都打起了瞌睡。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看守的白色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命令我，然后给民兵看了自己的证件。我又开始打盹了。 我们下了车，来到一处长满青草的悬崖边。吹向内陆的海风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都歪到左脸颊上去了。一只眼睛根本睁不开。天上没有月亮，透过带着盐味的雾气能听到大海在咆哮。唯一的光亮来自我们身后的城市。偶尔我们会看到磷火从身旁飘过，或是海面上一阵阵白色的泡沫打着旋隐入黑暗之中。站在耶日身旁，我心想：这就是我要赴死的地方了。他先是打我，然后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要开枪打死我，再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但他的双手阴沉沉地垂在身侧，手里并没有枪；他的眼睛——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盯着没有星星的黑色夜空，却没盯在我身上。那就可能是别人来开枪打我，那人早已在黑暗中准备好了。如果我还有力气，我准会先把耶日干掉。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也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想起了梅布尔，心里却没有任何失去或是得到的感觉。我在想她靠抚恤金能过活得怎么样，她会再找个什么样的人。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我想起来了……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史迈利说过……还有那么多没得到回应的祷告，我心想。可是有许多祷告我根本就没有做。我觉得困极了。 最后耶日总算开口了，他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沮丧。“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窃听器能听到我们。我想为你的国家做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来做中间人。我决定选择你。” 我又一次失去了时间感和空间感。但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转过身背朝着大海，一只手紧紧抓住皮帽子挡着风，神情凄凉地凝望起内陆的灯光来，对那些根本用不着怒目而视的东西怒目而视，时不时还举起硕大的拳头擦掉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眼泪。 “怎么会有人想给荷兰当间谍？”我问他。 “很好，我就是打算给荷兰当间谍，”他不耐烦地回答道，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迂腐的学究，“所以我得找个厉害的内行，一个能守口如瓶的荷兰人。我知道以前你们荷兰人派来对付我们的特工是些什么货色，所以我物色人选时自然会非常挑剔。不过，你已经通过了测试。祝贺你。我选中了你。” 我觉得此时最好什么都别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他。 “你手提箱暗藏的夹层里放着一叠波兰秘密文件，”他没精打采地接着说，“当然啦，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你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已命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按照他们的了解，你现在是我的情报员。到了法兰克福，你就在自家地盘上了。我只按照你的指示工作，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下次见面定在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去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无产阶级光辉胜利的标志。” 他想再点一根烟，但风总是把火柴吹灭。于是他摘下帽子，在帽顶里把香烟点着，一张胖脸往香烟上凑，就像是在拿吸管喝水。 “你们的人肯定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把头缩进肩膀，转过脸来看着我，好像在请教我应该怎么跟白痴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厌倦了。跟他们说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跟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一帮骗子。他们本来也都知道，不过还是告诉他们吧。就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是个犹太人、鞑靼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可能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去找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其他随便什么人。” 他也考虑了一会儿，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你们荷兰人里有不少优秀的情报员，”他沉吟道，“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熟悉。他们一直干得很好，直到那个狗杂种海顿来搅局。”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跟他们说，我父亲曾是不列颠空战中的飞行员，”他说道，“在肯特上空被击落了。这么说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知道肯特那地方吗？” “一个荷兰人怎么会知道肯特呢？”我说。 如果我稍微软弱一点，我就会告诉他，在我们所谓的“友好”分居之前，梅布尔和我在坦布里奇维尔斯买了一栋房子。可是我没说，这样倒也好，因为总部后来核实耶日的故事的时候，发现他父亲从来没飞过比纸风筝更大的东西。几年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耶日——那时候他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忠诚早已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他只是笑了笑，说他父亲是个老糊涂，除了伏特加和土豆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五年来，耶日一直是我从事间谍活动的秘密学校，但他对动机的不屑——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动机——始终没减少一分。他说，我们这帮傻瓜首先会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做过之后才四处去寻找这么做的理由。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是傻瓜，我们这些间谍则是最大的傻瓜。 一开始我怀疑他当间谍是为了报复，还引着他说出上层有哪些人可能没把他当回事。他痛恨所有人，最恨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觉得他当间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那愤世嫉俗的态度只是为了掩饰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的更崇高的追求。可是当我试图用自己的诡计来打消他的愤世嫉俗的时候——“是为了你的家人，耶日，是为了你母亲，耶日。承认吧，当了爷爷之后你自豪得不得了。”——结果我发现下面还埋藏着更多的愤世嫉俗。耶日反驳说，他对我说的这些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反驳时冷若冰霜的态度让我得出结论，他的确像自己说的那样，痛恨整个人类。他的残暴，也许还有他的背叛，都只不过在表达这种憎恨而已。 至于西方，反正控制着西方的人也就是控制这世上其他一切事物的同一帮傻瓜，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跟他说其实情况并不是那样，结果他激烈地辩护起自己的虚无主义信仰来，那种劲头和其他的狂热分子一模一样。我只好克制住自己，免得真正激怒他。 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己的生计，不顾他痛恨的家人，来为一个他鄙视的世界服务？ 是因为宗教？这个原因我也问过他，现在想想问得还很严肃，结果他发火了。他反驳说，耶稣基督就是个躁郁症患者。基督就是想在公开场合自杀，所以他老是去撩拨权威，直到他们替他了却心愿。“那帮抨击上帝的人也都是一个样，”他轻蔑地说，“我拷打过他们，我知道。” 和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一样，耶日也是个清教徒，这样自相矛盾的事在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处。我们主动提出要给他存点钱，帮他在瑞士银行开个账户，这都是常事。可他听了却勃然大怒，宣称自己不是什么“廉价的线人”。后来我找了个机会——按照总部的指示——向他保证，万一事情出了岔子，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他弄出来，帮他在西方重新安排一个新的身份，他轻蔑地断然回绝了：“我是个波兰人，但我宁可死在一支波兰行刑队的枪口下，也不愿意以叛徒的身份老死在某个资本主义的猪圈里。”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受，我们能提供的他已经一应俱全。他说，他老婆总爱数落人，在办公室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实在很无趣。他的情妇是个年纪轻轻的傻姑娘，跟她待上一个小时之后，他宁愿去打台球，也不愿再跟她说话。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情报部给出的标准动机全都给我划掉了，我还在不断地自问。 与此同时，耶日还在不断地往我们的保险柜里装东西。他把自己的情报部门翻了个底朝天，就像海顿出卖我们的部门一样。莫斯科中心要是给他下达什么命令，等我们得到消息之后他才把命令转达给下属。他会把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材料都拍下来；他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连我都极力恳求他别那么干。他很马虎大意，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也跟他断然否定的基督一样，想在公共场合葬送自己的性命。他之所以没有引起怀疑，完全是由于他毫不懈怠的工作效率——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称作他的掩护工作，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因为那就是他谨慎平衡各方力量时的阴暗面：上帝保佑那些被请到耶日那里主动坦白的西方情报员吧，不管他们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 在我指挥耶日的五年时间里，他好像只有一次无意中透露出了我在寻找的答案。他厌倦得要命。当时他在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成员国情报主管会议，正忙着对付那些谴责他的波兰情报处太残忍、太腐化的指控。我们在西柏林见了面，地点是库达姆大街上一家专为高级人士服务的膳宿公寓。他真是个疲惫不堪的刑讯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着烟，一边回答着我关于他最近提供的一批材料的后续事宜。他的眼睛都是通红的。我们谈完之后，他要了一杯威士忌，接着又是一杯。 “没有危险就不是生活，”他说着把另外三个胶卷扔到了床罩上，“没有危险就跟死了一样。”他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棕色手绢，仔细地擦了擦他的那张胖脸。“没有危险，你最好就待在家里抱孩子得了。” 我宁可相信他说的并不是危险本身。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是一种感觉，他很害怕自己一旦丧失了感觉，就没法再生存下去了——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乐于给别人灌输这种感觉的原因。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瞥见了他的理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打破自己行当里的每一条纪律，跟我一块坐在房间里。在他这个年纪，生命似乎已开始凋萎，他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精神保持鲜活。 当天晚上，我和斯黛芬妮在一家美国餐馆吃了晚饭，那地方离我和耶日碰头的膳宿公寓步行只要十分钟。我想法子从她在慕尼黑的一个妹妹那里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她还是那么高挑、那么美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而且她努力要让我相信她过得很幸福。哦，内德，生活太完美了。她跟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生活在一起，不过他已经不算年轻了——不过瞧瞧我们自己吧，我们也都不年轻了——他聪慧无比，很令人仰慕。她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她说她怀了他的孩子。还看不出来。 “你呢，内德，你过得怎么样？”她问道。我们仿佛是两位将军，正互相报告自己在不同战役中取得的胜利。 我对她报以最为自信的笑容。我和她初次见面后过了这么多年，正是这笑容帮助我赢得了手下情报员和同事们的信任。 “哦，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真的，谢谢你，”我像个典型的英国人似的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指望一个人完全是你想要的那样，对不对？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很不错的伙伴关系，可以这么说。很好的共同生活。” “你还在干那个工作吗？”她问。“本的工作？” “是的。” 这还是我们俩第一次提到他。斯黛芬妮说本现在住在爱尔兰，他的一个表兄在科克郡买下了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那个表兄不在的时候本就帮他看看房子，在河里养养鱼、照看照看农场什么的。 我问她后来有没有见过本。 “没有，”她说，“他不让我见。” 我本可以开车送她回家，但她坚持坐出租车回去。我们一起在街上等出租车，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车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的时候，看到她的头往前伸着，好像把什么东西掉在了车里。我挥着手直到车子驶出我的视线，但她却没有回应。 我们在九点新闻里看到，格但斯克举行了一场室外的团结工会会议，波兰的一位红衣主教正在呼吁现场的一大群人要保持克制。梅布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便把《每日电讯报》往膝头上一放，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了。一开始，人群闹哄哄地听着红衣主教说话。接着他们就安静下来，波兰人的虔诚是出了名的。演讲完之后，红衣主教走到人群中，给人们赐福，也接受他们表达的敬意。一个个显贵人物被带到红衣主教面前的时候，我注意到耶日就在背景里晃来晃去，像是个从宴会上给人赶出来的丑孩子。退休之后他瘦了很多，我估计社会生活上的变化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夹克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像是别人的衣服；他那两只原本很吓人的大拳头缩在袖管里，几乎看不到了。 突然，那位红衣主教看见了他，就像我一样。 红衣主教一下子愣住了，似乎不太知道该怎么做。过了片刻，他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以一种几乎有点恭敬的态度夹紧胳膊肘，往后收了收肩膀，端端正正地站好。接着他又缓缓地抬起胳膊，对一个随从吩咐了一句，可那个年轻的牧师好像不太愿意照做。红衣主教又重复了一遍，那位牧师这才走上前，在人群中给耶日让了一条路出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是秘密警察，一个是红衣主教。耶日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仿佛是因为消化不良觉得胃疼。红衣主教把身子往前倾，在耶日耳边说了句话。耶日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红衣主教的赐福。 每次重放这段画面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耶日的眼睛闭了起来，似乎是因为痛苦难当。可是他悔恨的又是什么呢？是他太残忍，还是他对一项已经消亡的事业太忠诚，还是因为他的背叛？或者说，那紧闭的双眼只不过是一个刑讯者在得到受害者宽恕时做出的本能反应？ 我开始去钓鱼了，常常会陷入一段段短暂的回忆之中。不知怎地，我对英国风景的喜爱倒是增加了。我会想起斯黛芬妮和贝拉，还有另外几个我从不曾真正拥有的女人。我向当地的下议院议员陈情，说河水污染得太厉害。那位议员是个保守党，可是天知道，他以为自己保守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参加了一个头脑还比较清醒的环境保护组织，还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根本没人理会。我不肯去打高尔夫，那玩意儿我永远都不会去打。不过星期三下午的时候我会跟梅布尔在球场转一转，如果她一个人去打球的话。我鼓励她去。我们养的狗自己玩得很开心。退休的时间可不是用来茫然发呆的，也用不着去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彻底改造人类。 8 我的学生们打算给史迈利出点难题，就像他们时不时地对待我那样。课本来上得很顺利——比如快到傍晚时关于自然掩护的两节连堂课——然后学生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开始捉弄我，通常是故意表现出无法无天的态度，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无法忍受。接着第二个也开始插话，最后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要不是我的幽默感还算充足——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他们就会一直折磨我，到下课铃响这出戏才算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似乎都没发生过：昨天控制住他们的不知什么小恶魔已经得到满足，现在他们想继续学习了，好不好？昨天我们讲到哪儿了？一开始我碰到这样的情况老是会生闷气，怀疑有人私下串通，想把领头的揪出来。后来细想之下，我慢慢意识到，这些恶作剧只是孩子们自然反应的一种表现，他们要反抗的，是自己选择的人为束缚。 可是他们也开始对史迈利搞这一套，史迈利可是我和他们的贵宾，他们竟然质疑起了他毕生工作的根本意义，我的忍耐一下子到了极限。而且这一次挑事的还不是马格斯，而是他的女朋友，娴静的克莱尔，晚宴时她一直满怀崇拜地坐在史迈利的对面。 “别，别，”看到我忿忿地站了起来，史迈利反对说，“克莱尔问得很有道理。十次有九次，好的新闻记者也能像间谍一样告诉我们许多信息。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信息来源往往是相同的。所以说，干吗不废除间谍，转而去资助报纸？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回答。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很不情愿地又坐了下来。克莱尔紧紧依偎在马格斯身边，天使般的眼神还注视着她的受害者，其他学生都板着脸不露出笑意。 碰到这种情况时我往往会以幽默来化解，但史迈利却打算认认真真地对待她的俏皮话。 “说得完全没错，”他赞同说，“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和公开来源的消息重合。问题是，间谍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启迪公众，而是启迪政府。” 我渐渐感觉到，史迈利的魔力又把他们重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椅子挪到史迈利身旁，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有几个女孩子还以好看的姿态坐到了地板上。 “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对白白得来的东西总是将信将疑。”史迈利说。这样他就巧妙地绕过了克莱尔意在挑衅的质问，而是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间谍工作是永恒的，”他简单地宣告说，“就算政府可以没有间谍，它们也不会愿意这么做。它们特别喜欢搞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敌人，政府也会帮我们创造出敌人来，所以用不着担心。还有——谁说我们只对敌人搞间谍活动？所有的历史都教导我们，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敌手。潮流也许可以决定轻重缓急，但深谋远虑永远不会过时。只要还有流氓成为领袖，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恃强凌弱，还有骗子和疯子，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国与国之间还相互竞争，政客们还相互欺骗，暴君们还想征服，消费者还需要资源，无家可归的人还在寻找土地，饥饿的人还在寻找食物，富裕的人还想变得更富，你们选择的职业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史迈利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把话题转回到了学生们自己的前途上，接着他再一次警告他们这份前途充满了危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职业比你们选择的职业更荒唐，”他心满意足地向学生们保证，“你们最没有经验的时候，也就是最适合分派的时候；可等到你们掌握了窍门，无论你们被派驻到什么地方，脖子上都像是挂着这一行的标志。老运动员都知道，自己全盛时期的比赛成绩是最优秀的。可是全盛时期的间谍却只能被束之高阁，因此他们人到中年时总会心怀怨恨，也会开始计较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 虽说他半睁半闭的眼睛好像一直在盯着自己的那杯白兰地，我却发现他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们就会想要答案，”史迈利接着说道，“你希望最隐蔽的密室里会藏着一张卷起来的羊皮纸，那上头会告诉你，控制着你的生活的人是谁、为了什么。可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自己心里其实才最清楚，那个密室是空空的。内德，你没喝酒啊。你这是在背叛白兰地嘛。来个人，给他加点酒。”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有着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记得自己当时正在拼命寻找一个模模糊糊的目标。后来当我终于找到目标的时候，发现它就是那个消失了的间谍，名叫汉森。 虽然那时候我在向东方而去的旅程中追寻的其实是其他的目标、其他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目标和人仿佛都在一路指引着我最终找到他。我只能这么来表达。躲在柬埔寨丛林中的汉森就像是位于我的黑暗之心里的库尔茨124。一路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在为我们的会面做准备。汉森是我等待着要听到的声音。汉森手里有问题的答案，虽说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问出哪些问题。外表上看，我是个一本正经、性情温和、行事得体、抽着烟斗的家伙。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对自己的百无一用感到不可理喻；我觉得虽然自己在拼命努力，却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奋力为别人争取自由的时候，我自己却没有得到丝毫自由。在心情最为低落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很荒唐的人。我这个主人公和巴肯125本人没有一点儿相似，却像极了他笔下的堂吉诃德。 我开始把自己生命中具有讽刺意味的经历写下来，这样我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和你说过的几段故事，就可以给它们加上传奇小说式的标题，以突显这些事件是多么的徒劳无益：“熊猫”——我保卫了我们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权益！本——我掘地三尺找到了一名英国叛逃者！贝拉——我做出了终极的牺牲！特奥多尔——我参与了一场可怕的骗局！耶日——我一直奉陪到底！不过在耶日的事情上，我得承认，那件事的确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尽管其持续时间和大多数情报工作一样短暂，而且和现在已充斥着耶日上校所在国家的人性力量没有丝毫关系。 和堂吉诃德一样，我这辈子从一开始就发誓要遏止邪恶的潮流。可是在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成了助长邪恶的力量之一。但我仍然希望这个世界能给我提供一个做出点贡献的机会——我责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我。 要理解这一点，你得先知道在慕尼黑之后，我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不管耶日上校对我做过些什么，他给我带来了某种威望，因此五楼决定专门为我设立一个工作岗位，负责到各地解决行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派驻到外地执行短期任务，“旨在评估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发掘当地情报站职权范围以外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任务摘要，签过字之后又交还给发布者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份工作需要经常旅行——这个星期去中美洲，下个星期去北爱尔兰，然后跑非洲、中东，再去非洲——平息了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躁动不安，对我的这种状态人事组的头儿极有可能早已心知肚明。最近我和一个名叫莫妮卡的姑娘搞起了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外情，她在情报部的工业部门联络处工作。当时我觉得自己需要来点风流韵事；我在餐厅里见到了莫妮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有天晚上下起了雨，我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她站在23路公共汽车站等车。平淡无奇的事有了内容。我送她回公寓，和她上了床，带她去吃饭，我们俩都想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最后得出了一个省事的结论：我们坠入了爱河。有几个月我们过得挺开心，直到后来发生的悲剧一下子让我清醒过来。幸运的是我刚好回到伦敦，正要听取下一次任务的情况介绍，接着就听说我的母亲快不行了。也许是上帝在搞恶作剧吧，接到电话时我正和莫妮卡在床上。不过最起码我总算能在葬礼时到场。仪式虽然很长，却出人意料的平静。 尽管如此，我发觉自己对这事还是没有丝毫准备。不知怎地，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和以前渡过种种难关时一样，想法子应付母亲去世带来的打击。我简直是大错特错。史迈利曾经说过，只要一接触现实，很少有什么阴谋诡计能够得逞。我对自己耍的阴谋也是这样——我想骗自己说母亲去世时已经得享天年，只有死亡才能让她从痛苦中解脱，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事放下。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痛苦指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 我成了个孤儿，同时又觉得很兴奋。当时的心情我只能这样去描述。我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从前并没有意识到，母亲一直承担着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我觉得她的去世不仅意味着我失去了童年，也意味着我失去了我的大部分成年时代。我终于不带任何牵绊地独自站在了生活的种种挑战面前，但大部分挑战已经成了过去——蒙混过去了，错过了，或者是搞砸了。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爱了，但我该去爱谁啊？恐怕不会是莫妮卡，哪怕我再口口声声地否认、指望现实会随之改变，我爱的也不是她。莫妮卡也好，我的婚姻也好，都不能提供我需要的魔力——作为一个擅长生存的人，这种魔力是从今以后我必须要去追寻的东西。守过夜之后，我在殡仪馆粉红色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那是一张间谍的脸，打着他自己欺骗自己的烙印。 你是不是也见过？在你周围，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脸？对我来说这样的脸简直是司空见惯，所以都已经不再留意了，直到母亲去世的打击让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们也会笑，但心里却有所保留，这让我们的笑容显得很虚伪。就算我们喜出望外、喝得烂醉——我听说，甚至也包括做爱的时候，这种保留也不会消失。我们脑袋里的陀螺仪仍然保持着垂直状态，还有告诫的声音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职责。直到后来我们的保留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本身都成为了一种安全隐患。所以到了今天——比如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是沙拉特老同学的晚会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环顾四周，真的能看到秘密工作的印记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看到有的面孔过于开朗，有的面孔则过于阴郁，但每张面孔后面都能看到备受压抑的生活的残迹。我听到有人发出了似乎是抛却所有顾忌的大笑，但我都用不着去看笑声来自何处，就知道其实什么顾忌都没抛掉——笑的人是这样，他内心的种种限制也是这样，所有的顾忌都还在。年轻时，我常常以为这只不过是英国统治阶级生性拘谨的缘故。“他们生下来就受到束缚，此后也别无选择。”听到他们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对着他们看似厚道的笑容报以一笑的时候，我会这么对自己说。不过，我只是半个英国人，我觉得自己不会遭到他们那样的不幸——直到那天在殡仪馆贴着粉红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我看到笼罩着周围所有人的那种阴影，也同样落在了我的身上。 现在我觉得，从那天起，我眼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平线了。我心想，我起步得太晚了！而且起点也太落后。生命本应该是追寻，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不过，推动我向前的动力恰恰是对一事无成的恐惧。现在我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你也应该从这些零星的回忆片段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来自我生命中这段离奇的经历。在我如今成为的这个人眼中，我遭遇的每一段经历也都是与我自己的相遇。每一个陌生人的坦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坦白，汉森的坦白则带着最为严厉的谴责——因此归根到底，他的坦白也最令人感到安慰。我埋葬了母亲，向莫妮卡和梅布尔道了别。第二天我动身去了贝鲁特。但即便是那次简单的动身启程，也伴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 执行任务之前我得事先熟悉情况，这段时间我一直和一个名叫贾尔斯·拉蒂默的聪明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他在一个被称为“疯子毛拉部”的部门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专门研究在黎巴嫩活动的众多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看起来简直无从下手。人们谈到业余恐怖主义行业时总爱说，这些组织全都是一个超级大阴谋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就有办法抓到他们。事实上，照他们无意间透露的情况，这些组织到处流动，像防水墙上的水滴似的忽而汇聚忽而分开，所处的位置也像水滴一样难以确定。 不过，身为阿拉伯学专家和桥牌高手的贾尔斯，却比任何人都接近这个几乎无法企及的目标，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向他讨教，为我要执行的任务做准备。贾尔斯个子很高，瘦骨嶙峋，长着一头浓密的鬈发。他的脾气跟我比较对路。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小孩子，红红的脸颊让他更显得年轻，不过那红色其实是皮下一簇簇破裂的毛细血管造成的。他这人从来不知疲倦，绅士得简直让人受不了，总是主动替人开门，见到女士就会立刻站起身。春天的时候，我两次看到他被淋得浑身透湿，因为他习惯把伞借给不带伞就往门外跑的人。他很有钱，但生活简朴，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也有个彻头彻尾的好妻子。他妻子组织情报部里的桥牌赛，记得住每位低级工作人员和他们家属的名字。因此他的档案开始消失不见时，这件事就显得更加奇怪了。 这个现象是我先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个名叫布丽塔的德国女孩的踪迹，想了解她冒险跑到黎巴嫩西南部的舒夫山区恐怖主义训练营的情况。我请求调阅的一份附带文件里有截获到的敏感材料，与布丽塔有关。材料是美国人的，仅限一份名单上的几个人借阅，但等我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名单，却谁都找不到那份材料在哪儿。从签名记录上看材料是贾尔斯借走了，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因为贾尔斯毕竟是贾尔斯，所有的名单上都写着他的名字。 可是贾尔斯什么都不知道。他记得看过这份材料，还能引述上面的内容；他以为把材料转交给我了。肯定是被拿到五楼去了，他说，要不就是送回了档案室。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 于是，那份文件被标为“遗失”，档案室的探子们得到了通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可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回发起搜寻的是贾尔斯自己的秘书——档案室通知她要归还关于一个组织的全部三卷材料。这个神秘组织名为“先知兄弟会”，据信设在达穆尔126。 贾尔斯还是一无所知：他根本没碰过那些档案，连看都没看到过。档案室的探子们给贾尔斯看了借阅单上他自己的签名。他坚决不承认。如果贾尔斯不承认什么事情，你也不会想去质疑他。我说过，他一望而知就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这时候，搜寻工作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上上下下都在清点文件。当时档案室还没实现电脑化，想找什么东西还是能找到的，也能确定什么东西真被搞丢了。如今的人只会摇摇头，然后打电话叫电脑工程师来查。 档案室发现，贾尔斯签字借出的三十二份文件都不见了。其中二十一份是我们通常说的绝密文件，还有五份密级更高，另外六份则被归类为“保留件”。我恐怕得告诉你，这指的是“任何怀有强烈亲犹太情绪的人都不得签名调阅”。其中含义你怎么理解都行。这是一条卑劣的限制令，当时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不为此感到难堪。可它涉及的是中东地区啊。 这场危机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我的第一个提示来自于人事组的头儿。那是个星期五的早晨。人事组准备挥动斧头的时候，总喜欢找周末来打掩护。 “内德，贾尔斯最近怎么样啊？”他问道，语气里透着老伙计的亲热劲儿。 “好得很。”我说。 “他是个基督徒，对吧？是个信基督的家伙。很虔诚。” “好像是的。” “呃，内德，我是说咱们大家也都信这个，但他信基督教信得厉害。你觉得呢？” “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个。” “那你呢？” “我可不是。” “那你说，打个比方啊，他会不会对——比如说，英国以色列主义教会127——诸如此类的什么持同情态度？我不是反对他们啊，你得知道。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对吧。” “贾尔斯这人很正统、很中庸，我敢肯定。在本区教会，他应该算是非宗教界人士里的名流吧。偶尔会在大斋节128的仪式上讲讲话，没别的。” “我掌握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事组的头儿抱怨道，指节敲打着一份合上的文件，“内德，我对他的判断和你说的分毫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这份差事有时候也不容易啊。也不总是那么愉快。” “你干吗不自己去问他？”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得问。当然了，除非你愿意出马。可以请他出去吃个午饭——钱我来出，那还用说。摸摸他的底。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不行。” 他那副老伙计的亲切态度变成了疾言厉色。“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有时候我挺担心你的，内德。总跟娘儿们鬼混，还顽固得很，这对你可不好。肯定是你的荷兰血统在作祟。好吧，别给我乱说。这可是命令。” 结果是贾尔斯请我出去吃的饭。很可能人事组的头儿对我们俩耍了同一招，反过来编了我的一通故事跟贾尔斯说。不管他究竟有没有这么干，反正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贾尔斯刷地一下站起身，说道：“去他的，内德。今天是星期五。走，我请你吃饭。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吃过一顿不像样的午饭。” 于是我们去了旅行者饭店，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很快喝光了一瓶桑塞尔129。突然，贾尔斯说起他最近到纽约联邦调查局执行联络员任务的事。刚开始说的时候他显得很正常；然后他的嗓音似乎固定在了一个调门上，两眼也总是盯着什么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酒的缘故。贾尔斯看上去不像个酒鬼，喝酒的样子也不像。但他说话时的态度却让人觉得很像。他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一种充满幻想的热切情绪。 “内德，他们真是一帮奇怪的家伙，那些美国人。你可得小心他们。你一开始都不会察觉到他们盯上了你。比如说你住的旅馆。你在旅馆里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登记入住的时候，冲着你满脸堆笑。对你的行李太感兴趣。他们在监视你。摩天大楼里竟然还有温室，真见鬼。顶楼上还有游泳池。低头望下去，你能看到直升飞机在河上飞。‘欢迎，兰伯特先生，祝您今天过得愉快，先生。’我用的化名是兰伯特，我在美国总用这个名字。他们把我安排在十四楼。我是个有条有理的人。一向如此。我会用到鞋楦之类的东西。没办法，改不了。我父亲也一样。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得按顺序挂起来。我们从来不穿质地轻薄的西装，对不对，我们英国人是这样的吧？你觉得那些衣服很轻薄。你就想挑轻薄的。你的裁缝告诉你那套衣服就是轻薄的。‘我们这儿的衣服可是最轻薄的，先生。找不到比这更轻薄的衣服了。’你会觉得到现在他们总该学会了，跟美国人做了那么多的生意。但他们还是学不会。干杯。” 他喝了，我也跟着他喝。我给他倒了一点矿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馆。开了一整天的会。大家都很努力，想取得彼此的好感。我也是，我觉得他们那帮人都还不错。只不过——唉，就是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身上带着枪。一心想得到结果。但结果是不会有的，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你杀掉的狂热分子越多，出现的就越多。我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我父亲也是个阿拉伯文化专家，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知道。“跟我讲讲他吧。”我想把他的话题转开。我觉得，要是他谈谈自己的父亲而不是那家旅馆，我可能会好受得多。 “于是我就走进去，他们把房间钥匙给了我。‘哎，等等，’我说，‘这不是十四楼。这是二十一楼。弄错了。’当然了，我是笑着说的。谁都可能出错。这一下他们换了个女人接待我。看着很强势。‘没弄错，兰伯特先生。你住在二十一楼。你的房间是2109。’‘不对，不对，’我说，‘是1409。你看。’我带着旅店给的那种证明卡，不知放在哪儿了，就开始找。我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那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可我没找到。‘听着，’我说，‘相信我。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的房间是1409。’她拿出客人名单，递给我看。兰伯特，2109。我坐电梯上楼，打开房门，东西都在。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挂的顺序也一样。所有东西都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放的一模一样，十四楼的那个房间。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 我还是说不知道。 “拍了照片。宝丽来快照。” “为什么啊？” “他们想窃听——2109有窃听器，1409没有。对他们没用处，所以他们就把我弄到楼上去了。他们以为我是个阿拉伯间谍。” “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父亲。他是个劳伦斯130式的人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打定了主意。他们就是这么干的。给你的房间拍了照片。” 那顿午饭后来的事我几乎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又喝了点什么酒，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我的印象中，贾尔斯好像使劲夸了一通梅布尔，说她是情报部里的完美妻子，不过那也许只是我自己的良心在说话。我真正记得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贾尔斯在总部的办公室里，人事组的头儿则站在贾尔斯的钢制橱柜前，柜门已经拆掉，丢失的三十二卷资料乱七八糟地塞在架子上——都是贾尔斯无力再去处理的资料。按照史迈利的说法，贾尔斯那时候犯了“十二级的精神崩溃”。 原因究竟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贾尔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从表面上看，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是他对村子里一个二十岁女孩的激情。他对那个女孩的爱，还有他心中的内疚和绝望，让他彻底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每天他还在例行公事地忙碌着——那是当然的，他毕竟是个战士——但他的头脑再也不肯配合下去。贾尔斯的头脑已经被这些念头占满了，即使他自己并不愿承认。 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其他原因，我姑且留给你去考虑，留给情报部内部的心理医生去分析，他们那个行当如今似乎越来越流行了。我们的梦想与我们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也许这是一部分原因。贾尔斯年轻时的幻想与年纪渐老时的现状存在着差距，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贾尔斯让我觉得很害怕。我有种感觉，他走的路也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只不过他走在前头而已。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坐在飞机上想着母亲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灌下了好几杯飞机上提供的威士忌，好让自己不再有这种感觉。 在贝鲁特科莫多尔旅馆的607房间，我在衣柜里挂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当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电话在离我脑袋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响了起来。拿起听筒时我有种古怪的幻想，觉得会听到前台的艾哈迈德跟我说，他们给我在二十一楼又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想错了。离奇事件第二号宣告了它的来临。 枪战已经开始了，是行进中的半自动武器。很可能是一帮孩子开着日产皮卡车，用AK47步枪扫射整个街区。在贝鲁特的这个季节，你可以照着晚上第一次闹腾开始的时间来对表。不过我对枪战从来都不是太担心。枪战也是有逻辑的，虽说这逻辑充满了偶然性。别人开枪要么冲着你，要么就不是冲着你。我自己最害怕的是汽车炸弹——你正匆匆忙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或是汗流浃背地困在慢如爬行的车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轰然爆炸，猛烈的冲击波把整个街区炸得稀烂，把你炸成一丁点大的碎块，连运尸袋都犯不着用，葬礼就更别提了。汽车炸弹爆炸时你会注意到——我的意思是在爆炸之后——你会注意到那些鞋子。人被炸得无影无踪，鞋子却完好无损。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收拾起来运走之后，满地的碎玻璃、粉碎的假牙和西装的碎布头里还能看到一两双完全能穿的鞋子。小规模的机枪射击，就像现在这样的，或是偶尔来几发手持式的火箭弹，都不会让我像其他人那样担心。 我拿起听筒，听到对方是个女人的时候，我的语气变得急促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家里的事搞得不清不楚，也是因为我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德国女人的下落——就是那个曾在舒夫山区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的布丽塔。 但她并不是布丽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布尔。听起来是美国中部地区的口音，而且很害怕。我的身份是彼得，记住——彼得·卡特，来自一家英国大报社，虽说该报派驻当地的记者从没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一边听她说，一边这么提醒自己。 “彼得，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得和你待在一起，”她一口气就把这句话说完了，“彼得，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一阵重机枪的枪声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但很快就被一颗火箭弹炸得哑掉了。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焦虑不安。 “天哪，彼得，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是说了些难听的话。我搞坏了你的新闻素材。对不起。我是说，天哪，难道我们还是小孩子吗？你知道我最讨厌这样。” 一阵激烈的步枪射击声。有时候那帮孩子故意朝天放枪，就是为了制造效果。 她的嗓音一下子提高了：“跟我说话啊，彼得！跟我说点好玩的事，好不好啊，求你了！这世界上总有些地方会发生点好玩的事吧！彼得，回答我好不好！你没死吧？你该不会躺在地上，脑袋给炸掉了吧？要是没有就点点头。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彼得。我是个爱交际的人。爱的时候我要有人陪着，死的时候也要有人陪着。彼得，回答我吧。求你了。” “你要打的是哪个房间？”我问。 死一般的寂静。就像是两阵枪声之间那样的死一般的寂静。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彼得，但恐怕不是你的那个彼得。你打的是哪个房间？” “就这个房间。” “房号是多少？” “607。” “我看他肯定是已经退房了。我今天下午才到贝鲁特。这是他们给我的房间。” 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外面的街上，离这里约摸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人在大声尖叫。叫声停了。 “他死了吗？”她低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 “可能是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什么人？是英国人吗？” “是的。”彼得也是的，我心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职业吗？” “就跟我说说话吧。别停。” “我是个记者。”我说。 “和彼得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记者。” “他很厉害。总爱冒险。你厉害吗？” “有些事会让我害怕，有些不会。” “老鼠呢？” “老鼠会把我吓傻。” “你很棒吗？” “跟新闻一样棒，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动笔了。现在我是主编。” “结婚了吗？” “你呢？” “结了。” “跟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道。当时我并没有自问，为什么我对她跟别人的奸情比对她的婚姻更感兴趣。 “在这个地方，碰上那种事你是不会去计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你不会那么说。你也结婚了，对不对？我先告诉了你，你才肯告诉我。” “对，我结婚了。” “跟我说说她吧。” “我妻子吗？” “当然了。你爱她吗？她个子高不高？皮肤很好吧？是很典型的英国人吧，上嘴唇总是紧绷着？” 我跟她说了几件关于梅布尔的无伤大雅的事，又杜撰了些别的，心下觉得自己实在可恨。 “我的意思是，要是连着跟同一个人做爱十五年，这世上还会有谁喜欢性爱啊？”她说。 我笑了，但没有回答。 “你对她忠诚吗，彼得？” “绝对忠诚。”我迟疑片刻后答道。 “好吧，咱们来聊聊工作。回到工作上吧。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跟我说说你在干吗。” 藏在我心底的间谍躲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了，”我说，“你也是个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一阵炮火。 她的声音变得很疲惫，好像恐惧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就是整理整理新闻素材。” “给谁整理啊？” “一家差劲的新闻社，还能是谁啊？五十美分一行字，到头来给哪个大混球偷去了，一下午就让他白捡两千块。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安妮吧。叫我安妮好了。听着，你这人挺不错，知道吗？要是有一头发情的多伯曼猎犬抱住了你的腿，你该怎么办？” “学狗叫？” “假装来了高潮。我很害怕，彼得。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喝一杯。”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天哪，就在旅馆。科莫多尔旅馆。站在大堂里，闻着艾哈迈德身上的大蒜味儿，那个希腊人还一直瞪着我看。” “哪个希腊人？” “斯塔夫罗斯。他吸烈性毒品，还骂骂咧咧地到处说毒品劲儿太小。他绝对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听着，第一次分辨出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杂乱的说话声。枪战已经结束了。 “彼得？” “嗯。” “彼得，把你的那盏灯关了。” 她肯定知道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能用，一盏摇摇晃晃的床头灯，配着羊皮纸的灯罩。灯放在两个长沙发之间的储物柜上。我把灯关掉。又能看见星星了。 “把你的房门开着，留条缝。一吋就够了。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我带一点儿过来。彼得？” “你是个好人。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好久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可得留心点。”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来找我。 你随便怎么想象都可以，就像我当时那样。我坐在长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门，看着自己的生命静静流逝，期待着听到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 一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着我能分辨出的每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都不是。我四处寻找着，看看哪个女人可能会自称“安妮”，会向只在电话上交谈过的男人求欢。我给了艾哈迈德点好处，让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谁在大堂打过内线电话。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哈迈德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情绪激动的美国女人。 我甚至还想弄清楚之前住在我房间里的那位房客的身份，弄清楚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彼得。但这时艾哈迈德却神秘兮兮地含糊其辞起来，说他当时到的黎波里看他的老母亲去了，旅馆也从不保留客人的名单。 难道真正的彼得恰好在紧急关头赶了回来，把她给抢走了？还是那个叫斯塔夫罗斯的希腊人？难道她是个妓女？难道我是个男妓？艾哈迈德是不是在给她拉皮条？那通电话是不是她给旅馆里的新房客精心设下的圈套，要趁着他们孤身一人、精神紧张地度过第一个夜晚时把他们钓上钩？ 或者说，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人，男朋友不在身边，又被城市里雷鸣般的爆炸声吓得几乎要发疯，只想找个人抱一抱？我宁愿这么想。 无论她代表着怎样的不解之谜，这件事还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即使它们让我感到不安。我认识到我的孤独是多么危险，而我是多么容易让敌人得手；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付出爱，并得到爱的回报；我认识到，与我越来越想和别人沟通的渴望相比，自己身上被情报部称为“个人安全意识”的品质是多么薄弱。我想起了莫妮卡，还有我那些空洞无比的爱的宣言，它们根本就没法打动爱神。我想起了贾尔斯·拉蒂默，还有他那毫无希望的激情。不知为什么，那个自称安妮的女人似乎也是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信使，他们说的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不知其貌的女人之后，又来了一个不知其貌的男孩。那是第二天傍晚发生的事。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旅馆的大堂里，独自一人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去了西顿131附近的几座难民营，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一天之后，我的手还在发抖。现在正是黄昏时分的奇妙时刻，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在此刻会一致放下彼此间的不和，汇集到共同饮水的地方来。我在丛林里见过类似的情况，可能你也见到过。仿佛是听到了一声令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都悄悄地从树丛中黑暗的隐蔽处走出来，大部分动物都一声不出，在泥泞的平地上各自站好。在同一时刻，你可以到科莫多尔旅馆的大堂里去瞧一瞧，这时候奔忙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回来了。总有点跟不上他们脚步的电动玻璃门叹着气，吱呀吱呀地开开关关，从贝鲁特刚刚入夜的黑暗中迎进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面色灰白、身穿设计师定做的工装外套的金发女郎；一个来自美国某家周报的摄影师兼记者；总是成对出现的电线检修工；一个极为神秘的东德老人和他的日本情妇。他们进来的时候都刻意收敛着自己，一点都不张扬，然后再停一停，卸下一整天的重负。 但他们的这一天并没有结束。对于那些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胶卷还得送走，报道还得写，再通过电传或是电话发出去。有人不见了，必须得找到他们的下落。某某挨了一颗子弹，伤得很重，他老婆知道吗？尽管如此，随着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毕竟已经从敌人手里赢来了这一天。看门的人准备封门过夜了。 我一边看着，一边等——我要等着见一个人，他知道另一个人有可能知道我奉命寻找的那个女人。直到此时，我的这一天还没有任何成果，只不过又出去参观了一遍这世上的凄惨情景。 大堂里别的地方聚集起了其他几类人，他们没那么引人注目，不过在旁观者的眼里却要有趣得多：投机分子、军火商、毒贩、身穿深色西服的小外交官，还有兜售关系和信息的人，他们拨动着手上的念珠，骨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睛飞快地从大堂里的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还有间谍——谁都会往这儿派间谍——他们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所有人都在从事他们的行当。这地方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内幕消息来源，哪怕来源只是站在柜台后面的艾哈迈德。你只要给他几个美元，外加一个微笑，他就会把整个世界的秘密都告诉你。 但吸引住我目光的那个人却非常古怪，即便以科莫多尔动物园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我没看见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肯定是跟在一帮人的后面走了进来。我在大堂里看到了那个人，背对着玻璃门外的黑暗，身穿一件带条纹的足球衫，头上松松地包着一条干干净净的白色护士头巾。要不是因为他人太瘦、胸太平，我第一眼看到他时都没法确定他究竟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 保安人员也注意到了他。站在令人生畏的柜台后面的看门人艾哈迈德也注意到了。他那两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斜靠在身后的墙边，就在挂着房间钥匙的鸽笼式搁架下面。我看到艾哈迈德慢慢地往后退了小半步，这样他就能够到一支枪了。在这个时候的大堂里扔一颗手榴弹，足以炸死一半全城社交场上的高端人士。 但那个幽灵似的人还在往前走，他要么就是没注意到自己引起了别人多大的好奇心，要么就是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他个子很高，年纪不大，行动敏捷，但显得有点僵硬。他好像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只是在操纵者声音的指引下一步步往前走。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他戴着墨镜，黑色的短发，黑胡子。所以他的脸才会显得那么黑。跟他头上戴的白色护士头巾也有关系。但他走路时像机器人一样僵硬的动作却让我浑身一阵阵发麻，不禁心想我们面前的这个家伙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信仰。 他走到大堂的中央。几个人给他让开了路。有的人看了看他，就转开了视线；还有些人则转过身子避开他，好像是认识这个人却不喜欢他似的。突然，在大堂中央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子仿佛向上升了起来。他包着头巾的脑袋朝前伸着，胳膊几乎没动，好像是听从上天的命令自己往绞刑架上爬。我现在能看出他是个美国人。从他弯曲的双膝、下垂的手腕和女里女气的屁股上能看出来。典型的美国男孩子。看来他的墨镜颜色还不够深，因为他的一只长长的手上还拎着个遮光眼罩。那种东西只有赌徒和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夜班编辑才会戴。他身高至少有六英尺。他的运动鞋像头巾一样洁白无瑕，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阿拉伯狂热分子吗？我心想。 还是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旅馆里来过几个这样的人。 还是吸毒了？ 还是专门跑过来想见识见识战争的嬉皮士高中生，想到这座被诅咒的城市里来寻求刺激？ 他换了个方向，和接待员攀谈起来，可是他站立的角度还是面朝着大堂，已经开始搜寻他在询问的那个人了。这时我看见他的脸颊和前额上到处都是小红点，像是被蜜蜂蛰伤的，或者是出水痘，但那红色还要深一些。看来是在哪家臭烘烘的旅店里给臭虫咬了个够，我心想。要么就是出车祸的时候脑袋撞上了挡风玻璃。他开始朝我这边走来。动作又是非常僵硬，脸上毫无表情。走得很坚定，看来他早已习惯了被人注视。有点气呼呼的，遮光眼罩在他手里晃来晃去。我坐在那儿喝着酒，他盲目地透过墨镜对我怒目而视。一个女人扶着他的胳膊。她穿着裙子，可能就是把头巾借给他的那个护士。他们俩站在我面前。就站在我一个人面前，旁边什么人都没有。 “先生？他叫索尔，先生，”她说——也许是叫莫特，或是席德，什么都无所谓——“他想问问您是不是那位新闻记者，先生。” 我说我是个记者。 “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来访问？您是编辑吗？您很有影响吧，先生？” 有没有影响我自己可有点怀疑，我摇着头笑了笑。我在管理层工作，到这儿来只是短期旅行。 “您还要回伦敦吧，先生？很快吗？” 在贝鲁特，你得学会不能提前透露自己的行踪。“应该挺快的吧。”我承认道，尽管事实上我打算明天再去一趟南部。 “索尔能和您谈一谈吗，先生，只是谈谈？索尔非常需要和一位在西方大报社里有影响的人谈谈。他觉得这里的记者什么都见过了，都已经厌倦了。索尔需要一个来自外界的声音。” 我挪了点地方，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索尔则慢慢地坐到了一把椅子上——这个蒙着脸、一言不发、浑身一尘不染的男孩穿着长袖足球衫，还包着头巾。他总算是坐定了，把手腕搭在膝盖上，两只手拿着遮光眼罩。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低声地对我讲述起来。 “我写了一篇东西，先生。我想请您帮忙，在您的报纸上发表。”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却显得既有教养又有礼貌。但那声音毫无生气，像他的行动一样很有节制，仿佛吐出每一个词都很痛苦。透过他那副颜色很深的墨镜，我看到他的左眼比右眼要小一点，扁一点。没有肿，也不是被别人一拳打得睁不开，而是整个比另一只眼小一圈，仿佛是从另一张脸上借来的。他脸上的那些小点不是蚊子咬的，不是蜜蜂蛰的，也不是划伤。是一个个小弹坑，就像是轻武器高温、高速的子弹在贝鲁特街头的墙壁上射出的凹痕。和弹坑一样，那些小坑周围的皮肤肿了起来，但没有愈合。 不需要我问，他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是个来参加援助的志愿者，来自奥马哈，在医学院读三年级，先生。他相信和平，先生。他经历过科尼切街上的那次爆炸，就在受损最严重的那家餐馆里。被炸成了平地，您应该过去看一看。是一家叫做阿赫巴尔的餐馆，先生，有很多美国人去那吃饭。是汽车炸弹，汽车炸弹是最厉害的。不可能有什么比汽车炸弹更让人猝不及防了。 我说这我知道。 餐馆里的人几乎都死了，除了他自己，先生。最靠近墙的人被炸得粉碎，他接着往下说，丝毫没意识到他这是在描绘我自己最害怕的噩梦。现在他写了一篇东西，先生，他觉得有必要说一说，算是为了和平做一个温和的宣言。他需要把这篇文章登在我的报纸上，也许能有点好处，他觉得在这个周末或者下个星期一登出来就可以。他想把稿费捐献给慈善机构。他估计能有个几百美元，也许更多。在贝鲁特的医院里，这点钱还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我们需要停一停，先生，”他用毫无生气的声音解释说，这时旁边的那个女人替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叠文稿，“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只有在贝鲁特的科莫多尔旅馆，发生这样的事才会显得很自然——一个被炸弹炸过、想要追求和平的人，请求一个并非记者的人帮助他进行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他我会竭尽所能。我和要等的人处理完事情之后——当然了，那个男人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说，不过也许我可以找提尔132那边的阿斯米上校谈谈——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坐下来，手边放着一杯酒，开始读他送来的文章。我打定主意，这篇文章只要有一点点说得过去的见报理由，回到伦敦之后我就会从情报部在舰队街133上的无数友好人士里找个人施加点压力，把这件事办成。 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很快我就读不下去了：情绪激动、不知所云，它向全体犹太人、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发起呼吁，请他们想想自己的母亲和孩子，要心怀爱意，共同生存。它敦促大家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中间道路，还援引了一些并不准确的历史事例。它提议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就像圣女贞德本打算带给我们的那样，但英国人不许她那么做，所以把她给活活烧死了，根本不理会她的尖叫和普通民众的愿望”。他说，这一伟大的新运动将“在精神上把闪族人134团结为一个充满爱心和包容的集体”。接下来文章就彻底失去了方向，只好求助于大写字母、下划线和一排排的惊叹号。等我读到最后，这篇文章已经根本不是作者一开始想写的东西了，而是说起了“坐在离爆炸中心最近的那面墙边的一大家人，有小孩子，还有爷爷奶奶”，说他们是怎么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还不止一次，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每次都让索尔陷入自己痛苦的回忆之中。 突然间，我不知不觉地替他写起了这篇文章。是给她写的。给安妮。一开始是在我的脑海里，接着是在他文稿的空白处，后来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没用过的A4纸写了起来，很快就写满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张。我在冒汗，汗水像雨水似的从身上往下淌；贝鲁特的夜晚有时就是那样，安静倒是挺安静，但一阵阵潮湿、令人浑身发痒的热浪却从山坡上滚滚而来，海面上则笼罩着一层讨厌的灰色烟雾，就像硝烟似的。我写啊写啊，心里还想着她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写文章时就像那个被炸弹炸过的男孩，要写给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孩看。我写啊写啊——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才惊恐地发现——写的全是些装腔作势的废话。我宣扬着特立独行的精神，诉说着伟大的情感，自以为是地抨击着人类邪恶那无法终结的轮回，还有人们总是在无休无止地寻找，要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寻找理由。 要停一停，那个男孩说过。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在这一点上我纠正了他。我也纠正了安妮。我对他们说，人类冲突的历史上就算有过停歇，那也不是为了缓和，而是要让冲突变得更剧烈。停歇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让坏蛋和受害者发现对方，让贪婪和剥夺再次集结。我写文章时就像是一个心肠太软的少年，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写满自己笔迹的纸扔了一地，中间是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认识的任何人会这么干。 于是我做了自己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纸扔进洗手池付之一炬，然后把纸灰捣碎倒进马桶，冲进了贝鲁特被尸体碎块堵塞的下水道。完事之后，为了惩罚自己，我到海边疯狂地跑了起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仿佛要摆脱身后追逐着我的不知什么东西。 我是在朝着汉森跑，跑得离自己越来越远，但在这条路上我还有一站要停。 我要找的德国姑娘布丽塔原来是在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135中央一座由光秃秃的灰色棚屋组成的监狱里，那地方离一个名叫雷维维姆的村子很近。棚屋周围挖出了一道壕沟，围着双层的带刺铁丝网，四角各有一座有人值守的瞭望台。就算监狱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别的欧洲犯人，也没人带我去见他们。我在那儿看到，跟布丽塔在一起的都是些年轻的阿拉伯姑娘，大部分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的贫穷家庭。她们在自己的巴勒斯坦同志的教唆或是威胁之下，对可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犯下了种种野蛮的罪行，通常都是在集市安放炸弹，或是把它们扔进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车。 我从比尔谢巴136坐吉普车到了那儿，开车的是情报局一个行事果敢的年轻中校，他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就被性情古怪的温盖特将军训练成了一名夜袭队员，当时以色列还处于英国的托管之下。上校的父亲还记得，温盖特会光着身子蹲在自己的帐篷里，借着烛光在沙地上画出作战方案。每一个以色列士兵好像都在谈论他的父亲，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英国人。托管时期结束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彻底看清了我们，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这副模样：反对犹太人、愚昧无知的帝国主义者，好在还有些不一样的英国人能挽救我们的形象。迪莫纳137，以色列人存放核武器的地方，就在那条路的前方。 不真实感并没有离我而去。恰恰相反，它反而增强了。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和他人的处境保持距离的能力，可这对我们这个行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感觉，还有我对别人的感觉，似乎比我的观察还重要。在黎巴嫩，如果你放松了警惕，很容易会对以色列人产生一种不假思索的憎恨。可是我已经不可救药地沾染上了这种毛病。我曾经冒着恶臭走过被摧毁的难民营里的满地烂泥，曾经蜷缩在堆着沙袋的茅屋里，这些经历让我确信，除非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孩子永远闭上谴责的双眼，否则以色列人对复仇的渴望永远都无法平息。 也许那位年轻的上校隐约感觉到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我虽然是从塞浦路斯飞过来的，可是离开贝鲁特毕竟才几个小时，我感受到的东西也许还能从脸上看出来。 “你见过阿拉法特吗？”我们的车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他带着一丝忧郁的微笑问我。 “没有，没见过。” “为什么不见见他呢？他是个好人。” 我没理会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见布丽塔？” 我跟他说了。瞒着他并没有任何意义。伦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以色列人，允许我去见她一面，况且我的主人肯定不会让我独自和她谈话。 “我们觉得，她也许愿意跟我们聊聊她以前的一个男朋友。”我说。 “为什么？” “他把她给甩了。布丽塔很生气。” “她的男朋友是什么人？”——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是个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军里的一个副官。他负责给炸弹袭击者下达任务，勘察目标，提供装备。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做秘密工作的时候，布丽塔和他住在一起。”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啊？很落魄吧？”138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 “他甩了她有多久了？” “六个月。” “说不定她已经不生气了。说不定她会跟你说，去死吧。对布丽塔这样的姑娘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可是很长啊。” 我问他，布丽塔被关押期间说话多不多。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始终不肯透露他们把布丽塔关了多久，也不肯说一开始是怎么抓住她的。上校的脸盘很宽，皮肤晒成了棕色。他们家最初来自俄罗斯。他的短袖卡其衬衫上佩戴着空降兵的飞翼形徽章。他当时二十八岁，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出生在特拉维夫，跟摩洛哥来的一个西班牙犹太裔姑娘订了婚。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夜袭队员，现在成了个牙医。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刚见面几分钟他就统统告诉我了，用的是带喉音的英语，那可是他全靠自己学会的。 “说话？”他冷笑着重复了一句，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你问布丽塔说不说话？那位女士住进来之后就没停过。” 我对以色列人的手段略有所闻，因此并不感到奇怪。想到自己马上要去盘问一个被他们摆布过的女人，我暗自打了个寒噤。我在爱尔兰碰到过这样的事：那个男人衣服的扣子严严实实地一直扣到领口，像死人一样盯着我，不管问什么他都承认。 “你自己审问过她吗？”我问道，又一次注意到了他粗壮的棕色胳膊和线条刚毅的下巴。我好像想起了耶日上校。 他摇了摇头，“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他好像打算告诉我些什么，但还是改变了主意。“我们有专家，”他说，“辛贝特139的伙计们，跟布丽塔一样精明。跟她慢慢玩。搞得跟一家人似的。” 我也听说过这个充满爱意的家庭。在提尔，有个两眼充血的线人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布丽塔引进了圈套。当时她已经离开了训练营，跟她的新男朋友赛义德还有赛义德的三个朋友去了雅典，那个线人说。都是好小伙子，能干得很。他们的计划是趁着以色列航空的一架飞机接近雅典机场时将其击落。小伙子们弄到了一套手持式火箭发射器，在飞机经过的路线上租了一所房子。布丽塔是个欧洲人，不容易引起怀疑，她的职责是守在机场的一座公用电话亭里，手里拿着一台价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接收器，飞机飞来时她要把塔台的指令转发给屋顶上的几个小伙子。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那个疲惫不堪的线人说。演练时完美得不得了。但到了那一天，行动却搞砸了。 听着他的话，我自己就能把故事的其余部分补充完整。我想象着如果情报部预先掌握了情况，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两队人同时对屋顶和电话亭发起进攻；被定为目标的飞机已预先得到警告，一名乘客都没带，安全降落在了雅典机场；飞机返回特拉维夫的时候，几个恐怖分子就被铐在座椅上。我在想，不知道他们会把布丽塔怎么样，是审判她呢，还是拿她去换点好处。 “跟她一起在雅典的那几个小伙子呢？”我问上校，没理会伦敦方面告诫我不要对此类事宜表现出好奇心的命令。 “小伙子们？她根本不认识那几个小伙子。雅典？怎么就到雅典了啊？她是个无辜的德国游客，是到埃拉特140度假来的。我们绑架了她，给她下了药，把她囚禁起来，现在还为了制造舆论而故意陷害她。她欢迎我们来证明她有罪，因为她知道我们不可能办到。你还想知道什么情况？去问布丽塔吧，别客气。” 他的态度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们下吉普车的时候，他伸手搭了搭我的肩膀，算是祝我好运，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把她都交给你了啊，”他说，“祝你好运。” 我开始有点害怕自己将要发现的真相了。 一个身穿军服的矮胖女人在她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监狱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缺人打扫卫生，我心想。她是利维上尉，是布丽塔的监狱看守，虽说这有点不可思议。她说起英语来像是美国小镇上的女教师，只不过说得更慢、更用心。她的眼睛亮闪闪的，一头灰白的短发，看起来和善又顺从。长期待在监狱里让她的肤色变得灰扑扑的，不过看到她把两手合在一起的样子，你会觉得她本该去给孙子织毛衣。 “布丽塔非常聪明，”她带着歉意说道，“让一个聪明的男人去审问一个聪明的女人，有时候可是件难事。你有女儿吗，先生？” 我可不打算替她填满我的性格分析报告，所以就说没有，这碰巧也是事实。 “真遗憾啊。不过没关系。以后说不定会有的。像你这样的人，还有时间。你会说德语吗？” “会。” “那你就走运了。你可以用她的语言和她交流。这样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我和布丽塔嘛，我们在一起时只能说英语。我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已去世的丈夫，他是个美国人。布丽塔说英语就像是她以前的一个情人，他是爱尔兰人。特拉维夫那边说我们可以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行吗？如果觉得不够，我们来帮你请示——也许他们会同意的。也许两个小时都太长了。我们等着看吧。” “你可真热心。”我说。 “热心？我可不知道。也许我们不该那么热心。也许我们太看重热心了。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她派人去端咖啡，带布丽塔过来，上校和我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子的同一边坐了下来。 但利维上尉没有坐到桌旁，我估计这是因为她并不参与这次会面。她坐在门边的一把直背餐椅上，垂着眼睛，仿佛是准备听音乐会。布丽塔和两个年轻的女看守走进来的时候，她也只是略微抬了抬眼皮，看着三个女人的脚从她面前走过，然后走到房间中央停下。一个女看守帮布丽塔拉出一把椅子，另一个看守打开了她的手铐。两个女看守走了，我们在桌子旁边安顿下来。 我想按照自己所坐位置的视角，确切地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隔着桌子坐在我们对面，头发花白、垂着脑袋的利维上尉差不多就坐在布丽塔的正后方，不过稍微偏左一点，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似笑非笑。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这样，像一尊蜡像似的一动不动。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一直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她的坐姿表明她很专注，而且有种费劲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怀疑她是不是想依靠自己会说的意第绪语和英语，分辨出能听懂的几个德语短语或是单词。布丽塔来自不莱梅，德语说得既清晰又标准，所以更容易听懂。 毫无疑问，布丽塔一看就是她所在种族里的杰出人物。按照那边人们的说法，她的头发像“面包卷一样金黄”，个子高挑，肩膀宽厚，体格健壮，蓝色的大眼睛透着傲慢无礼，线条有力的下巴很吸引人。她和莫妮卡一样年轻，身高也和莫妮卡相仿；我情不自禁地想，她说不定也和莫妮卡一样淫荡。我本来怀疑她遭到过虐待，但她一走进来这个想法就消失了。她的姿势就像个芭蕾舞女演员，但从她身上透出的聪颖和生活的现实感，大多数舞者并不具备。她穿上网球装或是紧身连衣裙肯定会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两种衣服她以前都穿过。即便是身上的囚服也没有让她变丑，因为她不知用什么做了一条布带系在腰间，梳理过的金发像斗篷似的披在肩膀上。双手得到自由之后，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我伸出一只手，同时像个女学生似的行了个屈膝礼。她这么做究竟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尊重，现在我暂时还看不出来。她握起手来像男孩子一样有力，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没有化妆，不过她本来也用不着。 “Und mit wem hab'ich die Ehre？”她问道，这么说话不是彬彬有礼就是故意调皮——请问我这是在和谁说话呢？ “我是英国的官员。”我说。 “请问您的名字是？” “这不重要。” “可是您非常重要啊！” 刚从牢房里带出来的犯人一开始往往会说些愚蠢的话，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她。 “我在跟以色列方面合作，要调查你案子里的一些情况。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案子？我成了一件案子？太可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请坐吧，无名氏先生。”她说着自己坐了下来。 于是我们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坐了下来，利维上尉的脸在布丽塔身后，看起来有点模糊，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布丽塔进门时上校并没有起身，这会儿她坐在了他的对面，他都懒得抬眼看她。上校似乎突然变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他瞟了一眼手表。那是块哑光的纯钢手表，戴在他棕色的手腕上就像是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白皙光滑，不过上面有手铐磨出来的红印。 突然，她开始对我说教起来。 她一下子就开始了，好像是在接着往下讲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在讲课，因为很快我就意识到她对每个人都会这么说教，或者说对每一个被她视为中产阶级的人。她说她有一段话要说，希望我能转达给我的那些“同事们”（这是她用的称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她是个战俘，就像落在巴勒斯坦人手里的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一样，因此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只是前来旅行的一名游客，她没有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她被捕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伪造了她的案底，这种行径是对全世界无产者的故意挑衅。 我嘿嘿一笑，她有点犹豫了。她没想到我会笑。 “不过你听啊，”我反驳说，“你要么是战犯，要么就是个无辜的游客。你不可能两个都是啊。” “这场斗争是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之间的斗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又继续说教起来。她反对的并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她所谓的中产阶级妄图主宰世界的趋势、对人类自然本能的压制，以及维持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权的专制地位。 我又想打断她的话，但这一次她根本就没理我。她向我援引了马尔库塞141和弗洛伊德的言论。她提到了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对父亲的反叛，多年以后等到这些儿子也当上父亲的时候，他们自己又会否定这种反叛。 我朝上校看了一眼，可是他好像在打瞌睡。 她“行为”的目的，布丽塔说，还有她那些同志们的目的，都是要打断这种出于本能的压迫循环，不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比如为了物质主义而奴役劳动力，还有“进步”这个带有压迫性的概念本身——他们要让社会中真正的力量像性欲的激情一样汹涌喷发，成为崭新的、无拘无束的文化创造形式。 “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抗议说，“请你别再说了，你得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有着两个明确的目的，她继续往下说，好像我刚才压根没开口一样。第一个目的是扰乱中产阶级和物质主义狼狈为奸的同盟军，第二个目的则是通过范例来启迪世人，他们就像是在矿井里运煤的小马，根本不知光明为何物。换言之，要把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们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意识。 她还想补充说明，虽然她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比，她更喜欢共产主义的教义，因为共产主义强有力地否定了用财产把人关进牢笼的自我理想。 她喜欢让性欲得到无拘无束的释放，也认为可以借助毒品——对于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说——来发现自由的“自我”，这种“自我”和被逆来顺受阉割掉的不自由的“自我”完全不同。 我侧过身朝着上校。和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审讯也是有礼节的。“我们还得继续听她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位女士是你的犯人，不是我的。”我说道。我没办法坐在上校的这张桌子后面对布丽塔发号施令。 上校把头抬起来一点，神情漠然地看了看她。“布丽塔，你想下去了是不是？”他问道，“这几个星期你又想就着白水吃面包了？”他的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怪异。突然间，他似乎变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也睿智得多。 “我还有话要说，谢谢你。” “你要是想待在这儿，就回答他的问题，少废话，”上校说，“随你怎么选。你要是现在就想走，我们也没意见。”他又用希伯来语对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冷淡地点了点头。一个阿拉伯犯人端着放有咖啡的托盘走了进来——四杯咖啡，还有一碟甜饼干——然后恭顺地把咖啡送到大家手里，我们每个人一杯，利维一杯，饼干放在桌子中间。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厌倦的气氛。布丽塔慵懒地伸出长胳膊去拿饼干，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上校的手赶在她前头啪的一声落在桌上，把饼干碟子挪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那么，请问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布丽塔像个没事人一样问我，“你是想让我把爱尔兰人交给你吧？不然我的案子里还有哪方面会让英国人感兴趣啊，无名氏先生？” “你要是能把一个具体的爱尔兰人交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我说，“你跟一个名叫谢默斯的男人生活过一年。” 她觉得很好笑。我给了她一个机会。她盯着我使劲瞧，仿佛在我脸上看到了某种她熟悉的东西。“和他一起生活？这也太夸张了。我跟他一块睡觉。跟谢默斯就是为了性，”她调皮地笑着解释说，“和他在一起就是图个方便，他就是个工具。是个挺不赖的工具，我得承认。我对他来说也是一样。你喜欢性交吗？有时候别的男人会跟我们俩一起做，有时候还会是个姑娘。我们有各种组合方式。这么干没关系，不过我们都做得很开心。” “跟什么没关系？”我问道。 “跟我们的工作没关系。” “什么工作？” “无名氏先生，我已经跟你讲过我们的工作了。我跟你说了它的目标，还有我们的动机。人道主义并不等同于非暴力。我们靠斗争才能获得自由。有时候，最崇高的事业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你难道不知道吗？性爱有时候也会很暴力。” “谢默斯参与了什么样的暴力活动？”我问。 “我们说的并不是什么漫无目的的行动，而是人们反抗压迫力量的正当行为。你究竟是压迫力量中的一员呢，还是支持人的自发性，无名氏先生？说不定你可以解放自己，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 “他是个炸弹袭击者，”我说，“他炸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他最近袭击的目标是英格兰南部的一家酒吧。他炸死了一对老夫妻、酒吧侍者和钢琴师，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连一个受蒙骗的工人都没解放出来。” “你这是在提问，还是在陈述事实啊，无名氏先生？” “我是在请你告诉我他的动向。” “那家酒吧离一座英国军营很近，”她回答说，“那地方为压迫我们的法西斯势力提供了设施和享乐。” 她那双冷酷的眼睛又一次戏谑地盯住了我。我说没说过她很有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吸引力到底应该算是什么？她穿着一身棉布囚服。她迫于压力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却没有丝毫悔恨之心。她浑身上下都十分警觉，这我能感觉出来。她也知道我能感觉到，我们俩之间的天壤之别吸引了她。 “我的部门打算在你获释的时候给你一笔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付给你指定的任何一个人，”我说，“他们需要情报，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朋友谢默斯，并且定他的罪。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以往犯下的罪行、准备做的案子、藏身地点、联系人、生活习惯，还有弱点。”她等着我再往下说，所以我就说了，也许这并不明智。“谢默斯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就是一头猪，还不是你说的那种。一头不折不扣的猪。他小的时候没人虐待他；他的父母都是正派人，在唐郡经营着一家烟草店。他的爷爷当过警察，还是个好警察。谢默斯为了寻求刺激就把别人炸死，这是因为他有缺陷。所以他才会那么对你。只有在给别人施加痛苦时，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其余的时候，他就是个被宠坏的小男孩。” 我这番话丝毫没影响到她盯着我的冷静眼神。 “你是不是也有缺陷，无名氏先生？我觉得是。干你们这一行的人，有缺陷很正常。你应该加入我们，无名氏先生。你应该和我们一起上课，我们会让你皈依我们的事业。然后你就没有缺陷了。” 你要知道，她说这话的时候嗓门并没有提高，也不带任何夸张的成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屈尊俯就、冷静异常的态度，甚至显得十分热情。她内心爱搞恶作剧的那部分隐藏得很深，掩饰得很好。她的笑容正常又自然，说话时她脸上一直带着这样的笑意。坐在她身后的利维上尉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也许是因为她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上校疑问地看了我一眼。我担心自己一开口就会控制不住，就从桌子上抬起双手一摊，意思是这样谈话有什么用？上校和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失望地按铃让护送的人进来，那神情就像是一个人准备好了饭菜，却发现饭菜一口没动就被端走了。布丽塔站起身，理了理前胸和臀部的囚服，伸出手戴上手铐。 “他们想给我多少钱，无名氏先生？”她问道。 “一分没有。”我说。 她又朝我行了个屈膝礼，夹在两个护送的人中间向门口走去，屁股在棉布囚服下面扭来扭去，让我想起身穿睡衣的莫妮卡。我担心她还要开口说话，不过她什么也没说。也许她知道今天她已经大获全胜，再做任何事都会有点多此一举。上校跟着她走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利维上尉。她脸上还是似笑非笑的。 “瞧，”她说，“现在你应该知道听布丽塔唱歌是什么滋味了吧。” “我想是吧。” “有时候我们交流得太多了。也许你应该对她说英语。只要她说英语，我就能照顾到她。她是个人，一个女人，被关在监狱里。她也很痛苦，这是肯定的。她很有勇气，只要她还肯对我说英语，我就能尽到对她的责任。” “她要是和你说德语呢？” “那有什么用？她知道我听不懂德语。” “但如果她说了呢——如果你能听得懂呢？那又会怎么样？” 她的笑容变了样，显得略有些羞愧。“我想我会觉得很害怕，”她用慢吞吞的美式英语回答说，“我觉得如果她命令我做什么事，我很可能会照她说的去做。但我不会让她来命令我。我干吗要听她的？我不会给她控制我的权力。只要说英语，我就是老大。你知道吗，我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里待过两年。”她还在微笑着，用德语对我说了下面的话，那是集中营里的人咬紧牙关、压低嗓门说的那种悄悄话：“Man h?rt so scheussliche Echos in ihrer Stimme, wissen Sie.”——知道吗，在她的声音里你能听到非常可怕的回声。 上校站在门口等着我。我们往楼下走的时候，他又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这一次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她在所有的男人面前都是这样吗？”我问他。 “你是说利维上尉？” “布丽塔。” “当然了。在你面前要更明显一点。也许是因为你是英国人吧。” 也许是的，我心想。也可能是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的还不仅仅是英国人的特点。也许她察觉到了我无意中发出的信号，认为我是个可以引诱的对象。不过无论布丽塔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或者没看到什么，她都是我迄今为止所有困惑的总和。她表达出了我想要抓住从自己手中溜走的世界的感觉，也表明我很容易受到偏离正途的言论和欲望的吸引。 寻找汉森的命令同一天晚上也到了，当时我寄宿的英国驻赫兹利亚142大使馆恰好在举行外交官聚会，大伙儿玩得正开心。 9 欧内斯特·佩里格鲁正在问史迈利关于殖民主义的问题。不管谁到沙拉特来，佩里格鲁迟早会问起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他的提问往往带着几乎难以掩饰的愤怒。他是个深受困扰的孩子，父母是英国派往西非的传教士。佩里格鲁属于情报部肯定会招募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具备常人没有的知识和语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图书馆后面的阴影里，憔悴的脸向前伸着，一只长长的胳膊举了起来，仿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他的提问一开始很合情合理，然后就变成了长篇大论的批判演说，指责英国对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关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史迈利一直听完佩里格鲁的话才礼貌地做出了回答，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不过令人难过的答案却是，‘冷战’在我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代理式的殖民主义。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前，几乎放弃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情愿在观念上彻底扼杀我们的殖民主义自我，而是想办法争取到了缓期执行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需要我们去鼓励才会这么做，不过有这样的鼓励他们当然会觉得很高兴。” 汉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连用的语言也差不多。不过史迈利说这番话时仍然不失文雅风度，汉森却对我怒目而视，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他从逃出的地狱里带来的烈火。 我从以色列飞到曼谷，因为史迈利说汉森发疯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发来的密电要求我本人亲自译码，由特拉维夫站站长转交。史迈利当时负责情报部的安全事务，挂着个副职首长的名誉头衔。我每次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都在四处奔忙，一会儿堵住这个漏洞，一会儿掩盖那个丑闻。整个周末我都在汗流浃背地忙着查阅专人送来的资料，还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安慰梅布尔，因为她参加了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女队长竞选，却在最后一轮落败，她怀疑有人在耍阴谋诡计。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对梅布尔那么苛刻。也许是她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让她们有点反感。我想尽法子劝慰她。我跟她说，我在情报部里经历过的所有事，都无法与肯特郡那帮家庭妇女狡诈阴险的诡计相提并论。我向梅布尔保证，回来之后一定带她出去美美地度个假。我忘了那个假期安排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能成行。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的形象是我越来越熟悉的那一类人，因为我们用的许多人都是那样的。我自己就算一个，本也是：混血的英国人把情报部当作自己的祖国，还自作多情地赋予这个祖国一大堆它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 和我一样，汉森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史迈利选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兰被德国占领的漫漫长夜之中，在代尔夫特143大教堂的庇荫下长大。汉森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职员，父母都是英国人，“二战”爆发后他们一再劝她回英国。她拒绝了，反倒嫁给了代尔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之后助理牧师被德国行刑队开枪打死，丢下怀孕的妻子独自过活。汉森的母亲毫无畏惧地加入了一个英国的地下救亡组织，战争结束时她手里已经掌管着一个颇具规模的情报网，有自己的联络方式、线人、安全屋和常见的装备。我母亲在情报部从事过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异。 小汉森究竟是怎么一路成长为耶稣会教士的，这一点档案里并未提及。也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改变了宗教信仰。当时还是很黑暗的年代，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她也许会隐瞒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让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这么想的：把他的灵魂献给耶稣会就是了，他们会培养出他的聪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从儿子身上感觉出了日后主宰他人生的反复无常的天性，决心让他受到更为严厉的宗教准则的制约，这些准则是新教宽松的教义无法提供的。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她可谓非常明智。汉森热切地接受了耶稣会的信仰，就像他热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修女们管着他，兄弟们管着他，神父们管着他，学者们管着他。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笃信教义，不过还是个见习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一所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教义——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还有爪哇岛。 像许多荷兰人一样，东方似乎是汉森生来就会热爱的地方。善良的荷兰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树似的站在他们低地小国的海岸边，却能从凛冽的海风中闻出亚洲香茅草和煮饭时发出的香味。汉森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兰教，还有住在最为蛮荒的地带的化外之民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热情也越高涨。 学语言对他来说也轻而易举。除了作为母语的荷兰语和英语，他毫不费力地又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现在他又掌握了泰米尔语、高棉语、泰语和梵语，对粤语的了解也不仅仅是皮毛。为了寻找某种失落的方言或是宗教仪式中的关联，他往往会在山区徒步旅行几百英里。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语言学、婚姻风俗、照明和猴子的论文。他在丛林深处发现过失落的神庙，赢得过耶稣会不许他接受的许多奖项。经过六年的无畏探索和寻知之后，他不仅成了耶稣会赖以知名的那种学术典范，也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的神父。 可是很少有什么秘密能经过六年还不被人发现。渐渐地，关于他的故事开始蒙上了丑陋的阴影。汉森浑身都是刺青。汉森是个色鬼。现在可别瞧啊，过来的那个女的是汉森的一个情妇。 性质太恶劣，持续的时间又太久，这两点害了汉森：他们一开始调查，就发现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问题，他走过的每一段旅程都有弯道。这儿一个女人，那儿一个女人——还有一两个男朋友——唉，据我观察，这种小小的过错在全世界的神父圈子里都是犯的人多，不犯的人少。 然而，如此肆无忌惮的放纵行为竟然发生在他到过的每一个部落、每一条有伤风化的小巷。他们现在才发现，这种不知疲倦的堕落之举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进行了十多年。按照西方的标准，汉森碰过的许多女孩刚有资格领受第一次圣餐，更别说躺到婚床上去了——其中的很多女孩还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汉森以突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无法信任的人。面对汉森长期以来不知悔改犯下的种种罪过，会长的反应更多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会长命令汉森回罗马，并且在他到达之前先送了一封信给教区总会长。会长伤心地对汉森说，去过罗马之后他很可能会被派到西班牙的洛约拉，那儿的耶稣会心理治疗专家会帮助他正视这些可怕的弱点。洛约拉之后——唉，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会派他到另一个半球去，再待上十年。 但是汉森也和他的母亲一样固执，坚决不愿意离开这块收养他的地方。 教导他的神父毫无办法，只得打发他去了偏远山区里的一个教会，那儿的主管是个传统派，奉行更为严厉的教义。汉森在那里被蛮横地软禁起来。别人像看管疯子一样看管着他。他不能离开自己待的那座屋子，不许读书看报，不许有人陪伴，连大声笑笑都不行。人们遭到囚禁时的反应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站到高处、挨冻或是临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样。汉森的反应非常糟糕，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看管他的教友陪着他去做弥撒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摔下了楼梯，另一个被吓跑了。这之后他又回到雅加达，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护照，就躲进了他熟门熟路的那些妓院。那儿的姑娘们都很照顾他，作为报答，他就替她们拉皮条、当保镖。他还给客人端啤酒、洗杯子，把捣乱的家伙赶出去，听别人忏悔，接济别人，还跟孩子们在后面的房间里一起玩。现在我了解他了，我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既没有大惊小怪地抱怨，也没有惹是生非。他刚刚三十岁，欲望之火仍在熊熊燃烧。直到有一天，汉森又像往常那样受到了冲动的驱使，他刮掉胡须，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自己走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找回他那英国人的灵魂。 领事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而是长年为情报部效力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听了汉森的故事，问了一两个乏味的问题，虽然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私底下却立即开始行动。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想找一个有汉森这种天赋的人。汉森放荡不羁的性格一点也没影响领事，他就喜欢他这个样子。领事发电向伦敦询问了汉森的背景情况；他借给了汉森为数不多的现金，还让汉森在三联收据上签字，因为他不想表现得过分热情。伦敦方面发来的回复把汉森的母亲标为“白色”，这表明她曾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间谍。领事高兴得连杯子里的水都洒出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有点懵懵懂懂的，这意味着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只知道了一半，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和被人们笼统称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部门搭上了一点关系。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前一样从不安分的汉森跑到爪哇南部转了一圈，名义上是去寻找古代的卷册，实际上却是帮领事调查共产主义颠覆势力的情况，最近汉森把这类人当成了新的敌基督。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怀揣着自己一直想要的崭新的英国护照，动身前往伦敦，只不过护照上写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翻到汉森的训练记录摘要，他接受训练总共只有六个月。当时负责沙拉特的是克莱夫·贝拉米，他又高又瘦，爱搞恶作剧，是伊顿的毕业生。“在一切实用技能方面的表现均十分出色，”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中写道，“记忆力一流，反应迅速，独立生存能力强。需要强力驾驭。如果我的船上发生兵变，第一个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汉森。需要广阔的施展空间，得有个一流的指挥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动记录。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于汉森还是个荷兰人，总部决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减弱他身上英国人的特点。汉森表示不服，不过他们制住了他。当时，几乎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国人视为美国人，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大的影响力罢了。因此，总部为了招到一个瑞典人恐怕都愿意去杀人，为了招到一个西德人也会去偷去抢。就连比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总部也会笑脸相迎。回到荷兰之后，汉森正式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开始寻找东方就业的新机会。在那个年代，西欧各国的首都总共有二十多家东方学术机构。汉森一家一家地登门应聘，这个地方答应要他，那个地方也给出了承诺。法国的一家东方新闻社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伦敦的一家周报在总部的敦促下也给他设了一个职位，条件是不从报社拿一分钱。他的掩护身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善起来——范围很广，因此有理由四处旅行，随心所欲地问各种问题；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这样别人就搞不清他的财产状况，因为谁都不知道雇用他的好几个老板分别给了他多少钱，或是让他做什么工作。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也许是在随着帝国的衰落而逐渐减少，不过美国人在东南亚也是泥足深陷，他们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老挝则是在悄悄地打仗。虽说我们扮演着美国人跟屁虫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们提供像汉森这样可贵的才能，我们还是觉得很高兴。 间谍技术能做成许多事。它能够拍摄到农作物、壕沟、坦克、火箭发射场、轮胎印，甚至能拍到驯鹿迁徙的过程。哪怕是俄罗斯战斗机飞行员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放个屁，或是有中国将军在梦中打嗝，这种声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无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个柬埔寨农民种在山坡上的庄稼被基辛格博士派来的没有标记的轰炸机炸得精光，女儿被卖到城里当妓女，儿子被哄骗得离开农田去替美国傀儡军打仗，或是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红色高棉的队伍，间谍技术不可能告诉你这位农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间谍技术也无法读出身穿黑色宽松裤的丛林士兵的唇语，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倡导者是一个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学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间谍技术侦测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排放的废气，破译不出一支没有无线电的部队的密码，计算不出靠甲虫和树皮就能生存下去的士兵需要多少给养，也无法估量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去赢得未来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士气。 可是汉森能够做到。汉森已经成了一个亚洲人，他可以不带食物徒步行走一个星期，可以蹲在部落里听村民的窃窃私语。早在当地人日益高涨的反抗之风吹动金边和西贡大使馆上的星条旗之前，汉森就可以预先判断出他们的情绪。他还能向轰炸机指示出——他的确这么做了，后来他觉得很后悔——他能向美国的轰炸机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窝藏越共分子。他也是个善于利用别人的家伙。他能从各行各业里招到帮忙的人，教他们怎么去看，去听，去记，去报告。他知道该告诉他们多少东西，知道该如何奖励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这么做。 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汉森就这样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谓“解放区”里行动着，这些地区名义上处于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汉森从自己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村里的人也都给带走了。很快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成了又一起发生在丛林中的失踪案。 他就这么死了，谁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死而复生。 “不用着急，内德，”史迈利往特拉维夫打电话时对我说，“你要是想再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我这儿也没什么关系。” 在史迈利的语言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尽快找到他并向我汇报，可别让我手上再搞出一个天大的丑闻。” 我们曼谷情报站的站长是一个为人粗鲁、性格专横的小个子男人，他名叫朗贝洛，是个秃顶，留着八字胡，我始终都不太喜欢这家伙。情报部对于年届五十的人不会再提供什么好机会。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暴露，许多人要么觉得太累，要么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觉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无所谓。其他人则去了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不过这种关系很少能长期保持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适应公开的生活了。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贝洛都名列其中——能够继续霸占着情报部里的位置，据这些人自己说，他们仍然很有价值。 朗贝洛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始终都不知道。他是个无耻下流的家伙，我可以肯定，因为就算他真的精通什么，那也只是人的卑鄙天性。有谣言说他手里掌握着两个腐败的泰国将军，他们只听命于朗贝洛，别人一概不理。还有谣言说他曾经帮一位皇室成员干过很龌龊的事，根本不能说出口。不知道朗贝洛手里捏着五楼爵爷们的什么把柄，反正他们连一句对他不利的话都听不进去。“内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惹毛了朗贝洛，”史迈利恳求过我，“我知道那家伙很讨厌，但我们的确需要他。” 我在旅馆房间里跟朗贝洛见了面。对公开的世界而言，我名叫马克·西摩，职业是会计师，不想跑到大使馆或者朗贝洛的家里去招摇。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跟他见面时已经快到黄昏了。朗贝洛说起话来像是从伊顿公学出来的出版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模样也挺像。 “我们能碰到那个狗杂种简直是太他妈的走运了，”他气冲冲地对我说，“当然了，我们得把触角放出去。得把耳朵贴到地上去仔细听。我们知道真相。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不是麻木不仁的家伙。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情报员被捆在树枝上，连着几个星期被人在丛林里拖来拽去，当然，这期间红色高棉的那帮家伙肯定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可不是鸵鸟。我们知道真相。你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不遵守昆斯伯里规则145，你要知道，”他从满是汗渍的西服袖子里摸出一块手绢，使劲擦了擦那两撇傻里傻气的胡子，好像我向他暗示过情况恰恰相反似的，“换作普通的情报员，只要一夜就会哭喊着求别人给他一颗子弹了。” “你确定他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什么都不确定，谢谢你，老伙计。只不过是传言而已。那家伙根本就不和我们说话，我怎么能确定呢？我们逼急了他就威胁说要动手！据我所知，红色高棉的人既没有见过他，也没听说过他。我从来都不相信荷兰人，在这地方我可不信——他们还以为这儿是自己的地盘。汉森绝对不是头一个，有许多人像他这样一出事就躲起来，事情过去之后活蹦乱跳地蹿出来，要奖章，要抚恤金。按照大家的说法，他的手指头一根也没少。从他躲藏的地方来看，他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没少任何一块。是达菲·马奇班克斯发现他的。记得达菲吗？是个好小伙子。” 没错，我心里一沉，我记得达菲。我在档案里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想起他了。他派驻在香港，是个爱炫耀的骗子，喜欢快进快出地倒腾东西，从鸦片到弹壳什么都卖。在导向有误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还资助过他的办公室。 “纯粹是巧合，对达菲来说的确是这样。他是坐飞机到这儿来办事的。就一天时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然后就回去搂着老婆看书了。海上的休闲社团想让他帮忙，在岸边最好的地段买一百多亩地。他谈好了生意，然后大家一起去了一家色情餐馆，达菲和他的那帮生意伙伴——偶尔玩一玩达菲并不反对，他从来都不反对。那地方叫欢乐海洋，就在红灯区的中心。我听说那地方很高档，有隐蔽的房间，吃的东西也很不赖，要是你爱吃中国湖南菜的话。就是很干脆的交易，完事之后姑娘们也不会再来烦你，除非你不愿放她们走。” 在色情餐馆里，朗贝洛解释说，同时想方设法地暗示自己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年轻的女服务员有的穿着衣服，有的不穿，她们坐在客人身边，喂客人喝酒吃菜，男人们在一旁谈着大生意。除此以外，欢乐海洋的一楼还设有一个按摩厅、一个迪斯科舞厅和一个现场表演厅。 “达菲跟社团的人敲定了生意，支票也转手了，他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决定找个姑娘犒劳犒劳自己。他们谈好条件，就到包厢里去了。那姑娘说她口渴，点一瓶香槟给她热热身怎么样？当然，酒水她是有提成的，那儿的姑娘们都是这样。达菲的兴致高得很，所以他就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姑娘按了一下铃，冲着内部通话器大声说了几句，紧接着达菲就看到一个该死的欧洲壮小伙大步走进来，手里用托盘端着一个冰桶。放下托盘之后，达菲给了他二十泰铢的小费，那家伙用英语说了声‘谢谢’，倒是挺礼貌的，不过没有笑容，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是汉森。丛林里的汉森。不是什么画像……就是他本人！” “达菲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他看过汉森的照片啊，不是吗？” “怎么会？” “看在上帝的分上，汉森失踪的时候我们给达菲看过他那张该死的照片！我们把照片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过，半个地球的人全他妈看过！我们没说为什么——我们只是说，要是见到这个人，就赶紧喊一声。这是总部的命令，谢谢你，可不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个法子也太他妈的不安全了。”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朗贝洛给我们一人又倒了一杯威士忌。“达菲开着车飞奔回旅馆，立刻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是在凌晨三点。‘是你的那个人。’他对我说。‘哪个人？’我问。‘就是你给我寄来的那张漂亮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一年以前寄到香港来的。他在一家叫欢乐海洋的妓院里当招待。’你知道老达菲说话的样子。口无遮拦。第二天我派亨利过去了。这个该死的笨蛋把事情搞砸了。这件事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吧？真倒霉。” “达菲和汉森说话了吗？有没有问过他是谁？说过什么吗？” “一句鸟话都没说。连正眼都没看他。达菲可是个老演员，顶尖的。他一贯是这样。” “亨利在哪儿？” “在楼下的大堂里坐着。” “叫他上来。” 亨利是个中国人，是解放前山西省一个国民党军阀的儿子，也是我们常驻的首席间谍。不过我怀疑，他很早以前就在泰国警方那儿给自己又弄了一套保险，干着一仆二主的事，小日子过得很平静。 他身材矮胖，为人热切得过了头，浑身上下亮闪闪的，笑得也太多。他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手上总拿着一个漂亮的皮面笔记本，里面还插着一支金笔。他的掩护身份是翻译。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翻译会拿着古驰笔记本到处炫耀，不过亨利这家伙有点与众不同。 “跟马克说说，上星期四晚上你在欢乐海洋都干了些什么蠢事。”朗贝洛气势汹汹地命令他。 “没问题，迈克。” “是马克。”我说。 “没问题，马克。” “给他的命令是过去看一眼。只要这么做就行了，”亨利还没来得及张口，朗贝洛就插了一句，“看一看，探探风声，然后赶紧出来，给我打电话。对不对，亨利？他要去看看故事是不是真的，探探风声，看看能不能找到汉森，但别去接近他，然后再向我汇报。是一次谨慎的、不需要接触的侦察行动。探探风声，汇报一下。好了，现在告诉马克你都干了些什么。” 亨利说，他先是在吧台喝了一杯，接着看了场表演。然后他让人去找妈妈桑，妈妈桑连忙跑了过来，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要求。那位妈妈桑是个中国人，和亨利的父亲来自同一个省，于是两个人立刻就拉近了关系。 亨利给妈妈桑看了自己的翻译证，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她这家店的文章——精美的食物，浪漫的姑娘们，非常注意个人隐私和卫生，尤其是卫生。他说他拿着一家德国旅游杂志的佣金，那家杂志向来只推荐最好的场所。 妈妈桑上了钩，主动要带他在餐馆里参观参观。她带着亨利看了隐秘的餐厅、厨房、包厢，还有卫生间。妈妈桑把亨利介绍给那些姑娘们——还提出餐厅要免费招待他一回，不过他婉言谢绝了——还有总厨、看门人和保镖等等。不过，妈妈桑一直没介绍他认识那个大块头的西方人，到那时候亨利已经看见他三次了：一次是他端着一托盘的玻璃杯从餐厅去厨房；一次是推着一车酒瓶穿过走廊；还有一次则是从一扇敞开的铁门里出来，那扇门看来是通往酒水仓库的。 “哎，那个帮你送酒瓶子的欧洲人是谁啊？”亨利笑嘻嘻地冲着妈妈桑说，“他不会是付不起账单吧，只好留下来给你干活？” 妈妈桑也笑了起来。一说起欧洲人，或者是西方人，所有的亚洲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个欧洲人跟我们的一个柬埔寨姑娘住在一起。”她鄙夷地回答说，因为在泰国的生态学之中，柬埔寨人的地位比欧洲人和越南人还要低，“他在我们店里遇到了那姑娘，爱上了她，想给她赎身，把她变成淑女。可是她不肯离开我们。于是他每天送那姑娘来上班，自己就留在这儿，一直到她能获得自由回家。” “他是哪一路欧洲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 妈妈桑耸了耸肩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亨利想着法子继续追问她。可是这个欧洲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每天送自己的女人到妓院来上班，她跟别的男人厮混的时候他还得到处送酒水，下班后再把她带回家，睡到自己的床上？那姑娘肯定很不一般！ “她是十九号，”妈妈桑说着又耸了耸肩，“她在店里的名字叫阿曼达。你想要她吗？” 不过，想出假扮记者这条妙计的亨利正在兴头上，不肯轻易转移话题。“那个欧洲人，他叫什么啊？他有没有什么故事？”他说话时的兴致更高了。 “他叫汉辛。他跟我们说泰语，跟那姑娘说高棉语。不过你可千万别把他写到杂志里，他是个非法移民。” “我可以给他改头换面啊。文章里许多地方都得改头换面。那个姑娘是不是也爱他？” “她倒是宁可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欢乐海洋。”妈妈桑一本正经地说道。 亨利忍不住想去看一看。没有客人的姑娘们都懒洋洋地躺在玻璃墙后面的长毛绒沙发上，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别的什么都没穿。她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修指甲，有的则盯着一台接收效果不好的电视机发愣。亨利看的时候，十九号听到招呼站起身，拿起小手包，披了件衣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年纪很轻。许多姑娘都会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好躲过规定的限制——尤其是身无分文的柬埔寨姑娘。可是那姑娘，亨利说，看起来都还不到十五岁。 从那时起，亨利过度的热情开始把他引入歧途。他向妈妈桑道了别，把车开进餐馆后门对面的一条小巷，坐在车里守着。凌晨一点钟刚过，餐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下班了，汉森也在里面，个子比其他人足足高了一倍，用胳膊搂着十九号姑娘。在广场上，汉森和那姑娘想找辆出租车，亨利竟然冒冒失失地把车子开到了他们旁边。半夜的那个时候皮条客和黑车司机到处都是，这两个行当亨利以前还都干过，所以他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主意。 “想去哪儿，先生？”他用英语和汉森打招呼，“要我送你们过去吗？” 汉森报的地址在一个贫穷的郊区，得往北走五英里。商量好价钱之后，汉森和那姑娘坐到后排座位上，他们就出发了。 这时候，急切的亨利有点得意忘形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出于某种事后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认为此时最佳的行动策略就是把猎物和那个姑娘一起送到朗贝洛家里去，那地方不在北边，而是在西边。当然，这个大胆的行动他根本没提前告诉朗贝洛，连他自己都没什么思想准备。亨利根本不知道朗贝洛在不在家，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在凌晨一点半跟一个失踪长达十八个月的前任间谍谈话。可是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亨利思维的并不是理性。他是个情报员，世界上有哪个情报员一生中不会干出一两件愚蠢透顶的事？ “你喜欢曼谷吗？”亨利愉快地问汉森，希望他的乘客不会注意到自己走的路线。 没有回答。 “来这儿很长时间了吧？” 没有回答。 “你的姑娘真不错。很年轻，很漂亮。你常和她在一起吧？” 那姑娘把脑袋靠在汉森的肩膀上。亨利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已经睡着了。不知为什么，这个情景让亨利变得更加激动。 “你想不想找个裁缝，先生？整夜都开的裁缝店，很棒的？我带你去吧。很好的裁缝。” 他猛然把车拐进一条小巷，假装在找他那个拙劣的裁缝，其实他是在飞快地往朗贝洛家开。 “你为什么要往西边走？”汉森问道，这是他头一次开口说话，“我不想到那边去。我也不想找裁缝。回到大路上去。” 亨利连最后的一丝理智也彻底丢掉了。汉森的块头那么大，又坐在他身后的有利位置上，这突然间让他觉得很害怕。汉森要是带着枪怎么办？亨利猛地一踩刹车，把车停了下来。 “汉森先生，我是你的朋友！”他用泰语喊道，那口气跟求人饶命没什么两样，“朗贝洛先生也是你的朋友。他为你感到骄傲！他想给你一大笔钱。请你跟我走吧，不会有问题的。朗贝洛先生见到你会非常高兴！” 这是那天晚上亨利说出的最后几句话，因为紧接着汉森就猛力一推他的座椅，亨利的头差点直接撞穿挡风玻璃。汉森下了车，把亨利拖到街上。这之后，汉森把亨利拎起来，一下子甩到街对面，把几个正要睡觉的乞丐吓得够呛。乞丐们开始又哭又闹，汉森大踏步走到亨利身旁，低下头怒视着他。 “你告诉朗贝洛，他要是来找我，我就杀了他。”他用泰语说道。 然后他带上那姑娘沿着街往前走了，想找一辆好点的出租车。那姑娘在打瞌睡，汉森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 听完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突然感到疲惫得要命。 我把他们俩打发走了，让朗贝洛第二天早晨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得睡一觉倒倒时差，然后才能做出决定。我躺了下来，却一下子变得极其清醒。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欢乐海洋，花五十美元买了一张门票。我按照当地的风俗脱了鞋，没过多久就穿着袜子站在装点着霓虹灯的小包厢里，盯着十九号姑娘那张没有表情、浓妆艳抹的脸。 她穿着一件廉价的丝绸上衣，衣服上印着老虎的图案，但衣服从领口以下全敞开着。里面什么都没穿。浓艳的日式化妆遮住了她的肤色。她朝我微笑着，一只手迅速地伸向我的胯下，但我拿开了她的手，放回她身旁。她的体格十分纤弱，竟然能胜任这种工作，实在是让人费解。她的腿比大多数亚洲姑娘的腿都要长，皮肤也白得非同一般。她扔掉上衣，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跳到了那张磨损的躺椅上，摆出了一个自以为很淫荡的姿势，一边爱抚着自己，一边发出欲火中烧的喘息声。她翻了个身侧过来，屁股向外撅着，把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让小小的双乳从发间的缝隙里露出来。看到我并没有上前，她又仰面躺下，冲着我分开大腿，挺起髋部，叫我“亲爱的”，还求我“快点”。接着她又猛地别过身去，好让我欣赏她的后背，大腿仍然敞开着邀请我。 “坐起来。”我说道，于是她坐起身，又等着我主动上前。 “穿上衣服。”我说。 她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就帮她穿上了衣服。亨利用高棉语替我把要说的话写了下来。“我想和汉森谈谈，”纸条上这么写着，“我准备帮你和你的家人弄到泰国的证件。”我把纸条递给她，看着她仔细地读。她识字吗？我看不出来。我递给她一个普通的白纸信封，是给汉森的。她接过信封打开了。信是打印出来的，语气并不温和。信封里装着两千泰铢。 “作为弗农神父的一位老友，”我写道，用的是汉森熟悉的代号，“我必须告诫你，你违背了和我们公司签订的合约。你袭击了一位泰国公民，你的女朋友是个非法的柬埔寨移民。我们恐怕没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当局。我的车停在街对面。把信封里的钱交给妈妈桑，今晚就不要上班了，十分钟后来找我。” 她拿着信离开了小包厢。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外面的走廊里有多嘈杂：刺耳的音乐、细小的笑声、充满欲望的呢喃，还有摇摇欲坠的下水道里哗啦啦的水声。 我的车门没锁，他坐在后座上，那个姑娘在他旁边。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他肯定会把那姑娘带来。他块头很大，很强壮，这我已经知道；可是他也很憔悴。在昏暗的光线下，能看到他留着黑胡须，眼眶深陷，没有光泽的双手紧张地攥着副驾驶座的靠背，看起来跟档案里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倒像是他曾崇拜过的一位圣人。那姑娘蜷着身子紧挨在他旁边坐着，要拿他的身体当庇护。我们刚开出不到一百米，一场暴雨像瀑布似的浇了下来。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三个人都盯着淋得透湿的挡风玻璃，看着水流从水沟和洞穴里漫出来。 “你是怎么到泰国来的？”我用荷兰语大喊。雨水打雷似的下在车顶上。 “走来的。”汉森用英语回答。 “从哪儿入境的？”我也改用英语喊道。 他说了一个镇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亚兰”146。暴雨停了，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那姑娘一直在打瞌睡，汉森坐在旁边守护着她，警觉得像只猫，也像猫一样默不作声。我选了一家在曼谷的《国家》杂志上做过广告的海边旅馆。我想让汉森离开他自己的环境，进入一个受我控制的环境之中。我领了钥匙，预付了一晚的房费。汉森和那姑娘跟着我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滩的水泥路。旅馆的一座座小屋面朝大海围成了一个半圆形，我的那间屋子在半圆的一头。我打开门，先走了进去。汉森跟着进来了，然后是那个姑娘。我打开了电灯和空调。那姑娘还犹犹豫豫地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但汉森已经踢掉鞋子走到了房间中央，用那双深陷的眼睛四处打量着。 “坐下。”我说道。我拉开冰箱门。“她要不要喝点东西？”我问。 “给她拿罐可口可乐吧，”汉森说，“加点冰。这儿有酸橙吗？” “没有。” 他看着跪在冰箱门前的我。 “你喝什么？”我又问。 “水。” 我又开始找：玻璃杯、矿泉水、冰块。我忙着找东西的时候，听见汉森用高棉语温柔地对那姑娘说了点什么。她好像不同意，但汉森说服了她。我听见他进了卧室，然后又走了出来。我爬起身，看见那姑娘已经蜷缩在墙边的一把坐卧两用长椅上，汉森正弯着身子给她盖毛毯，再把毯子掖好。掖好之后，他关掉了她头边的灯，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然后迈开大步走到落地窗前，凝望着大海。一轮红色的满月挂在海平面上。天空中聚起的乌云就像是一座座黑乎乎的山峦。 “你叫什么？”他问我。 “马克。”我回答说。 “这是你的真名吗，马克？” 我们对彼此最确实的了解，来自于我们的本能。我看着汉森的身影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大海，月光勾勒出了他备受摧残的脸上的道道伤疤和凹坑。我知道这位堕落的神父把我当成了他忏悔的对象。 “你想叫我什么都行。”我说道。 你得想象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英语发音很重，但并不自如，音色浑厚，语气透着震惊，好像说话的人根本没料到自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略带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种口音。小屋周围没有灯，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便于行苟且之事。屋子俯瞰着一个小小的灯光游泳池和一座混凝土堆成的假山。从这堆破烂东西往外，就是壮观而又平静的亚洲海洋。海面上倒映着一道宽宽的月光，星星在水中像太阳黑子似的闪闪发亮。几个渔民直着身子站在舢板上，把圆形的渔网撒进水中，再慢慢把网拖上来。 你得想象一下，在画面的前景处，就是汉森那粗砺而高大的身影。他光着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站在落地窗前，一会儿坐到椅子扶手上，接着又悄无声息地溜到另一个角落。还有他的声音：一会儿激烈，一会儿低回，一会儿激动不已，一会儿又和他的身体一样连着停歇好几分钟，积蓄点力量再接受下一次的折磨。 那个柬埔寨姑娘还躺在两用长椅上，身上裹着毛毯，弯着胳膊以亚洲人的方式枕在脑袋下面。她醒着吗？她能听懂他说的话吗？她在不在乎？汉森很在乎。每次从她旁边走过时，他都会停下来低头看看她，或是掖一掖她脖子边上的毛毯。有一回，汉森还在她身旁的地上坐下来，热切地盯着她闭上的眼睛，把掌心贴在她的额头，好像要试试她有没有发烧。 “她要加酸橙，”他低声说，“光喝可口可乐她觉得一点都没意思。酸橙。” 我已经让旅店的人去拿了。酸橙来了，是前台的一个男孩子送过来的。汉森煞有介事地为她榨了橙汁，然后扶她起来喝。 他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大致是想弄清楚我在情报部所处的地位。他想知道上头派我过来时给了我什么权限，有何指示。 “我做过的事不值得感谢，”他警告我说，“轰炸村子有什么可谢的？” “可是你也许需要帮助啊。”我说。 他的反应是正式告诉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对不会再为情报部工作。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告诉他的，不过我忍住了。汉森说，他本以为自己是在为英国人工作，可没想到竟然成了杀人犯的帮凶。做出以前那些事的时候，他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希望那些美国飞行员也和他一样。 他问起自己手下那些间谍的情况——某某农民、某某米贩子，等等。他问起自己费尽周折组建起来的潜伏情报网，当时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红色高棉的力量有一天会冲出丛林打进城市。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尽管听到过许多警告，总还是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汉森觉得有这个可能。汉森就是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汉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基辛格的轰炸机就是龙齿147，虽说他自己也曾为轰炸机指示目标。 我向他保证，他的那些情报来源里还没出现被逮捕的迹象。“我能相信你吗？”他问道。 “这是事实。”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恳求意味。 “这么说我没有背叛他们。”他难以置信地低声说。有那么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好像脑袋要裂开似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被红色高棉抓走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指望你能守口如瓶。”我说。 “守口如瓶！我的天哪，”他几乎笑了出来，“守口如瓶！”他突然站起来，一转身又走到窗前。 借着月光，我看到他留着胡须的那张大脸上挂着一颗颗汗珠。我跟他说，情报部打算体面地解除和他的关系，但我的话刚讲到一半，他就举起两只胳膊使劲往旁边伸，仿佛要看看关着他的牢笼有多大。发现两只手并没有碰到任何障碍，他又把手垂了下来。 “让情报部见鬼去吧，”他轻声说，“让西方见鬼去吧，见他妈的鬼。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在这儿打我们的战争，兜售我们的宗教观念。我们对亚洲犯下了罪行：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现在还有美国人。我们对伊甸园的孩子们犯下了罪行。愿上帝原谅我们。” 我的录音机摆在桌上。 我们在亚洲。汉森的亚洲。我们犯下罪行的亚洲。听着热火朝天的虫鸣声。据说泰国人和柬埔寨人都喜欢拿牛蛙来打赌，押下大把钞票赌它到底能打多少个嗝。房间里光线昏暗，时间被遗忘了，连这个房间也被遗忘了；月亮已经升到了看不见的高空。越南战争又回到了我们身旁，我们现在和汉森一起置身于柬埔寨的丛林，这儿几乎没有任何现代的舒适享受，除非我们能把在几英里上空盘旋的美国轰炸机算进去。它们就像是一群耐心的老鹰，等着计算机告诉它们接下来该摧毁什么目标：比如说一群牛，它们的尿液被隐藏的探测器误判为一队军车排出的废气；比如说一群孩子，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被误判为军事命令。美国突击队员把探测器藏在了汉森为他们指示出的补给线上——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探测器并不像汉森那么熟悉情况。 我们现在置身于美国飞行员说的“敌方地区”，不过在丛林里“敌”与“我”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置身于红色高棉的一个“解放区”，这里成了越共部队的庇护所，他们希望从侧翼袭击美国人，而不是从北方迎头发起攻击。然而除了这些战争的表象之外，在这个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地区（除了游击队士兵的地形图），我们周围的人根本没有对所谓的敌人形成统一认识。照汉森的说法——不管他说这话时的身份到底是神父、罪人、学者还是间谍——这个地方太像天堂了，像得简直都没了区别。 乘吉普车沿着小路开出几英里，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寺庙，这是汉森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从层层植物之下清理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寺庙也是他待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这座寺庙，他得做笔记，得发送无线电信号。不断会有人登门拜访他，常常是天黑才来，天亮就走，也是因为这个。他住的那个部落聚居在河岸边的一块空地上，屋子下面都用支柱撑着。那条河水很好，河畔平原土地肥沃，一层层梯田直通往高处的雨林，常常会笼罩在蓝色的雾气之中。汉森的屋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这样有助于增强无线电接收的效果，也能让他看到山谷里进进出出的一切。雨季的时候，他习惯把吉普车留在村子里，吭哧吭哧地步行回家。旱季的时候，他会直接把车开进自己的院子，车上常常载着村里一半的孩子。经常会有十几个小孩一等他回来就往车后的挡板上爬，就为了享受一下从村子到院子的五分钟车程。 “有时候我的女儿也在里面。”汉森说。 朗贝洛和档案里都没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他向我们隐瞒了女儿的事，那就算是严重违反情报部的规定——不过天知道，那个时候情报部的规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根本就不足介怀。尽管如此，汉森还是停了下来，在黑暗中瞪视着我，仿佛在等着我的指责。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想成为他倾诉的对象，也许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我还在当神父的时候，去过柬埔寨的许多寺庙，”他说，“在那儿我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还让她怀了孕。当时还是柬埔寨最好的时候。西哈努克当政。我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儿，我给她取名叫玛丽。我给了玛丽的妈妈一些钱，回到雅加达，但我非常非常想念孩子。我又寄了些钱过去。我给村里的头人寄钱，托他好好照顾她们母女俩。我给她们写信。我为女儿和她妈妈祈祷，发誓总有一天要好好照顾她们。一回到柬埔寨，我就把她妈妈接到了我家里，虽然这么多年之后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个高棉语的名字，但自从她生下来我就叫她玛丽。她喜欢这样。她很骄傲有我这么个父亲。” 汉森似乎很想向我表明，玛丽很接受她的这个欧洲名字。这不是美国名字，他说。是欧洲名字。 “我家里也有别的女人，不过玛丽是我唯一的孩子，我非常爱她。她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不过，就算她长得很丑，很没礼貌，我也会一样地爱她。”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有力，在我听来还带着警告的意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男人或是孩子，能让我这么投入地去爱。可以说，玛丽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唯一全心全意地爱过的女人。”他在黑暗中盯着我，看看我是不是敢怀疑他的热情。不过我已经受到了汉森魔力的影响，什么都没有怀疑，而且把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包括我母亲去世的事在内。他在篡夺着我的身份，占据着我的头脑。 “一旦你接受了上帝这个奇迹般的概念，你就会知道真正的爱是不容置疑的。也许只有罪人才能理解这一点。只有罪人才知道上帝的宽恕是多么伟大。” 我好像明智地点了点头。我想起了耶日上校。我在想，汉森干吗非得解释他没法去质疑自己的女儿？他说起女儿的时候，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罪孽担心？ “那天晚上我开车从寺庙回来，虽说当时是旱季，孩子们却没在部落里等我。我有点失望，因为那天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想告诉玛丽。肯定是学校里在举办活动，我心想，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活动了。我开车上山回到院子里，喊着玛丽的名字。院子里空荡荡的。门房也没人。女人们做饭的锅也是空的，丢在支柱底下。我又喊了一声玛丽，然后喊了我妻子。再然后就随便乱喊。没人来找我。我开车回到了村里。我走进了玛丽的一个小朋友的家，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不停地喊玛丽。连猪和鸡都不见了。我到处找有没有血迹以及搏斗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但我找到了通往丛林的脚印。我开车又回到院子里，拿起铁锹把电台埋在树林里两棵大树的中间，那两棵树连成一线朝向正西方，旁边有一个形状像人的老蚁冢。我憎恨自己为你们做的一切，憎恨自己说过的一切谎言，为你们的，为美国人的，现在也还是这样。我走回屋子，取出藏好的密码本和设备，把它们都毁掉了。我觉得很高兴。这些东西我也恨。我穿上靴子，往帆布背包里装了能吃一周的食物。我用左轮手枪朝着吉普车的引擎开了三枪，让车子无法开动，然后跟着那些脚印走进了丛林。吉普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因为车是你们买的。” 汉森独自一人出发了，去追踪红色高棉的队伍。换作别的人——甚至那些并不是西方间谍的人——即便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绑走，在这么做之前也会考虑再三。但汉森不会这样。汉森只有一个念头，而且身为一个绝对论者，他想到了就去做了。 “我不能让自己远离上帝的恩赐。”他说。他这么说是怕我不知道，他只有拯救了女儿的性命，才能拯救自己不朽的灵魂。 我问汉森他走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起初他只是夜里走，白天就躲起来休息。但阳光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渐渐地他抛却了丛林中的常识，白天也开始走。一路前行的时候，他回想着玛丽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从她出生的那一晚开始：他把玛丽从妈妈的肚子里接出来，用一把宗教仪式上用的竹刀割断脐带，叫帮忙的女人送来了热水，好给女儿擦洗。既是神父也是孩子父亲的他用那水给女儿洗礼，给她取名叫玛丽，那是汉森母亲的名字，也是圣母的名字。 他记得有许多夜晚，玛丽在他怀里睡着了，或者是睡在他脚边用灯芯草编成的摇篮里。他看着玛丽在火光下吃奶。他痛骂自己那些年抛下玛丽去了雅加达，还到英国接受训练。他痛骂自己为情报部做的不义的工作，痛骂自己的种种弱点，还有他对亚洲的背叛。汉森说的是他给美国轰炸机指示目标的事。 他回想着自己用英语和荷兰语给玛丽讲故事、唱摇篮曲哄她睡觉的时刻。他心里在乎的只有自己对女儿的爱，他知道自己需要女儿，女儿也需要他。 他一直追随着那些脚印，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踪迹可循。他已经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了。别的部落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但汉森所在的地区还没有。士兵们在夜里包围了部落，一直等到天亮，那时候身强力壮的村民都去田里干活了。他们先抓住身强力壮的人，然后偷偷溜进村子抓住老人和小孩，再把牲畜带走。士兵们是要补充给养，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力量也壮大了。他们当时很匆忙，否则就会仔细搜索屋子里的东西，不过他们想趁着被人发现之前回到丛林里去。没过多久，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汉森发现了证明他这种推断的可怕证据：那是店主老夫妻赤条条的尸体，手被捆在背后。是因为他们跟不上队伍？因为他们长得太丑？还是因为他们俩吵架？ 汉森走得更快了。他在感谢上帝，因为玛丽的长相完全跟亚洲人一样。大部分混血儿身上的欧洲特征都很明显，亚洲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汉森虽然身材高大，肤色却很黑，身材也细瘦，再加上他那皈依了亚洲的心灵，所以才生出一个活像亚洲人的女儿。 第二天夜里，路旁边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汉森胆战心惊地走过去查看。是昂赛，那个好跟人争辩的女教师。她的嘴巴大张着。是抗议的时候被人开枪打死的，汉森作出了判断，又心急如焚地往前赶。他要去追寻玛丽，那是他最纯粹的爱，和圣母同名的他的女儿，只有她才能让他免遭堕落。 汉森不知道他追踪的是怎样的一支队伍。是不是那些害羞的男孩子，他们会在夜里敲响你的房门，为士兵们讨一点点米？还是那些整天紧绷着下巴、把亚洲人的笑容视为西方堕落象征的干部？他记得还有那些生性怪癖的家伙，他们因生活所迫聚集在一起四处抢掠，更像是强盗，而不是游击队员。但汉森已经看出来了，走在他前头的这支队伍还算是有点纪律。如果是一帮没有纪律约束的士兵，他们就会留下来把村子抢掠一空。他们会在那儿扎营，大吃一顿以示庆祝。在发现昂赛尸体的第二天早晨，汉森睡觉时特别小心地隐藏自己。 “我有一种预感。”他说。 在丛林里，忽略预感你就会遇到危险。他把自己藏在深深的矮树丛里，还往身上涂了泥巴。睡觉的时候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傍晚时分醒来，他闻到了烧木头的烟味，还听得到尖厉的叫声，睁开眼一看，只见几支自动步枪的枪口正对着他。 他说起了那些锁链。丛林里的战士受过训练，行动时向来轻装上阵，可是他们竟然能带着十几套沉重的镣铐走上几百公里——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到现在他都想不通。可是的确有人带着这些镣铐，有人在丛林里清出一片空地，在空地中央打进一根铁桩，把十二个铁环套在铁桩上，再将十二套锁链和铁环拴到一起，这样就可以锁住十二个特殊的犯人，任凭他们被日晒雨淋、挨冻，或是暴露在黑暗之中。汉森描述了那些锁链的形状。说到这儿时，他突然换成了法语。我猜他这是想用另一种语言来保护自己。“……铁链有一根共用的铁杆，上面连着脚铐……我们每个人的一只脚被铐在里面……我被拴在铁链的末端，因为我的脚踝太粗，铐不进去……” 我瞟了一眼那姑娘。她睡得好像比刚才更沉了。简直像死了一样，或者是昏迷不醒。我意识到汉森是不想让她听到不该听的话。 到了白天，汉森继续用法语说道，我们的脚铐被松开，这样就能跪着甚至是爬行，但爬不了多远，因为我们还被锁链拴在铁桩上，彼此的身体也很碍事。只有到了夜里，我们的脚镣被连在营地周围的柱子上时，才能伸开四肢平躺下来。汉森说，可用的锁链的数量决定了特殊犯人的数量，这些特殊犯人全都是从村子里比较有钱的人中挑出来的。他认出了村里的两个老人，还有那个精瘦精瘦、四十岁左右的寡妇，她名叫拉，据说有预言的本事。还有贩大米的刘姓三兄弟，他们是出了名的吝啬鬼，其中一个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因为他蜷着身子倒在锁链上，活像一只没毛的刺猬。只有他的抽泣声证明他还活着。 汉森最害怕的事就是被俘虏，他怎么样？他对锁链是什么反应呢？“我是为了玛丽才戴上锁链的。”他的法语说得很快，语气里透着警醒，我越听越感到佩服。 不算特殊的犯人被关在空地边缘的栅栏里，时不时就会有一个人被带到或是拖到司令部，在一座小山坡后面看不到的地方。审问的时间不长。几个小时的尖叫之后，就会传来一声枪响，丛林又恢复令人不安的宁静。被带去审问的人没一个回来。包括玛丽在内的孩子们可以到处转转，但他们不能接近犯人，也不能爬上遮挡住司令部的那座山坡。胆大的孩子们一路上已经和年轻的战士混熟了，经常围着他们转来转去，想帮他们跑跑腿，或是摸摸他们的枪。 但玛丽从来不跟任何人待在一起。她坐在柱子另一边满是尘土的空地上，从早到晚都守望着她的父亲。就连他们把玛丽的母亲从栅栏后面拖出来、她在小山坡后面大喊着汉森的名字、接着尖叫求饶，最后枪声照例响起，玛丽的眼睛都一刻没有离开过汉森的脸。 “她知道吗？”我用法语问道。 “整个营地的人都知道。”他回答。 “她喜欢她母亲吗？” 是我在想象，还是真的？汉森好像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 “我是玛丽的父亲，”汉森说，“但她们俩之间的关系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怎么会知道母亲和女儿两个人彼此憎恨？是因为我感觉到汉森对玛丽的爱有嫉妒的成分，而且很苛刻吗？就像他对所有事物的爱一样，必须是完完全全的，不允许任何竞争者插手？ “他们不准我跟她说话，她跟我说话也不行，”汉森说，“特殊犯人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不然就会送命。” 哪怕是呻吟一声也能让你送命，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倒霉家伙就是这样，他被卫兵用步枪的枪托活活打死，再也不能出声了。第二天早上，栅栏后面另一个畏畏缩缩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不过玛丽和父亲之间用不着说话。锁链加身的汉森无助地躺着，他看到女儿脸上的坚忍神色，那和他自己心底充满热情的坚定意志是一样的。有了玛丽的支持，他可以承受一切。只有他们俩才能拯救对方。玛丽对父亲的爱是那么强烈，那么专注，正像他对女儿的爱一样。对此我毫不怀疑。虽然他非常痛恨被别人囚禁，他却感谢上帝让自己能和玛丽在一起。 一天又一天过去，汉森还是被锁在铁桩上，在烈日下暴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泡在自己排泄的污物里浑身发臭，可是他的目光和精神始终集中在玛丽身上。 与此同时，他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逃脱自己所处的困境。 从一开始，汉森就很清楚自己是个知名人物。如果那些人打算要俘虏一个欧洲人，他们就应该趁着汉森离开家之前发起袭击，事后还会把他的房子搜查一遍。他是一笔意外到手的财富，他们在等待命令，看看究竟该拿他怎么办。拴在铁桩上的其他人先后被带走，接着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和那个女预言家。经过许多天大呼小叫的审讯之后，这两个人又出现了，还成了营地的管理者。他们虐待自己以前的同伴，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士兵。 营地里组织起教导班，每天傍晚孩子们和选出来的几个幸存者坐在树荫下围成一圈，听一个头戴红色发带的年轻政委滔滔不绝地训话。汉森忽冷忽热地受着煎熬的时候，总能听到那个政委尖厉的叫声，听着他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痛骂可恨的帝国主义者。起初汉森很痛恨这些课程，因为它们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不过他只要费点儿劲，还是能抬起头看见玛丽挺直身体坐在圈子的最外头，隔着空地凝望着他。我是你的母亲，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朋友，他在心里对玛丽说。我就是你的生命，哪怕我得放弃我自己的。 有些时候汉森又责备自己把玛丽生得太好看，他觉得这是上帝对他四处留情的惩罚。玛丽那时才十二岁，但毫无疑问是营地里最漂亮的姑娘。虽然性事对于红色高棉的干部们来说是被禁止的，理由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行为会破坏他们的革命意志，但汉森总能注意到身穿薄衣的玛丽走来走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对年轻的士兵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呆钝的眼神直愣愣地盯着她破烂的棉布裙子下刚开始发育的乳房和扭动的腰肢，他们冲着她吼叫时，声音也变得嘶哑了。更可怕的是，他知道玛丽也意识到了那些士兵的欲望，她越来越明显的女性意识对这欲望做出了反应。 后来就到了那个早晨，汉森被囚禁时的种种例行待遇突然莫名其妙地改善了，他也越来越担心，因为下令这么做的就是那个头戴红色发箍的政委。在两个士兵的陪同下，那个政委命令他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于是两个士兵就扶着他站起身，一人架着一条胳膊，拽着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河边的一块地方，那儿的水湾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水塘。 “洗洗。”年轻的政委命令道。 有好多天了——自从他们把他拴起来以后——汉森一直徒劳无功地要求他们让他洗一洗。第一天晚上他冲着他们大吼：“带我到河边去！”结果他们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早晨，带着锁链的他在地上扭来扭去，冒着再次被毒打的危险，喊着要找一位有责任心的同志，就是为了保证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关押他的人理应尊重这种权利，所以也应该去保护这种权利。 在士兵们的注视下，汉森勉强活动着备受折磨的四肢开始洗澡——虽然那简直像是钉在十字架上受刑——他用细细的河泥擦洗了身子，洗完之后又被带回铁桩旁边。每次来回的路上，他都会从最爱的玛丽身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经过，她习惯待在那一圈柱子的外面。能离她这么近，能看到她眼中的勇气，汉森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可是他始终抑制不住地想，现在这点难得的优待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女儿为他换来的。政委咕哝着向玛丽打了个招呼，玛丽也抬起头冲着他一笑，这时候汉森的痛苦之中又多了一层嫉妒的折磨。 汉森洗完澡之后，他们又给他拿来米饭——比他被俘这么长时间以来吃到的所有米饭都多。他们没让他像狗一样从碗里舔着吃，而是给他松了绑，让他用手。这样他就能偷偷地在手心里藏起一点米饭，趁着他们再把他拴起来之前，把米饭塞进上衣。 一整天他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衬衣里的那一团米饭，生怕活动身体时会把米饭压烂。我要重新把她赢回来，他心想。我要取代她崇拜的那个政委的位置。到了晚上，他们又领着汉森去了河边，他实现了自己一直在盘算的奇迹。走路时他故意踉跄得特别厉害，趁机把那团米饭丢在了玛丽的脚边，看着他的那两个士兵根本没注意到。从河边返回时他又从玛丽身边经过，让他暗自惊喜的是，那团米饭不见了。 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只有她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神直直的、有时专注得似乎没了生气的眼睛，告诉汉森她已经回报了他全心全意的爱。是我自己没弄清楚，他们重新给他拴上锁链时汉森心想。她是贞洁的，她能活下去。那天晚上听着政委的教化课，他心里多了一份以前没有的宽容。继续哄骗他吧，他在始终和玛丽进行着的心灵感应式对话中这么敦促她。去引诱他，去迷惑他，赢得他的信任，但什么都别给他。玛丽肯定是听到了这些话，因为课程一结束，他就看到政委招手喊她过去训斥了一顿，可她始终一声不吭地保持着谦恭的态度。他看到她深深地低下了头。他看到她转身从政委旁边走开，头还低着。 第二天，还有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汉森都重复着这个把戏，自以为除了玛丽之外谁都没看见他的所作所为。每次他扭动身子时，那团米饭都会在他的肚皮上轻轻滚动，对他而言这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是在用自己的胸脯哺育着她。我是她的守护者，我保护着她的贞洁。我是她的神父，是我给了她基督的圣餐。 米饭成了他唯一在乎的东西。他整天都想着能用什么新办法把米饭偷偷送给玛丽，比如等到他从玛丽身旁经过的时候，可以把饭团往后甩，让它从破破烂烂的裤管里掉落下去。 “我做得过了头。”他轻声说，那语气就像是在忏悔的人。 因为他做得过了头，上帝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有一天早晨，他们突然松开他的锁链，领着他来到水塘边，可是玛丽并没在那儿等着领受他的“圣餐”。傍晚上教化课的时候，汉森看见玛丽的位置升到了政委旁边，他觉得好像听到她的声音比其他人都响，以一种新的自信吟诵着回答，就像在礼拜仪式上一样。夜色降临后，他在士兵们的篝火旁看见了玛丽的身影——她已经被接纳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像同志似的吃着米饭。第二天，他根本就没看见玛丽，第三天也没看见。 “我简直想死。”汉森说。 不过，当天傍晚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绝望地等着士兵们给他锁上脚镣时，那个年轻的政委朝他走过来，穿着一身黑衣的玛丽跟在政委旁边。 “这个人是你的父亲吗？”政委问她。 玛丽的眼神并没有迟疑，但她好像在想该怎么回答。“我的父亲是安卡，”她最后说，“安卡是所有受压迫者的父亲。” “安卡就是他们的党，”汉森没等我问就解释道，“安卡是红色高棉崇拜的‘组织’。在红色高棉的社会等级中，安卡就是上帝。” “那你母亲是谁？”政委问玛丽。 “我的母亲是安卡。只有安卡才是我的母亲。”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个美国特务，”玛丽回答说，“他往我们的村子里扔炸弹。他杀害了我们的劳动者。” “他为什么要假装成你父亲？” “他假装成我们的同志，想要欺骗我们。” “试试这个间谍的脚镣。看看够不够紧。”政委命令说。 玛丽跪在汉森的脚边，那姿势和汉森教她跪下祈祷的姿势一模一样。有一会儿她把手捂在汉森溃烂的脚踝上，就像是基督在给人疗伤。 “你的手指能不能插进脚镣和脚踝之间的缝隙？” 慌乱之中，汉森做出了被锁上脚镣时一贯的反应。他紧紧绷住脚踝上的肌肉，这样再放松下来时就能多点活动的空间。他感觉到玛丽的手指在试脚镣。 “我能插进一个小指。”她说着举起了小指，这时她一直用身体挡着汉森的双脚，不让政委看见。 “插进去时很费劲还是很轻松？” “很费劲。”她撒了谎。 看着他们走开的时候，汉森注意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现象。穿着那套黑衣服的玛丽走起路来竟然也和那帮丛林士兵一样鬼鬼祟祟、摇摇摆摆。尽管如此，自从被俘虏以来，那是汉森第一次戴着脚镣却睡得很安稳。她加入他们是为了欺骗他们，汉森安慰自己说。上帝在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能逃跑了。 正式的审讯官是坐船来的，是个脸蛋光溜溜的学生，态度急切，总是皱着眉头。汉森心里给他起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学生。政委带领的一队欢迎人员在河岸边迎接他，然后陪着他翻过小山去了司令部。汉森知道他就是审讯官，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没转过头看在烈日下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名囚犯。可是他看了玛丽。他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停下。他站在玛丽身前，那张认真的脸离她很近，问了些汉森听不清的问题。他听着玛丽鹦鹉学舌的回答，脸始终离她很近。我的女儿成了兵营里的妓女，汉森绝望地想。但她到底是不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红色高棉的部队会带着妓女，甚至没听说过他们会容忍这种行为。他听说的所有情况都与此相反。“安卡憎恶性。”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曾告诉他。 那他们就是在用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来吸引她。他们用一种比放荡更为可怕的激情把玛丽和他们捆在了一起。他脸朝下趴在地上，祈祷上天把玛丽因天真幼稚而犯下的罪孽加给自己。 我对汉森被审讯的情况并没有连贯的印象，因为他本人对受审就没什么记忆。我想起了自己在耶日上校手里的经历，相比之下简直是微不足道。不过，汉森能回忆起的情况也和我当时一样模糊不清。他们肯定严刑拷打他了，这毫无疑问。他们还专门为此做了个木头架子。但他们也很注意不让他送命，因为在刑讯的间隙他们会给他吃东西。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有时候他们甚至还允许他到河边去，不过也可能只是让他去过一次河边，他在去的途中就昏迷了好几回。 他们还逼汉森把情况写出来，因为在审讯官照本宣科的头脑里，任何自白只有写下来才算是真的。汉森写字变得越来越困难，到后来连这件事本身都成了一种惩罚，即便他们让他写字时会把他从木头架子上放下来。 作为一名审讯官，“学生”似乎在同时沿着两个思维方向往前推进。一旦在一个方向遇到障碍，他就会转到另一个方向。 你是个美国间谍，他说，是反革命傀儡郎诺148的特务，因此也是革命的敌人。汉森说他不是。 但你也是一个伪装成佛教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你毒害人们的心灵，宣扬反党的迷信，暗中搞破坏，不让大众接受启蒙——“学生”又冲着他尖叫。 总体而言，“学生”似乎更喜欢陈述事实，而不是提出问题：“现在，你要把你和反革命傀儡及美国间谍郎诺每一次会面密谋的时间、地点都写出来，还要写出在场所有美国人的名字。” 汉森坚持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会面。可是这并不能让“学生”满意。随着痛苦变得越来越剧烈，汉森回忆起了一些名字，它们都来自母亲过去常给他唱的一首英国民谣149：“汤姆·皮尔斯……比尔·布鲁尔……简·斯图尔……彼得·格尼……彼得·戴维……丹尼尔·惠登……哈利·霍克……” “现在你要把这帮乌合之众的头目写下来。”“学生”说着在笔记本上翻过一页。汉森说，“学生”的眼睛差不多一直都像是闭着的。我记得耶日上校也是这样。 “科布雷。”汉森坐在他们的桌旁抬起头，低声说。托马斯·科布雷，汉森写着。简称汤姆。代号“叔叔”。 日期很重要，因为汉森担心自己一编出来就会忘记，他们就会说他招供时前后矛盾。于是他选了玛丽的生日、他母亲的生日和父亲被处决的日期。他把年份都改掉了，好对应郎诺一步步掌权的过程。至于密谋的地点，他选的是郎诺在金边的宫殿，那儿有好几处带着围墙的花园。他去总爱光顾的一家鸦片烟馆时会路过那里，常常会隔着墙欣赏一番。 可是汉森在供认这些胡编乱造的情况时，很害怕自己会无意中暴露出真实的信息，因为当时他已经明白，“学生”对他真正从事的情报搜集活动一无所知，对他的那些指控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 “你要写下过去五年来花钱收买的每一个间谍的名字，还有你们犯下的每一件反人民的破坏罪行。” 在那些明知会遭到种种痛苦折磨的日日夜夜里，汉森始终都担心自己的创造力有可能会枯竭。他背出了那些殉道者的名字，心里想象着他们遭受的苦难，好让自己有所准备；还有那些早已去世的东方学者的名字，借用他们的名字不会有问题；还有那些文字学、语言学名著的作者。他们是间谍，他说，都是间谍。他写下了他们的名字，虽然审讯者早已关掉了机器，可是痛苦仍然在折磨着他，所以他写下那些名字的时候，手还是在随着阵阵剧痛不停地抽搐。 他绝望地写着，把T.E.劳伦斯在沙漠中指挥过的那些军官的名字列了出来，《七根智慧之柱》150他读过许多遍，这些名字早已熟记在心。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按照郎诺亲自下达的命令，组织一帮佛教徒给庄稼和牲畜下毒。“学生”又让人把汉森捆到木架上，加剧了他的痛苦。 汉森讲述了他为了宣扬帝国主义而秘密组织的课程，讲述了他如何鼓励人们去散播资本主义的情感和家庭价值观。“学生”睁开了眼睛，向他表示同情，接着又一次加剧了痛苦。 他几乎什么都告诉他们了。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点亮信号指引美国的轰炸机，还散布谣言说轰炸机来自中国。他差一点就要告诉他们是谁帮助他带领美国突击队员找到了补给线，幸好这时他昏了过去。 可是在汉森苦受折磨的整个过程中，玛丽始终在他的心里，是他疼得大喊时呼救的对象。他的身体都禁不住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玛丽的手让他活了回来，她的双眼带着爱意和怜惜在注视着他。他遭受的苦难都是献给玛丽的，他也是为了她才发誓要活下去。在生死之间徘徊时他产生过幻觉，仿佛看见自己伸开手脚躺在“学生”的那条船上，身穿黑衣的玛丽坐在他身旁，划着桨逆流向天堂而去。可是他还没有死。他们没杀我。我已经全都招了，他们还没杀我。 不过他并没有供出全部的情况。他没有背叛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也没告诉他们无线电台的事。第二天他们又把他拖了过去，又一次把他捆到架子上，这时他看到玛丽坐在“学生”的身旁，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汉森的供认书。她的头发剪短了，表情很僵硬。 “这个间谍供认的事你都熟悉吗？”“学生”问她。 “我都熟悉。”她答道。 “你和这个间谍一起生活过，他供认的事和你观察到的情况是不是完全一致？” “不一致。” “为什么？”“学生”说着翻开笔记本。 “他供认得不完整。” “解释一下，为什么间谍汉森供认得不完整。” “间谍汉森家里有一部电台，他用电台向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发信号。他在供认书里提到的名字也都是假的。他假扮成我父亲的时候经常给我唱一首英国的资产阶级歌曲，那些名字就是那首歌里的。他在夜里还接待过帝国主义的士兵，带着他们进了丛林。还有一件事他也没说，他的母亲是个英国人。” “学生”显得很失望。“他还有什么没说的？”他又翻过一页，用小手的掌缘把纸弄平。 “他被囚禁时违反了许多规定。他私藏过食物，打算收买我们的同志，帮助他实现逃跑的计划。” “学生”叹了口气，又做了些记录。“还有什么没说的？”他耐心地问道。 “他的脚镣铐得不对。给他上紧脚镣的时候，他使劲绷着脚腕，这样镣铐就上不紧，好让他逃跑。” 直到她说出这句话之前，汉森都在竭力让自己相信，玛丽其实是在跟他们玩狡猾的游戏。现在他没法再说服自己了。游戏已经成了现实。 “他是个嫖客！”她哭喊着说，“他把我们的女人带回家，给她们下药，然后引诱她们！他假装像资产阶级那样结了婚，又逼着他的妻子忍受他的放荡行径！他跟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睡觉！他假装成我们的儿童的父亲，还说我们的血统不是高棉族！他用西方的语言给我们读资产阶级文学，就是要让我们堕落！” 他从来没听到玛丽像这样尖叫过。看样子“学生”也没听过，因为他显得有些尴尬。但是谁也拦不住玛丽。她不停地痛斥汉森。她跟他们说，他不允许她的妈妈去爱她。汉森知道，她表达出的仇恨并不是假装的，而且像他对玛丽的爱一样彻底、一样过激。她的身体颤抖着，带着一个备受虐待的女人长期压抑的仇恨，她的五官都在憎恨和愧疚之下扭曲了。她伸出胳膊，用最传统的指责手势指着汉森。她的声音在汉森听来完全就是个陌生人。 “杀了他！”她尖叫着说，“杀了这个掠夺我们人民的家伙！杀了这个毒害我们高棉血统的人！杀了这个西方的骗子，他竟然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替人民报仇！” “学生”最后做了一些笔记，接着叫人把玛丽带走了。 “我祈求上帝宽恕她。”汉森说。 在小屋里，我意识到天已经亮了。汉森站在窗前，两眼盯着雾霭笼罩的海面。那个姑娘躺在两用长椅上，她在那儿躺了一整夜，闭着眼睛，身边丢着空的可口可乐罐子，头还枕在胳膊上。她的手垂了下来，看起来疲惫又苍老。汉森的话变得越来越简洁，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是晨光让他憎恨起我来。接着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跟我生气，而是在跟他自己。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愤怒，当时他们只是捆着他，没再上镣铐，把他拖到栅栏里去睡觉——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能不能算是睡觉——你已经快疼死了，耳朵和鼻子里全是血。他的愤怒是针对自己的，他恨自己在孩子身上灌注了这么多的憎恨。 “但我还是她的父亲，”他用法语说，“我不怪玛丽，一切都只能怪我自己。我要是早点逃跑就好了，不应该指望着她来帮助我。我要是趁着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拼出一条路就好了，不应该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我根本就不应该为你们工作。我的秘密工作让她受到了危害。我诅咒你们所有人。现在也是一样。” 我说话了没有？我关心的就是别说错了话，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讲述。 “她被他们吸引住了，”他替玛丽找着借口，“他们和她是自己人，是为了信念不惜牺牲的丛林战士。她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 “我是她被自己人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他替她解释说，“我是个闯入者，是让他们堕落的人。他们都对玛丽说我不是她的父亲，她又为什么要相信我是呢？” 汉森还躺在木栅栏里，想起了年轻的政委给玛丽穿上黑色嫁衣的那一天。他想起了玛丽低头看着他时脸上那嫌恶的表情，他脏污不堪，遍体鳞伤，就像躺在她脚边的一个乞丐，一个蜷成一团的西方间谍。站在她身边的，是那个头戴红色发带、长相英俊的政委。“我已经嫁给了安卡，”她对汉森说，“安卡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汉森说。 夜色笼罩了木栅栏，他觉得如果他们打算杀了他，也会等到天亮。但一想到玛丽这辈子心里都会明白是她自己害死了父亲，这个念头让汉森惊恐万分。他想象着玛丽人到中年的情形。那时候谁会来帮助她？谁会来听她忏悔？谁能够让她解脱，赦免她的罪过？汉森觉得自己的死亡这件事越来越可怕。他的死也就意味着玛丽的死。 他说，有些时候他肯定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为天一亮他就看到木栅栏里的地上放着一碗米饭，他知道前一天晚上还没有；即便是痛苦难当，他也能闻出米饭的香味。米饭没有捏成饭团，也没有贴肉藏在身上，而是白花花的一大堆，足够吃五天。他实在太累了，一开始都顾不上吃惊。等到他趴过身子吃起米饭，这才注意到周围一片寂静。到了这个时候，空地上本应该充斥着士兵们醒来后忙着做事的响动：节奏单调的说话声，河岸边传来的洗漱声，铁锅和步枪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还有政委领头念口号的吟诵声。可是他侧耳聆听，却发现似乎连小鸟和猴子都停止了叫声，一点儿人声都没有。 “他们走了，”汉森在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说，“他们连夜拔了营，把玛丽也带走了。” 他又吃了点米饭，打了个盹。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是玛丽劝他们不要杀我的，玛丽换回了我这条命。汉森开始在木栅栏的围墙上蹭绑着他的绳索。到了天黑时，浑身溃烂、叮满苍蝇的他已经躺在小河边清洗着伤口了。他爬回木栅栏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带着剩下的米饭就动身了。这一次他们没带囚犯，也没带牲畜，所以没留下任何踪迹。 尽管这样，他还是去找玛丽了。 好几个月，汉森觉得可能有五六个月吧，他一直待在丛林里，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不安顿下来，任何人都不相信——我觉得他是有点儿发疯了。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设法打听玛丽那支部队的下落，但因为描述不出什么特征，他的寻找根本就没有针对性。他听说有些部队里有女兵。他还听说有些部队全都是女兵。他听说有女孩子被送进城市里做妓女，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他想象着玛丽在这些情况下会怎么样。一天夜里，他偷偷溜回以前的家，希望玛丽会躲在那儿。可是整座村子都被烧了。 我问他，他藏起来的电台有没有人动过。 “我没去看，”他回答说，“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我恨你们所有人。” 还有一天晚上他去了玛丽的姨妈家，她住在一座偏远的村庄里。可那个姨妈拿起锅碗瓢盆就朝他乱砸，他只得逃走。但汉森救出女儿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地坚定，因为他知道，现在拯救玛丽是为了防止她伤害自己。汉森心想，她也受到了我的绝对主义的影响。她性情暴烈，脾气执拗，这都得怪我。我把她锁进了我的冲动性格造就的牢笼。可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却让他始终没意识到这一切。现在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看到女儿被残忍和野蛮吸引，她以为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看到女儿也在重复自己当年那漂泊无定的追寻，可是她并不具备他的智慧和宗教准则——女儿像他一样，模模糊糊地相信只要投身于伟大的梦想，就能够实现自我。 汉森几乎没怎么说他是如何一路走到泰国边境的。他沿着西南方向朝拜林151去了。他听说那地方有一个高棉难民营。他翻山越岭，穿过了瘴气弥漫的沼泽地。一到那儿，汉森就找遍了寻人中心，还把玛丽的体貌特征钉在营地的告示牌上。他没有证件，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竟然能在偷偷溜进泰国之后始终不为人所知，这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但汉森毕竟是个训练有素、久经考验的间谍，虽说他已经不认我们了。一旦下定了决心，什么都阻止不了他。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朗贝洛帮忙，他只是轻蔑地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信，除了我女儿。” 有一天，汉森在一家救援机构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好像还记得玛丽。 “她走了。”那个女人说得很谨慎。 汉森逼着她继续说。玛丽跟另外五六个女孩子在一起，那个女人说。她们都是妓女，但身上能看出战士的那种自信。不接客的时候她们就自己待着，不接触任何人，跟她们打交道非常困难。有一天她们从救援机构里逃了出去。她听说那些姑娘被泰国警察抓走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见到过她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还想着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汉森没给她别的选择。 “我们都替她担心，”那个女人说，“她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她跟我们说了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但她的话前后矛盾。医生们也拿不准她是不是疯了。在来这儿的路上，她不知怎么忘记了自己是谁。” 汉森不请自来地去了泰国警察局，不知道是靠威胁还是动粗，他查出玛丽在一家警察开的旅馆里待过，那地方是专门为警察寻欢作乐而设的。那些警察好像始终没问过他是谁，有没有什么证明材料。他是个西方人，是个欧洲人，会说高棉语和泰语。玛丽在旅馆待了三个月，然后就不见了，他们说。她很奇怪，有位好心的警长说道。 “有什么奇怪的？”汉森问道。 “她只肯说英语。”警长回答说。 还有个女孩，她是玛丽的朋友。她待的时间要长一些，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士。汉森问到了她的名字。 他不再说话了。 “你找到她了吗？”沉默良久之后，我问道。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汉森的故事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只不过自己还没意识到而已。他坐在那姑娘的床头，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她慢慢地坐起身，用那双苍老的小手揉了揉眼睛，装作刚睡醒的样子。我觉得她整夜都在听我们说话。 “她现在只记得这些。”汉森一边用英语解释，一边继续轻轻摸着她的头。他说的是他找到玛丽的那家妓院。“她不想做什么大的选择，对不对，玛丽？不说大话，不承诺什么。”他把玛丽搂进怀里。“她只想被人喜欢。被她自己国家的人。被我们大家。我们都要爱玛丽。这样她才能觉得宽慰。” 我没说话，我觉得汉森误以为这是在谴责他，因为他提高了嗓门。“她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有什么错吗？她只想一个人待着，他们都这么想。要是我们有更多人能这么想就好了。你们的轰炸机，你们的间谍，还有你们的那些空话，这些对她都没有用。她不是基辛格博士的孩子。她只想卑微地生存着，能让别人觉得快乐，不伤害任何人。哪一个更坏？是你们的妓院，还是她的？滚出亚洲吧。你们根本就不该来，谁也不该来。我帮助过你们，这让我觉得很可耻。别来打扰我们。” “这些事我不会告诉朗贝洛。”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说。 “你想告诉他什么都行。” 走到门口，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那姑娘正盯着我，我想她当时在铁链的圈外也是这么盯着汉森的——眼神毫不畏缩，深邃而又宁静。我觉得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给了她钱，却没跟她上床。她在想我会不会把钱要回去。 朗贝洛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和汉森一样，我也不想跟这家伙打交道，但我们还有事要谈。 “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惊恐地大喊。 “我告诉他，他可以拿到一笔安家费，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保护他。我告诉他，你会给他送去一张五万美元的现金支票。” 朗贝洛怒不可遏。“我给他五万美元？我亲爱的伙计，他会连着喝醉六个月，把自己的生平故事传遍整个曼谷。他那个柬埔寨婊子呢？她也知道内情，我敢打赌。” “别担心，”我说，“他没接受。” 这个消息让朗贝洛大吃一惊，他的怒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之后一直到机场，他都没再开口说话，好像受到了伤害似的。 上了飞机，我喝了许多酒，却几乎没怎么睡觉。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里冒出了一个对朗贝洛和五楼大不敬的念头。我希望我能把他们那帮人全送到丛林里去，跟着汉森走上一回，包括史迈利在内。我希望我也能迫使他们抛下一切，就为了某种并不完美而又无法实现的热情，到头来却发现这热情的对象朝他们反咬一口，证明爱这种东西是没有回报的，能得到的只有爱的经历。从爱当中你什么都学不会，除了谦卑。 可是我觉得很满足。直到今天，每次想到汉森的时候我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一个像我一样的男人，但他在探求意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值得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付出了一切代价，却并不把这种付出视为牺牲；他如今还在付出着，而且会一直付出下去，直到生命终结；他从不妥协，不在乎自己的尊严，不在乎自己或是别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生命缩减到了他唯一在意的事物上，从而得到了自由。我心底沉睡着的那个叛逆者找到了自己的偶像。我心底那个愿意去爱的人也找到了一个参照系，可以借此去衡量自己关注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 所以，几年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处处长、眼看着我手下最有价值的一名间谍因为爱情背叛祖国时，我怎么也没办法像上司们要求的那样大发雷霆。人事组的头儿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这件事他做得倒是不蠢。 10 马格斯，我手下那个令人不快的假记者，正打算引着史迈利去谈我们工作中超越道德的层面。他想让史迈利承认，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人逮住就行。我怀疑他想听的其实是：这一准则适用于生活的全部。因为马格斯不仅残忍无情，也没有丝毫风度，他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找到某种凭据，好借此抛掉他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其他顾忌。 可是史迈利不会让他这么容易得到满足。一开始他似乎就要发脾气了，我也希望他发个火。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他开始说话，可是又停了下来，支支吾吾的，我不禁心想这个活动是不是该就此打住。好在他又恢复了平静，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史迈利只不过是因为想到了只有他知道的某件事而有点分心，他那隐秘的自我正是由无数那样的记忆组成的。 “你们要知道，”他解释说——和平常一样，他回答的是问题的实质，而非问题本身——“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应该保持永不妥协的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没错，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魔鬼共进晚餐，而且手里的勺子往往还不够长。大家都知道——”他狡猾地瞟了一眼马格斯，这引起了一阵快意的大笑——“魔鬼往往比上帝要好相处得多，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对道德的坚守。自私自利会严重地限制你们。权宜之计也是一样。”他又停了下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想说的其实是，你们的确会时不时地遭到人性诱惑的侵袭，在这种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缺点，而是给它一个表达的机会。” 是那对袖扣，我灵光一闪，一下子想起来了。史迈利想起了那位老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不通，那个故事为什么会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后来我意识到，碰巧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和我儿子阿德里安的关系恰好处在最低点。他老是说不想去读什么大学，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就得了。我错把他的躁动不安当成了拜金主义，错把他渴望独立的梦想当成了懒惰。有一天晚上我大发雷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事后好几个星期我都觉得很羞愧。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我挖掘出了那个故事。 这时我也想起来了，史迈利没有孩子，他在那段故事里之所以扮演着模棱两可的角色，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想到史迈利可能是希望帮别人修复一种他从未拥有过的关系，借此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凉。 我终于想起来了，就在接触到那些材料之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是一名苏联间谍。我想起来了，弗雷温和那位老人之间有一些神神秘秘的相似之处，好像和极度的忠诚、失落的世界有关。你要知道，说这些是为了介绍来龙去脉，因为据我所知，每一件案例都与上百件其他案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史迈利又一次成了我的先驱，这样的事在我生命中时常发生。因为我还没在讯问处那张陌生的桌子前坐稳，就发现到处都留着史迈利的印迹：在满是灰尘的档案库里，在值班军官早已过期的日志里，在高级秘书回忆往事时的微笑里，她们说起史迈利的时候都带着老处女那种甜蜜的敬畏之情，说他这个人既有点像上帝，又有点像泰迪熊，还有点——不过她们说到史迈利性格中的这一部分时总是匆匆带过——还有点像吃人的鲨鱼。她们甚至会给你看那只骨瓷杯——当然是从南奥德利街上的托马斯·古德公司152买的，还能是哪儿？——那是乔治送给安恩的礼物，她们充满爱意地解释说，乔治获得缓刑回总部复职之后，把这只杯子赠送给了讯问处。当然了，史迈利的这只杯子就像圣杯一样，任何凡人都绝不能拿它来喝水。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感受到的话，我可以说讯问处就是情报部里的西伯利亚。我颇觉安慰地发现，史迈利被流放至此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因为他恶毒地指责总部五楼的高层之中可能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第二次则是在几年之后，因为他当时说对了。讯问处不仅像西伯利亚一样单调无聊，位置也同样偏远。它不在情报部的主楼里，而是坐落在白厅北端诺森伯兰大道上的一座有山墙的建筑中，在一楼占着几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和周围的其他建筑一样，讯问处也经历过辉煌的日子。这个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接待陌生人而设的，职责是接收他们提供的信息、听取他们的疑问、平息他们的恐惧，或者——万一他们真的碰巧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真相——想法子误导他们，或是吓得他们不敢作声。 比方说，如果你深更半夜瞧见你的邻居蹲在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前；如果你看见一扇窗户后面有奇怪的灯光在闪动，可是又不好意思或是不放心报告当地警察局；如果那个在公共汽车上问过你干什么工作的外国人，又在你光顾的酒吧里冒了出来，还坐在你旁边；如果你那位秘而不宣的情人向你坦白——不管是出于孤独、鲁莽，还是拼命想让自己在你眼中显得更有意思——说他在替德国秘密警察工作……到了这样的时候，你先会和某个闻所未闻的政府副部长无中生有的助理书信联络一番，然后很可能会在傍晚时分被召去面对一场闪电式的讯问。你会在别人的带领下，心惊胆战地穿过墙皮剥落、堆着沙袋的走廊，来到909房间，这儿有一位某某少校，或者是某某上尉——他们都和面值三美元的钞票一样假——会客客气气地请你把事情详细地描述一遍，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后果。 根据讯问处记录中的秘密历史，这些不祥的开端偶尔也引出过重大的事件，而且直到今天类似的情况也还偶尔发生，不过工作本身早已今非昔比，讯问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付杂七杂八的事情上，比如有人主动要求为我们服务、处理针对可怜的弗雷温那样的匿名信，甚至还有关于正面议决153情况的询问，那是为了支持受到轻视的国家安全局154。这些杂事才是最可怕的西伯利亚。你原先处理的可都是苏联处的危险行动。除了彻底告别情报部之外，讯问处恐怕就是最远的流放地了。 尽管如此，你在这些惩罚中学到的绝不仅仅是谦卑。一个情报官员如果失去了倾听的愿望，那么他将会一无是处，而乔治·史迈利，这个身材矮胖、满心忧虑、戴着绿帽子、从不装腔作势、永远不知疲倦的史迈利，这个总是在用领带衬里擦眼镜、总是在给自己打气、总是在恍然出神地叹息着的史迈利，却是我们之中最出色的一位倾听者。 史迈利可以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地倾听；他那圆胖的身子向前倾着，一动不动，脸上带着善解人意的微笑，这也是他在倾听。他能够倾听别人，是因为他从不指望从其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从不做任何批评，而且在你坦白之前，他早已宽恕了你犯下的一切可怕罪行。不过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的妻子安恩。他比窃听器还善于聆听，因为一旦碰到至关重要的信息，他的头脑立刻就会兴奋起来；他好像有本事预先发现这些信息，即使他还不清楚它们究竟会引向何处。 在我来到讯问处的许多年前，史迈利也就是这样聆听来自赖斯利普区迪恩街十二号的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先生的，也是在这个909房间。现在我正坐在这里，好奇地翻阅着一卷标着“即将销毁”的发黄的档案，这是我从讯问处保险库的架子上翻出来的。 我是漫无目的地开始翻看的——你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轻佻——就像在俱乐部里随手拿起一本过期的《闲谈者》杂志一样。突然，我无意间发现档案中出现了史迈利那熟悉而谨慎的笔迹，一页接着一页，小写字母“t”有着德国式的尖锐笔锋，“e”则是希腊式的花体，还有他那传奇一般的签名标记。每次他不得不在表演中亲自出场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简称为“DO”，这是“值班军官”（Duty Officer）的首字母缩写。史迈利对首字母缩写的痛恨可是出了名的，从这一点上你也能再次看出他天性中避世的一面，如果不能算是完全遁世的话。即便是发现了一卷失落的莎士比亚手稿，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激动。所有的材料都在：霍索恩那封信的原件、根据谈话时的录音整理出的文字材料，甚至还有霍索恩签过字的旅费和零用钱的收据。 乏味无聊的感觉一扫而空。遭到贬谪的沉重不再压迫着我，这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的死寂也是一样。我和史迈利分享着这儿的一切，等着听到阿瑟·霍索恩那双忠心耿耿的军靴发出的咔嗒咔嗒声，等着他大步穿过走廊，来到史迈利的面前。 “尊敬的先生，”霍索恩在致“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长官”的信中写道。看到这儿，由于我们都是英国人，他所在社会阶层的特点已经跃然纸上——也许只是因为他随便乱用大写字母显得很奇怪吧，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都喜欢这么干。我估计他写这封信肯定花了不少工夫，说不定手边还摆着一本字典。“我希望能和您部门里的工作人员面谈，关于一个人，他为英国情报机构做过秘密工作，是最高级别的。这个人的名字对于我妻子非常重要，也许对你们自己也很重要，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不便提及。” 全文到此结束。签名是“二级准尉A.W.霍索恩，已退役”，即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史迈利从选民登记表中查到的就是这个名字，然后他还去查了陆军部的档案。史迈利在霍索恩的个人情况记录单上不厌其烦地写道：生于1915年，1939年应征入伍，曾随第八军团在开罗和阿拉曼155作战。原士官长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战斗中两次负伤，荣获三次嘉奖及一枚英勇勋章，退役时的记录上没有丝毫污点，“堪称全世界作战人员中最为杰出的楷模”，他的指挥官在一通热情洋溢却有点夸张的嘉奖令中如此写道。 我知道，作为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史迈利肯定会在客户登门拜访之前早早就位，就像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做的一样：坐在同一张用战争期间的松木做的破旧的黄色桌子前，桌子的边缘被烧成了棕褐色，据说是德国佬干的；桌上摆着同一部老式电话，拨盘上既有数字也有字母；同一张手工上色的女王照片，是她二十岁时骑在马背上拍的。我仿佛看到史迈利皱起眉头盯着手表，然后拉长了脸环视着和平常一样乱糟糟的房间，因为从大家能记起的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跟国防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决定负责打扫卫生的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仿佛看见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绢——又是很费劲，史迈利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得费一番工夫——擦掉他那把木椅子上的尘垢，然后提前把桌子对面霍索恩要坐的椅子也擦干净。接着就像我自己也做过好几次的那样，把女王陛下的照片擦拭干净，摆正相框，让她那双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估计史迈利已经在提前研究谈话对象的心理了，任何优秀的情报官员都应该做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一个当过士官长的老兵肯定还是希望看到他这里井井有条。然后我看到了霍索恩本人，准时得分毫不差，在看门人的带领下走进房间，身上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衣扣像军装一样扣得整整齐齐，靴子的尖头擦得铮亮，像七叶树果似的在暗中闪闪发光。史迈利在会面记录单上对霍索恩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句，却非常传神：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灰白的短发，胡须剃得很干净，一副军人仪表。其他特征：左腿微跛，穿着军靴。 “我是霍索恩，先生。”他干脆地说道，随即以立正姿势站好，史迈利好不容易才劝他坐下来。 史迈利那天的身份是诺丁汉少校，有一张带照片的气派卡片可资证明。这会儿我读着史迈利写的报告，口袋里也装着一张类似的卡片，上面的名字是内德·阿斯科特上校。可别问我为什么要选阿斯科特这个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在选择地名作为化名的时候，又一次下意识地模仿起了史迈利小小的习惯。 “长官，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您来自哪个部队？”霍索恩坐下后问史迈利。 “综合后勤服务部队。”史迈利说道，上头只允许我们这么回答。 不过我敢肯定，这句话史迈利很难说出口。和我一样，他也不情愿把自己说成某种从不参与战斗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霍索恩带来了他的那些勋章，用一块擦枪布包着。为了他，史迈利很有礼貌地逐一查看了勋章。 “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先生，”老人说，“我一定得来问问您。我妻子——唉，她根本都不愿意再听了，她说那都是他在胡说八道。但我跟她说，我得来问问你们。我告诉她，哪怕您拒绝回答都没关系，可要是不替儿子问问清楚，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他的义务。” 史迈利什么都没说，可我敢肯定他的沉默之中带着同情的意味。 “少校，您要知道，我们只有肯这么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很自然的。”霍索恩带着歉意说道。 史迈利还是让老人慢慢地说着。我不是说过他最善于倾听吗？史迈利不需要问什么问题，就能引导着你把答案说出来，这全都是因为他倾听的时候特别真诚。 “我们不是想打听什么机密，少校。我们也不问那些不该知道的事。可是先生，霍索恩太太快不行了，她临走之前需要知道那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问的问题他早已仔仔细细地准备过，现在他提出来了，“我们的儿子，他是不是——肯是不是——虽然看起来一直在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但其实他是在苏联执行敌后任务？” 看到这儿，你也许可以说，我第一次赶在了史迈利的前头。这仅仅是因为我在苏联处待过五年，对以前执行过哪些任务一清二楚。我感觉到一丝笑意浮上了我的脸颊，而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也变得更浓了。 不过我敢肯定，史迈利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东西。我估计他的表情变成了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像个内务官员。也许他摆弄了一下眼镜，他那副眼镜总让人觉得应该架在一张更大的脸盘上。最后史迈利问霍索恩为什么会这么想，不过他问话时很真诚，不带丝毫怀疑。 “是肯跟我们说的，长官，就因为这个。”史迈利这边还是没有任何表示，只不过永远敞开着那扇门，“您知道，霍索恩太太不愿到监狱里去看肯。我会去。每个月都去。他因为严重伤害罪被判了五年，因为是惯犯又加了三年。我们那个年代还有保护性拘留。我们坐在监狱的食堂里，我和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肯突然把脑袋凑过来，压低嗓子对我说：‘别再到这儿来了，爸。这样我很难受。我其实并不是被关在监狱里，你知道。我是在苏联。他们特地把我带回来，就是为了让你能看看我。我在做敌后工作，不过可别告诉妈。写信给我没问题，他们会把信转过去的。我也会以囚犯的身份给你回信，我假扮的就是个犯人，因为没有比监狱更好的掩护场所了。不过事实是，爸，我跟你当年在沙漠之鼠部队156一样，也在为祖国效力，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世上的。’打那以后我就没再要求去探视肯。我觉得我必须服从命令。当然，我给他写了信，是写到监狱去的。寄给霍索恩，编号多少多少。三个月之后我会收到他用监狱的信纸写的回信，每次看到信我都觉得儿子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时候字写得很大，很用力，好像有点生气；有时候写得又小又匆忙，好像没时间似的。有一两次信上还写着我不认识的外国字，大部分又划掉了，好像他都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写信了似的。有时候他会给我一点儿暗示。他会说：‘我有点冷，不过很安全。’他会说：‘上个星期我锻炼得有点过头了。’我没告诉我妻子，因为肯不让我告诉她。而且就算说了，我妻子也不会相信。我把那些信拿给她，她直接就推开了——这太让她伤心了。但是肯死的时候我们都去了，看到他的尸体躺在监狱的太平间里，给戳得稀烂。足有二十处刀伤，可是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她没哭，她从来都不哭，但这跟杀了她没什么两样。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了。‘肯是个英雄。’我对她说。我是想让她醒醒，因为她整个人都木呆呆的。我抓住她的袖子轻轻摇了摇，让她听我说话。‘他不是什么卑鄙的罪犯，’我说，‘我们的肯不是那样的人。从来都不是。杀死他的人也不是罪犯。是那帮赤色的苏联人。’我把袖扣的事也告诉了她。‘肯在编故事，’我妻子说，‘他总是这么干。他不明白谎言和现实有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明白，这就是他的问题。’” 和牧师、医生一样，讯问者也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能够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转而问另一个问题，换了我自己也会这么做。 “什么袖扣，士官长？”史迈利问道。我仿佛看见他垂下眼帘，下巴也缩进了脖子里。他这是又一次做好了准备，要仔细听听老人的故事。 “‘我们没有勋章，爸，’肯对我说，‘勋章那东西不安全。要想拿勋章就得登报，那样一来知道事情的人就太多了。要不然我也会和你一样拿到勋章。实话告诉你，我的勋章说不定比你的还厉害，比如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类的，因为他们总是逼着我们竭尽全力，有时候甚至连这都还不够。不过，如果你的工作干得挺好，就能得到一对袖扣，他们会替你保管在一个专门的保险柜里。然后他们每年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在什么地方我可不能告诉你，宴会上有香槟，有侍者，服务好得你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些在苏联工作的人都会去参加。我们会换上燕尾服，戴上袖扣，这就跟穿着制服一样，只不过很隐秘罢了。晚会上会有致辞，会有人跟我们握手，就和你当年获得勋章时参加的授勋仪式一样，不过仪式在哪儿举行的我可不能告诉你。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把袖扣交回去。必须上交，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要是哪一天我失踪了，或者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可以给国家安全局的人写封信，问他们要你儿子的那对苏联袖扣。也许他们会说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个人；也许他们会问：‘什么袖扣？’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出于同情给你破个例，让你拿回袖扣，因为他们有时候这么做过。如果他们把袖扣给了你——你就会明白我干过的一切坏事，其实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好事。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好孩子，百分之百的好孩子，袖扣能向你证明。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史迈利问了那小伙子的全名。接着又问了他的出生日期。然后他问到了肯受教育和学历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很不起眼。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把这些细节都记了下来，一声不吭，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老军人告诉他——布拉纳姆是他母亲娘家的姓，长官；有时候他犯下所谓的罪行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1946年7月14日出生在福克斯通，长官，那是我从战场上回来十二个月以后。我不想那么早要孩子，虽然我妻子很想要，长官，我觉得太早要孩子不好。我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在和平时期长大，长官，父亲母亲都健在，能好好照顾他。少校，我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虽然这权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 不管肯尼思·霍索恩说的故事多么难以置信，史迈利接下来的任务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哪怕是坏人——失去洗脱罪名的机会。当时的圆场尚不具备汇总所有情报员信息的可靠的检索系统，勉强用来充数的系统收集的信息残缺不全，简直有些丢人，而且这种残缺不全常常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相互竞争的各个部门都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掌握的资源，一有机会就会从其他部门去偷点过来。 没错，老人说的故事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地方。用纯粹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故事简直是匪夷所思。举个例子，一群秘密间谍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宴会，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需者方知”规定。不过史迈利很清楚，在这个由非正规人员组成的毫无秩序可言的世界里，比这更糟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他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口舌，才得出了让自己心安的结论：肯·霍索恩根本就没干过我们这一行。他不是指挥者，不属于点路灯组，不属于剥头皮组，也不是信号员；间谍职业中其他行当的人喜欢拿来自我标榜的所有名字，也都和他沾不上边。 史迈利查完非正规人员的情况之后，又去查了军方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和皇家警察部队，这些机构都有可能雇用——也许他们雇人的标准比那孩子说的标准还要低得多——像肯·霍索恩这样暴虐的罪犯。 最起码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孩子的犯罪记录简直是个噩梦。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的犯罪记录比他更频繁、更残忍。史迈利一遍又一遍地核查那个孩子的经历，从孩提时代到青少年，1946年生于福克斯通的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干尽了坏事，从偷鸡摸狗到恶意伤害，他简直是无所不为。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史迈利似乎还不愿意承认他脑子里其实早就已经明白了的事情。无论出于何种令人伤感的原因，肯尼思·霍索恩确实就是一个无可救药、作恶成性的罪犯。他死在了其他犯人的手下，这也是他罪有应得。他的过去已经盖棺定论，他编造出为某个神秘的英国情报部门效力的英雄事迹，也只不过是他抢掉父亲风头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个家伙一辈子都想和经历辉煌的父亲比个高低。 那已经是仲冬时节。在一个阴冷灰暗、雨雪交加的夜晚，老军人穿过整个伦敦市，来到了白厅那一间空荡荡的会见室。当时白厅附近的照明还很少，尽管早已刀枪入库，看起来仍然像是一座战争时期的要塞。这地方充斥着军营的肃杀气息，无情而威严；人们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窗户都是黑洞洞的，很少有人走动，即使有也是步履匆匆，互相回避着眼神。记住，史迈利也参加过战争，虽说他的战场是在德国的后方。我似乎能听到阿拉丁牌煤油炉发出的噗噗声，那是情报部很不情愿地配发的设备，因为国防部装的暖气片供热不足。那声音听着就像是一只冻僵的手在操作无线电发报机。 霍索恩不是一个人来听诺丁汉少校的答复的。老军人把妻子也带来了，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她的长相，因为史迈利在日志上作过记录，他没描述出的部分我早都可以想象出来。 她病怏怏的，身材有点走样，穿着礼拜日最体面的衣服。她别着一枚胸针，样式是她丈夫所在团的徽章。史迈利请她坐下，可是她宁愿挽着丈夫的胳膊。史迈利隔着桌子站在他们对面，就是同一张烧焦发黄的桌子，被流放的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我看见他几乎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短粗的手指微微弯曲着贴在裤缝上，这是标准的军人站姿。 他没理会霍索恩太太，而是朝着老军人开了腔，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士官长，我对你根本没什么可说的，明白吗？” “明白，先生。”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的儿子，明白吗？肯尼思·霍索恩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的同事们也一样。” “明白，先生。”老人的眼神始终注视着史迈利的头顶上方，就像在阅兵场上一样。但他妻子的双眼却一直严厉地盯着史迈利的眼睛，虽说她发觉要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盯住史迈利的眼睛并不容易。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英国政府的任何部门工作过，不管是秘密部门还是其他部门。他这辈子就是个惯犯。其他什么都没干过。他什么都不是。” “明白，先生。” “我坚决否认他曾在皇家情报部门当过秘密间谍。” “明白，先生。” “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不会给你任何解释，你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我，别人也不会在这栋楼里接待你，你明白吗？” “明白，先生。” “最后一点，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今天的事，无论你多么为儿子感到骄傲，明白吗？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必须受到保护，明白吗？” “是的，先生。我明白，先生。” 史迈利拉开我们桌子的抽屉，拿出那个小小的卡地亚红色珠宝盒，递给老人。“我碰巧在保险柜里找到了这样东西。”他说。 老头看都没看一眼就把小盒递给了妻子。妻子伸出稳稳当当的手指，用力把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精美的金质袖扣，边缘处装点着一朵并不起眼的英国玫瑰，是手工雕刻而成的，制作极为精湛。她丈夫还是没有去看。也许他不需要再看了，也许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妻子关好盒子，打开磨损的手提包上的搭扣，把盒子放了进去。然后她又“啪”地一声扣好搭扣，声音之大简直像是在给儿子的墓穴合上盖板。我听过录音带，那盘带子很快也要被销毁了。 老人还是一句话都没说。他们离开时自豪极了，都顾不上再理会史迈利。 你会问，那对袖扣到底是怎么回事？史迈利是从哪儿弄到的？我的答案并不是从909房间发黄的记录中找到的，而是来自安恩·史迈利本人。事情非常凑巧，有一天晚上我和她碰巧都受邀去了康沃尔索尔塔什附近的一座非常壮观的城堡。安恩是一个人去的，她的仪态很端庄。梅布尔去参加高尔夫锦标赛了。那时候比尔·海顿的事已经过了很久，但史迈利还是无法容忍安恩接近他。晚宴结束后，客人们三五成群地聊着天，不过安恩一直离我不远，我想她这是想找一找待在史迈利身边的感觉。我有点出于直觉地问她，有没有送过史迈利一对袖扣。安恩独自一人的时候总是最美丽的。 “哦，是那个啊，”她说道，似乎都记不清了，“你说的是他送给老头儿的那对袖扣。” 安恩说，那是她在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送给史迈利的礼物。在她和比尔搞出风流事之后，史迈利觉得应该把这礼物派上更好的用场。 可是，乔治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不明白。 一开始答案似乎非常清楚。这就是史迈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冷酷的老战士原来有一副软心肠。 关于史迈利的许多疑问都是这样——也许是吧。 会不会是因为他想报复安恩？或是为了报复圆场？圆场是史迈利的另一个无情无义的爱人，当时五楼已经将他拒之门外。 渐渐地，我形成了另一个略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我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史迈利本人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聆听着那位老战士的讲述，史迈利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情报部能够真正对真正的人有一点帮助。这一回，神秘的间谍工作总算可以不被用来掩饰无能或是背叛，而是可以让一对老夫妇留住自己的梦想。这一回，史迈利总算可以正视一次情报行动并且信心十足地说，行动取得了成功。 11 “有些讯问啊，”史迈利凝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讯问，而是备受摧残的灵魂在相互交流。” 史迈利说的是他对莫斯科中心代号“卡拉”的间谍大师的盘问，此人向我们投诚就是他促成的。但对我而言，他说的却是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据我所知，史迈利从没听说过弗雷温的事。 告发弗雷温是苏联间谍的信，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个星期五从伦敦西南一区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总部档案室拆开了这封信，当班的档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标注了“HIP 157阅”几个字。“HIP”这个令人不快的缩略语指的是“讯问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来，打头的字母“H”应该换成“R”——“你就在讯问处好好安息吧。”当天五点钟，总部的绿色厢式车才在诺森伯兰大道卸下没几封信的邮件包，讯问处对这种姗姗来迟的烦人事往往会置之不理，搁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不过我正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况且手头也没别的事可做，便立刻打开了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描图纸片和信别在一起，纸片上都用铅笔注了字。总部写给讯问处的字条向来有种对白痴下达指示的意味。一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C.弗雷温即为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外交部译码员……”后面是弗雷温正面议决记录的索引号和个人档案编号，这等于是在大费周章地告诉我，档案中没有任何对此人不利的记录。第二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S.莫德里安即为谢尔盖·莫德里安”，后面又跟着一连串档案索引号，不过我根本没去理会。在苏联处干过五年之后，对我来说谢尔盖·莫德里安就是谢尔盖，其他人对他也同样熟悉：老伙计谢尔盖，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莫斯科中心设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常驻站里配了一大帮工作人员，谢尔盖在其中可是个顶尖人物。 就算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犹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谢尔盖的名字也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里写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不过我当时可是在主场。 寄：伦敦西南区唐宁街 外交部安全局局长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让您知悉，外交部译码员C.弗雷温（此人长期、经常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最近四年来，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第一秘书S.莫德里安保持着秘密联系，而且没有在年度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这一情况。两人之间传递过秘密材料。莫德里安先生的行踪现无法查实，因近期他已被召回苏联。弗雷温现仍居于萨顿区比弗大道的栗树街，莫德里安至少曾去其家造访过一次。C.弗雷温现在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您真诚的，A.帕特里奥158 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普通的白色A4纸，没有水印。信上写有日期、标点符号使用过多、拼写准确无误，信纸叠得非常工整。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从来都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在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喝过两杯威士忌就晃悠到总部，签名登记进了档案室的调阅室，调出了文件。第二天早晨十点的接待时间，我坐到了伯尔的等候室里，先是把自己名字的拼写告诉了伯尔那位圆滑的私人秘书，此君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是谁。莫斯科站的布罗克排在我前面。喊到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俩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板球，硬是没提到布罗克曾在苏联处为我工作过的事，况且他最后经手的就是巴雷的案子。几分钟之后，彼得·吉勒姆抱着一大堆文件晃了进来，看样子是宿醉未醒。他最近当上了伯尔秘书处的处长。 “在你前头插个队不介意吧，老伙计？十万火急地传我来见他。看样子那家伙是希望我连睡觉时也加班干活。你碰到什么问题啦？” “麻风病。”我说。 情报部里的大人物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籍籍无名，这速度除了莫斯科之外恐怕没有哪儿能比得上。巴雷·布莱尔的叛变引发了一系列动荡，即便是伯尔的前任克莱夫那么精明的人物，也没能在五楼滑溜溜的甲板上站稳脚跟。据最新消息，克莱夫正在赶赴圭亚那担任当地站长的途中，在那个地方任职倒是很有益健康。经过历次风波仍旧岿然不动的，似乎只有我们那位畏畏缩缩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就在我走进伯尔光可鉴人的办公套间时，帕尔弗里从另一扇门里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不过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只好冲着我投来一个狂乱的笑容。近来他蓄起了小胡子，想让自己的模样显得更正派些。 “内德！太好了！哪天咱们一定得一起吃顿午餐。”他气喘吁吁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接着就消失到水线以下去了。 恰如他时髦的办公室，伯尔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物。他是从哪里调来的，对我来说是个谜，不过那时我毕竟已不再是圈内人物。有人告诉我他原来是做广告的，另一个人说他来自伦敦市政府，还有人说他来自法律学院。讯问组收发室的一个聪明人跟我说，伯尔根本就没什么来历：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浑身散发着须后水和权力的气息，身着两件套的蓝色商务西服，脚蹬一双别致的侧搭扣式黑皮鞋。他是个大块头，步态飘忽不定，而且年轻得出奇。一握住他软乎乎的手，你马上就会减掉几分力气，生怕会把那手捏出印子来。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弗雷温的档案，封面上别着我做的不算严谨的摘录——是昨天深夜写出来的。 “信是什么人寄的？”没等我落座，他就用干巴巴的英格兰北部口音问道。 “我不知道。信中对情况了解得很透。不论是什么人写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课。” “说不定是弗雷温最要好的朋友。”照伯尔说话的口气，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 “他信中有关莫德里安的日期都对，弗雷温的权限也没错，”我说道，“他了解正面议决的程序。” “但还算不上什么大师杰作，对不对？如果是内部人干的，这还不够完美。很可能是个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料到自己会遭遇这种连珠炮式的发问。在讯问处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被别人催着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来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查呢？” “这种事超出了讯问处通常的职责范围。弗雷温的权限高得吓人。他的部门负责处理白厅某些最为敏感的电讯往来。我本以为你会把这事转给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应该直接由他们进行安全质询。” “这是我们的情报，我们管的人，我们的信。”伯尔反驳道，他的率直倒是让我心头一热，“让他们见鬼去吧。等我们弄清情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处理。公园对面的那帮死板家伙整天就想着做成铁板钉钉的起诉，再搞一大堆勋章来分分。我可是在为市场收集情报。如果弗雷温变节了，说不定我们可以让他继续干，然后把他策反过来。说不定他还能让我们接触到莫斯科那边的莫德里安老兄。谁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帮大师不知道，这是肯定的。”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把案子交给苏联处去处理。”我固执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本以为在伯尔眼中我肯定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因为他这种年纪的人会觉得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似乎是在问我的意见，让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应该指望我。 “讯问处没有参与情报行动的职能，”我解释说，“我们管着一间打掩护的办公室，倾听孤独的人们倒苦水。我们没有权限开展秘密调查或是指挥情报员，也没有被授权去追查像弗雷温这样能接触高层机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电话窃听，对不对？” “你要是给我授权，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监视组介绍情况，对不对？他们说你以前在监视组干过几次。” “那也得你亲自授权才行。” “就当我授权给你了呢？讯问处也有权进行有关资格审查的质询。你可以假装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长这个，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一件跟审查有关的事，对不对？弗雷温也该轮到一次附加调查了，对不对？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议决的时候，讯问处要调查的所有情况必须事先报国家安全局审批。” “就当他们已经批过了。” “我不能这么干，除非拿到书面的许可。” “嗨，你当然能了。你又不是情报部里那帮没用的老家伙。你可是了不起的内德啊。你打破的规矩多得很哪，对不对？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况且你也认识莫德里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过一次饭，打过一次壁球。这算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的壁球？” “在兰斯顿160。” “你们俩怎么一起打球去了？” “当时已正式宣布，莫德里安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的联络员。我想就巴雷·布莱尔的事跟他谈一笔交易。人员交换。” “怎么没谈成呢？” “巴雷不肯跟我们配合。他自己去谈了交易。他想要的是他的姑娘，不是我们。” “他的球打得怎么样？” “挺狡猾。” “那你打赢他了吗？” “赢了。” 伯尔自己打住了一连串的问话，仔细打量着我。我感觉就像是被一个巨大的婴儿盯着。“这件事你能处理得了，对不对？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吧？你那个时候可干过不少好事。你也是个有感情的人，在我看来，咱们这个机构里有些娘娘腔的家伙可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没有回答。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作答。他厚厚的嘴唇翕动着，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 “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年头谁还相信婚姻那玩意儿？”他说道，他那懒洋洋的地方口音变得更重了，仿佛是彻底抛掉了束缚，“你要是想跟那姑娘一起过，我就建议你这么干。我们已经查过她的底细了，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不是扔炸弹的，不是什么组织的秘密支持者，也不是吸毒鬼，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她是个好姑娘，生活方式也挺好，你这家伙还真走运。这件事你到底是想接还是不想接？” 一时间我竟然说不出话来。伯尔知道我跟萨莉的风流韵事，这没什么奇怪的。在我们的世界里，像这样的事你得自己写到报告里去，要不然报告就会找你的麻烦。我已经硬着头皮主动向人事组的头儿做了汇报。让我哑口无言的并不是伯尔已经知情，而是他有本事让人感到亲近，能那么快地深入我的内心。 “只要你肯罩着我，给我提供资源，我当然就会接。”我说道。 “那就开始干吧。随时向我汇报，不过也别没事总汇报——别跟我胡扯，有什么坏消息一定要直接告诉我。他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咱们的这位西里尔。我敢说，你肯定看过罗伯特·穆齐尔161的书，对不对？” “恐怕没看过。” 他拽出了弗雷温的档案。我用“拽”这个字，是因为他那双面团似的手上看不出一丁点儿做过事的痕迹：现在我们要来瞧瞧这双手该怎么搞开这份档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双手要怎么对付这个叫铅笔的奇怪玩意儿。 “他没有任何嗜好，除了音乐之外没有什么固定的兴趣，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没有父母，没有经济顾虑，连古怪的性偏好都没有，可怜的家伙！”伯尔喟叹着翻到了档案的另一部分。他怎么有时间去看档案的？我在心里自问。估计是在凌晨的时候。“还有，像你这样经历丰富的人，整天干的事就是去对付现代文明和文明造成的种种不满，不学习点罗伯特·穆齐尔的智慧怎么行？这个问题有空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好好回答。”他舔了舔大拇指，翻到下一页。“有五个。”他说。 “他不是独生子么？” “不是说他的兄弟姐妹，你这个傻瓜，是他的同事。弗雷温那个沉闷无聊的译码员办公室里有五个工作人员，他是其中之一。他们干的活都一样，级别都一样，上班时间都一样，脑袋里转的下流念头也一样。”伯尔直直地盯着我，之前他还没这样干过，“如果真是他干的，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写信的人没说。这一点挺奇怪。他们通常都会说的。也许是出于厌倦——这个动机怎么样？厌倦和贪婪，如今就只剩下这两样动机了。还有报复，报复是永恒不变的。”他又低下头看档案，“只有西里尔一个人没结婚，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同性恋，你是同性恋。我们全都是同性恋。问题是最后到底是哪一部分自我占上风。他没头发，看到了吧？”他冲着我晃了晃弗雷温的照片就继续往下说了，我只瞥到了一眼。他的精力充沛得吓人。“不过秃头也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得说，就跟结婚一样。这个我应该知道，我都结过三次婚了，还没算完。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告发材料，对不对？所以才让你到这儿来。那封信说到了点子上。你该不会觉得信是莫德里安写的吧，啊？” “他干吗要写信？” “是我在问你，内德，别跟我耍花招。恶毒的想法才能让我继续下去。说不定莫德里安觉得自己要回莫斯科了，想在身后制造点小混乱。莫德里安可是一只专搞阴谋诡计的小猴子，他要是动起脑筋就是这样。他的档案我也看过了。” 什么时候看的？我又想道。你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伯尔的思路跳来跳去，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抛给我，看看我会作何反应。等到我终于精疲力尽地回到等候室，迎面又撞上了彼得·吉勒姆。 “见鬼，伦纳德·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道，还觉得有点头晕眼花。 彼得见我竟然不知道，显得很吃惊。“伯尔？我亲爱的老伙计，伦纳德多年来一直是史迈利的王储啊。乔治当年在万灵节162的时候救了他，要不然他可是生不如死。” 至于萨莉，我当时的婚外女友，我该跟你说些什么呢？她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这一点打动了我心灵深处的囚徒。莫妮卡也被关在困着我的高墙之内。莫妮卡是情报部的人，她和我都受着同一套规矩的束缚，因此我们俩就被捆在了一起，也可以说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对萨莉而言，我只是个人到中年的公务员，都已经忘掉了人活着该去找点乐趣。她是个设计师，有时会去跳跳舞，最爱的是戏剧，在她看来除了这几样东西之外，人生都是不真实的。她个子高挑，肤色白皙，相当聪明，有时候我觉得她肯定是让我想起了斯黛芬妮。 “跟你见面啊，长官？”戈斯特在电话里叫了起来，“对我们的西里尔进行附加调查？当然可以了，长官！”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晤室里见了面。我的身份是约克上尉，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普通审查官，前来进行逐一调查。戈斯特是弗雷温所在的译码部的主管，人们说起那个部门更爱用它的绰号“水槽”。戈斯特是个好色之徒，穿着一身活像教区执事的西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满脸假笑，胳膊肘往外撇着，小嘴巴像虫子似的动来动去。坐下来的时候，他把外套的下摆往后撩了撩，好像是要把屁股露出来。接着他像歌舞团女郎似的劈出一条丰满的大腿，再充满暗示意味地架到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都这么称呼弗雷温先生，”他轻松愉快地说道，“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毫无疑问的处男。审查结果就是这样的。”他从十支装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垛了一下，然后在百忙中用舌头舔了舔。“音乐是他唯一的爱好。特别喜欢歌剧。经常去看歌剧，跟钟表一样准时。我对歌剧可不感兴趣，弄不清那到底是演戏的在唱歌呢，还是唱歌的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能闻到他呼吸里带着中午吃饭时喝的啤酒味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冲着我尖叫的时候。”他朝后一仰头，吐出几个烟圈，还有滋有味地咂摸着，仿佛这些烟圈就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问一问，弗雷温最近和别的同事相处得怎么样？”我翻了一页笔记本，像个尽责的审查老手似的问道。 “好得很啊，长官。非常融洽。” “档案员、登记员、秘书——他跟这些人没什么问题吧？” “一点都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吗？” “都在一间大办公室。我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纯粹是有名无实的。” “有人跟我说，西里尔有点儿讨厌女人。”我试探地说道。 戈斯特尖声笑了起来。“西里尔？讨厌女人？胡说八道。他简直恨透了那几个姑娘。他根本就不和她们说话，除了道声‘早上好’。连平安夜聚会他都不肯来，生怕跟哪个姑娘一起站到槲寄生的底下，这样他就得亲她们了。”他换了个跷腿的姿势，这表示他决定要发表一番声明，“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圣人’西里尔——是一位作风老派的职员，他为人非常可靠，极有责任心，彻底秃顶，乏味得让人难以置信。‘圣人’西里尔虽说谨小慎微得过了头，在我看来他也已经干到头了，无论是从专业还是职业的角度而言。‘圣人’西里尔是个死心眼。‘圣人’西里尔做的都是些千篇一律的事，百分之百。阿门。” “政治上呢？” “我的部门里没人谈论政治，谢谢。” “他工作时不偷懒吧？” “我这么说过吗，先生？” “没有。恰恰相反，我得引用档案里的话：需要加班的时候，西里尔总会卷起袖子，吃午饭的时候也待在办公室干活，晚上也干，等等。现在还是这样的，对吧？他的工作激情没有减退吧？” “西里尔什么时候加班都行，这让那些要回家照顾老婆孩子或是其他什么重要人物的同事很高兴。他愿意一早来加班，吃午饭时加班，晚上值班也没问题，当然了，除非晚上有歌剧。西里尔从来不计较得失。最近嘛，我得承认，他有点不太愿意牺牲自己了，不过这肯定只是暂时的，服务暂停一下嘛。我们的西里尔也有点小脾气。谁没有点脾气啊，先生？” “所以你是说他最近有点懈怠？” “工作上没有，工作他从来都没懈怠过。西里尔是个彻底的工作狂，一向都是这样。只不过是不太愿意被活得更有人味儿的同事们利用罢了。最近一到五点半，‘圣人’西里尔就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回家去了。比如说，他不再主动提出给最后一班的人替班，不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到九点钟再锁门，以前他一直这样。” “这种习惯上的改变，你记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提问时尽可能显得兴趣索然，同时又规规矩矩地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 奇怪的是，戈斯特竟然记得这个日子。他噘起嘴唇，又皱起了眉头。他挑起女里女气的眉毛，下巴缩到脏兮兮的衬衣领子上，摆足了正在努力思考的架势。最后他总算想起来了。“西里尔·弗雷温最后一次替伯顿那小家伙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163。我有记录的，你知道。安全起见。我的记忆力也很不错，这事我一般不太愿意表现出来。” 我心下暗暗称奇，不过并不是因为戈斯特。我心想，莫德里安离开伦敦返回莫斯科的三天之后，西里尔·弗雷温就不再加晚班了。我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急着要问出口。“水槽”里配备了电动打字机么？译码员可不可以用？戈斯特呢？不过我担心这么问会引起他的怀疑。 “你刚才提到他特别喜欢歌剧，”我说，“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 “这我没法说，因为我们拿不到事无巨细的活动记录，也不要求大家事事都报告。不过每逢要看歌剧的那天，他上班时要么是把无尾礼服装在手提箱里带着，要么就穿一套熨过的深色西服来。他也确实会表现得比较兴奋——要我说就是一种情绪高涨而又颇为克制的状态，这有点像人们心怀其他期待时的感觉，至于期待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不过他应该有固定的座位吧，比方说，订下的座位？这只不过是为了记录。就像你说的，西里尔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方式。” “先生，我好像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哎，我跟歌剧这玩意可没什么缘分。你在他的表格里填上‘歌剧爱好者’，消遣方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你。我会的。”我又翻过了一页，“你真的想不起来他有没有仇人？”我问道，手中的铅笔悬在笔记本的上方。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的劲儿慢慢过去了。“上尉，西里尔总是被人嘲笑，这一点我承认。但他对于这些嘲笑表现得很大度。西里尔并不招人讨厌。” “打个比方，没有人会说他的坏话喽？” “我想不出有任何原因会让哪个人去说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坏话。当英国公务员的人也许会有点闷闷不乐，但绝对不至于心怀恶意。西里尔尽职尽责，我们也都一样。我们是一个快乐的集体。这一点你尽可以写在记录里，我不会介意的。” “据我所知，他今年好像是到萨尔茨堡过的圣诞节。去年也是，对不对？” “没错。西里尔总是在圣诞节期间休假。去萨尔茨堡，听音乐。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都不会对‘水槽’里的任何人让步。有几个年轻人还想抱怨来着，但我不让他们这么干。‘西里尔会在别的方面给你们补偿的，’我跟他们说，‘西里尔的资格比你们老，他就爱去萨尔茨堡听听音乐。他有点小脾气，以后也只能这样了。’” “去之前他有没有留下休假期间的地址？” 戈斯特不知道，但在我的要求下他给人事部门打了个电话，问到了西里尔的地址。是同一家旅馆，过去四年里一直如此。西里尔和莫德里安接触也有四年了，我想起了那封信。四年去萨尔茨堡，四年跟莫德里安，到头来却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他有没有带朋友一起去？这你知道吗？” “西里尔这辈子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长官，”戈斯特打了个哈欠，“至少没有哪个朋友他度假时会带着一起去，这是肯定的。下次咱们是不是一起吃个午饭？有人跟我说你们的报销额度可不小，就看你们肯不肯招待了。” “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说起过到萨尔茨堡旅行的事？旅途有什么乐趣、听过哪些音乐——他说过这些吗？”我心想，多亏了萨莉，我才知道人活着本该去享受乐趣。 戈斯特装模作样地思考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先生，就算西里尔有过什么乐趣，那也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事。”说完他最后又假笑了一次。 这根本不是萨莉说的乐趣。 我从讯问处的办公室里约了一条打给维也纳的安全线路，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电话。凭着无穷无尽的生存智慧，最近托比又被提拔为维也纳站的站长。 “托比，想让你帮个忙，查查萨尔茨堡的白玫瑰旅馆。有位名叫西里尔·弗雷温的英国国民，最近四年来的圣诞节都住在那儿。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住了多久，以前有没有在那儿住过，跟谁在一起，花了多少钱，在做些什么。音乐会门票、短途旅行、女人、男宠、庆祝活动——所有你能搞到的情况。不过无论你怎么查，都别引起当地人的怀疑。扮成离婚调查员好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不出所料，托比表现得很震惊。“内德，你听我说，内德，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嘛。我在维也纳啊，知道吧？萨尔茨堡简直就像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这座城市跟蜂房一样忙碌。我需要更多的人手，内德。你一定得告诉伯尔。他不知道这儿的压力有多大。再帮我弄两个人来，我们就一切听你调遣，没问题。对不起啦。” 他说得一个星期。我说三天。他说他会尽力去查，这我相信。他说听到传言说我跟梅布尔分手了。我说没那回事。 我一直记得，监视组的人向来最喜欢待在靠近公交线路或机场的危房里。蒙蒂给自己的指挥部挑的房子是男爵府里的一栋爱德华式宅邸，这个选择有点不同寻常。大厅里铺着瓷砖，气势宏伟的石砌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穿过五个逼仄的楼层之后直通向镶有彩色玻璃的天窗。我沿着楼梯往上走的时候，只见一扇扇房门像法国闹剧似的开开关关，蒙蒂那些奇怪的手下一个个衣衫不整，在更衣室、咖啡室和简报室之间匆匆来去，对我这个陌生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走进阁楼，这里以前是一位画家的画室。不知哪儿有四个女人在吵吵嚷嚷地打着乒乓球。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有两个男声一边冲澡一边唱着布莱克的《耶路撒冷》164。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蒙蒂了，不过虽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也已被提拔为监视组的组长，但他一点都不显老。只不过是多了几根白头发，瘦削的脸颊显得越发棱角分明。他天生不爱说话，有一阵子我们就那么坐着，小口喝着茶。 “那咱们来说说弗雷温吧。”他总算开了口。 “嗯，弗雷温。”我说。 像神枪手一样，蒙蒂也有本事让自己的领地保持清净。“弗雷温这家伙很有意思，内德。他不正常。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是吧？不知道对西里尔来说正常是什么样，除了你道听途说的一些情况。邮差、送奶工、邻居，就是通常的那些人。你都不知道，不管什么人都会跟擦窗户的清洁工聊天。或者是跟一个拿着接线盒迷了路的电信局工程师。不过，我们才跟了他两天。” 跟蒙蒂在一起时如果碰到他这么说话，你就得支起耳朵仔细听，耐心等。 “当然，还有晚上，”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把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怎么睡觉，这是肯定的。老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从他的窗户上就能看出来，还有早晨的茶杯。还听音乐。有个邻居想找他抱怨几句。她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不过这一回她可能会去。‘他到底是怎么了？’那个邻居说，‘吃早餐时听亨德尔165是一回事，但凌晨三点也听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以为他是到更年期了。她说男人到他这个岁数就会这样，跟女人一样。这我们哪知道啊，对吧？” 我咧嘴一笑，继续耐心等待。“不过那位邻居知道，”蒙蒂若有所思地说，“她的老头子跟一个综合学校的代课女老师跑了。她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他找回来。我们派去查水表的那个帅小伙差点被她强奸了。哎——梅布尔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不知道蒙蒂是否也听到了传言。不过转念一想，他要是听说了就不会问我。 “挺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坐火车时总会带一份报纸。是《电讯报》，要是你想问的话。西里尔不支持工党——他说那帮人太普通。可是他现在再也不买报纸了。他就那么坐着。坐在那儿瞪着眼发愣。别的什么都不干。昨天火车到维多利亚站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只好轻轻推了他一下。他好像在做白日梦。昨晚回家的路上，他在手提包上打着拍子，敲出了一整部歌剧的曲谱。南希说那是维瓦尔第166的作品。我估计她是知道的。还记得保罗·斯科迪诺吧？” 我说记得。说话爱跑题也是蒙蒂的特点之一。比如说，“梅布尔怎么样啊？” “保罗找了一家银行的麻烦，在巴巴多斯被判了七年。他们到底是怎么了，内德？干监视的时候他从来没出过一次差错。从不迟到，花钱时从不做手脚，记性好，眼睛管用，鼻子也灵光。入室盗窃我们可干过许多次。伦敦、伦敦附近的各个郡、中部地区、民权人士、裁军派、政党里的家伙、不规矩的外交人员——我们全都偷过。保罗什么时候被发现过？一次都没有。一转到私人行业做事，他就变得笨手笨脚，还在酒吧里跟隔壁的小伙子吹牛。我觉得他们是希望被抓住，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隐姓埋名了许多年，如今想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之外西里尔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音机。他特别喜欢他那台收音机。注意，只能接收，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的收音机是听音乐会用的，是德国产的高级货，频率调节做得很精细，喇叭也大。他不是在本地买的，后来机器出毛病的时候，本地的商店只好把它送到威斯巴登167去修，花了三个月时间，也费了不少钱。他不开车，也不喜欢车。每个星期六上午他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除了到奥地利过圣诞节以外，他平时总爱窝在家里。没养宠物，他不愿跟动物住在一起。娱乐嘛，就别提了。没人来他家做客，没人寄宿，除了账单之外没有别的邮件，所有的账单都准时支付。不投票、不去教堂，家里连电视都没有。西里尔的清洁女工说他经常看书，都是些大部头。她一个星期只来一次，通常西里尔都不在家。不过我们不敢太接近她。对她来说，任何比学《圣经》的小册子大的书都算是大部头。他的电话账单不算很贵，在一个建筑协会里存着六千镑，房子是自己的，银行账户管得很不错，余额总是在六百到一千四之间波动，除了圣诞节期间——那时候他要出去度假，余额会下降到两百镑左右。” 蒙蒂对礼仪的重视让我们的谈话又兜了个圈子，这一回聊的是孩子的事情。我跟他说，我的儿子阿德里安刚刚获得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蒂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蒙蒂唯一的儿子刚刚以高分通过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莫德里安，”这些客套话再一次结束的时候我说道，“谢尔盖·莫德里安。” “内德，这位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都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踪他。当然了，除了圣诞节，那时候他得回国休假……嗨呀！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他们俩都是圣诞节的时候休假？” “我想过这个。”我说。 “我们甚至都用不着跟莫德里安假装，过了一段时间，你也就没法再装了。哎，不过他真是一条滑不留手的鳗鱼。有时候我都恨不得痛打他一顿，真的。保罗·斯科迪诺有一次被莫德里安气得够呛，把他停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外面的车轮胎放了气，当时他正在博物馆里检查一个情报投放点。这事我一直都没向上头汇报，实在是不忍心。” “如果我说莫德里安也是个歌剧爱好者，这应该没错吧，蒙蒂？” 蒙蒂的眼睛瞪得溜圆。我难得见到他吃惊一回，觉得挺高兴。 “我的天哪，内德，”他大声说道，“天哪，天哪。你说得没错。谢尔盖是科文特花园168的常客——他当然会常去啊，西里尔也一样。 我们跟着谢尔盖去过那地方，然后又跟着他回来——哦，都有十几次了。他满可以坐出租车去，要是他有点同情心的话，可是他从来都不这么干。他就喜欢在人流里把我们拖得精疲力尽。” “要是我们能查出他去看过哪些演出、坐在什么位置上——要是你能弄到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弗雷温看歌剧的情况比对一下。” 蒙蒂陷入了一阵戏剧性的沉默。他皱起眉毛，接着又挠了挠头。“内德，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轻松了？”他问道，“要是一切都能以完美的模式吻合起来，我反而会起疑心。你呢？” “我才不会把自己弄到你的模式里去呢，”前一天晚上萨莉这么对我说，“模式就是要去打破的。” “他还唱歌，内德，”玛丽·拉塞尔斯一边把我送的白色郁金香插进泡菜坛，一边嘟哝着说，“他总在唱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觉得他是入错了行。” 玛丽跟夜班护士一样面色苍白，而且同样尽职尽责。她不施脂粉的脸颊和清亮的双眼都透着美德的光芒。玛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一缕白发，仿佛是青年守寡的标志。 在组成情报界上层社会的众多行当里，没有任何一个行当需要像监听组的女士们那样全心投入。男人们不擅长干这个。只有女人才能以如此的热情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周围到处是一根根灰色的电缆和一排排苏式磁带录音机，她们占据的地下世界之中全都是些从不露面的生命，而她们对这些人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或是亲人。她们从来都看不到自己的猎物，不会跟他们见面，不会触摸到他们，或是和他们同床共枕。然而，她们却把自己的全部个性投入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中。通过窃听器和电话线路，她们能听到猎物们在甜言蜜语，啜泣，抽烟，吃东西，争吵，交合。她们能听到他们在做饭，打嗝，打鼾，烦心。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猎物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也不在意他们看电视的品味。到了今天，她们甚至能跟着猎物们一起坐车出去，和他们一起去购物，跟他们一起坐在咖啡馆或是宾果游戏厅里。她们是这个行当里秘而不宣的分享者。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自己也戴上一副，叠起双手垫在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雷温的声音，他正在给自己唱《图兰朵》中的一个选段，玛丽·拉塞尔斯闭着眼睛露出了笑意，听得入了迷。他的声音很醇厚，我这双没经过训练的耳朵觉得很好听，玛丽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坐直了身子。歌唱声停止了。我听到背景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两个人是谁？” “是他的老师，亲爱的。莫斯科电台的奥尔加和鲍里斯，每周五天，六点整播出。这是昨天早晨的节目。” “你是说西里尔在自学俄语？” “嗯，他是在听俄语，亲爱的。至于他那个小脑袋瓜能学进去多少，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每天早晨六点整，西里尔都会听奥尔加和鲍里斯的节目。今天他们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他们在古姆169购物来着。” 我听到弗雷温洗澡时喃喃自语地不知说着什么，听到他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还大喊着“妈妈”。她叫埃拉·弗雷温，我记得。已故，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母亲，详情参见其个人档案。我始终都没弄明白，档案室在调查间谍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非得给他们已故的亲属建立个人档案。 我听到西里尔在跟英国电信局工程部的人争吵，他刚才老老实实地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接通他们的分机。他的声音显得很急躁，用了许多不该用的重音。 “好吧，下回你们打算到我这儿来检测电话线路故障的时候，麻烦事先通知一下我这个用户，不要趁着我的清洁女工刚好在家时就闯进来，还弄得地毯上全是电线线头，厨房的地板上到处是靴子印，我将会万分感激……” 我听到他给科文特花园歌剧院打电话，说他这个星期五不能来取预订的门票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很可怜。他解释说自己生病了。电话另一头那位好心的女士说，最近是有好多人生病。 我听到他跟肉店老板说我会去拜访他，外交部人事局把会面安排在明天，地点就在他家里。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雷温。早上好。星期六我不能到你店里来了，因为我得在家里开个会。如果你星期五晚上回家路过我这儿时能捎四块上好的羊排来，我将会非常地感激。这样方便吗，斯蒂尔先生？再捎上一罐你们预先调好的薄荷调味汁。不用，红醋栗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你。账单也请你一并带过来吧，好不好？” 在我过于敏感的耳朵听来，他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准备弃船逃生。 “我再听听工程部的那一段，玛丽。”我说。又听了两遍弗雷温向英国电信局投诉时的固执语调，我心不在焉地亲了亲玛丽，走出地下室来到傍晚的户外。萨莉跟我说过，“来我这儿吧。”但我实在没心情整晚上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边听着我私底下很讨厌的音乐。 我回到讯问处。情报部实验室的人已经完成了对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是用一台马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型号多少多少，很可能产自比利时，要么是全新的，要么就很少使用，他们最多也只能提供这些情况。实验室的人认为，如果看到同一台打字机打出的另一份文件，他们就能够识别出来。我能拿到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对新一代打字设备的特点还没有完全摸透。 我给蒙蒂设在男爵府的老巢打了个电话。弗雷温对工程部的投诉还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语气中的停顿就像是硬加进去的逗号；使用了“万分”这个词；习惯使劲读出本来不该重读的单词，以达到刻意强调语气的目的。 “蒙蒂，你的小伙子们在西里尔屋里好心好意维修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那儿是不是放着一台打字机？”我问道。 “没有，内德。他屋里没有打字机——这么说吧，没人看到有打字机。” “他们会不会没发现？” “很有可能，内德。他们只是简单地踩了个点。不能打开桌子或是橱柜，不能拍照，也不能和清洁女工搞得太熟络，要不然她事后该担心了。也就是‘能看到的就看，快进快出，一定要把屋里搞得乱糟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本来想给伯尔打电话，但还是没打。我干过主管情报官员，以往的那种占有欲又占了上风。见鬼去吧，弗雷温的情况我才不会跟任何人分享呢，哪怕是那个委托我去调查他的家伙。上百条迂回曲折的线索纠结在我的脑海里，从莫德里安到戈斯特，再到鲍里斯和奥尔加，从圣诞节到萨尔茨堡，再到萨莉。最后，我给伯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简要介绍了我已经查出的大部分情况，并确认我明天早晨约见弗雷温做例行审查时，会对他“进行第一次侦查”。 回家吗？还是去萨莉那儿？我那时的家是情报部位于圣詹姆斯区170的一所可憎的小公寓，我本该在那儿好好把自己的事想想清楚。不过，任何一个男人要是独自坐着，面对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名画《微笑的骑士》171的复制品，在无拘无束的梦想和种种作茧自缚的执念之间摇摆不定，那时把自己的事情想想清楚恐怕是他最不可能办到的。萨莉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可能跳过墙去追求那种生活了。 于是我还是宁可坐在办公桌前，从保险柜里拿了一瓶威士忌，翻看起莫德里安的档案。那上面说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但我想让他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更鲜明一些。谢尔盖·莫德里安，莫斯科中心忠诚可靠、久经考验的专业人员。这个笑容满面的亚美尼亚人很有魅力，跳起舞来有几分本领，会跟人套近乎，巧舌如簧。我以前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我。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我们对任何人的好感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我们会出于“有魅力”的缘故而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线电话响了。一时间我还以为是萨莉打来的，因为我没理会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了她。结果是托比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是自得。他这个人一向如此。他没提到弗雷温的名字，也没提到萨尔茨堡。我估计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的电话，心里不禁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托比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而且不是他一个人。 “内德吧？你的那个人简直是个笑话。给自己订了一间单人房，要住两周。登记入住之后，先把两周的房费付掉，给旅馆员工发点圣诞礼物，拍拍小孩子的脑袋，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第二天早晨他就不见了，年年都是这样。内德，听到我说话吗？听着，那家伙是个疯子。不往外打电话，吃上一顿饭，喝两杯苹果汁，什么也不解释，叫辆出租车就去火车站了。房间给我留着，别往外租，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也许还得过几天，我也说不准。过了十二天，他回来了，什么也不解释，给员工们再发点小费，大家都高兴坏了。他们称他是‘幽灵’。内德，你可得在伯尔面前说说我的好话。现在你欠我一个人情。告诉他，托比忙得连手指都脱皮了。你是个老牌明星，伯尔这个新手肯定会听你的，说几句好话一点也不费你的事。我这边还需要增加一个人，两个更好。跟他说说。内德，听到了吗？谢谢啦。” 我盯着墙壁，那是一堵我无法逾越的高墙；我盯着莫德里安的档案，想起了蒙蒂那句关于“太轻松”的格言。我突然非常想要萨莉，脑袋里还冒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只要解开了弗雷温的谜团，我就可以把奔向自由的一次次冲动转变成大胆的纵身一跃。不过我刚伸出手去准备给她打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时间一致。”蒙蒂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想法子查到了弗雷温听歌剧的情况。“每次谢尔盖都和西里尔一起。他去听，他也去。他不去，他也不去。现在他根本不去听歌剧了，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明白了？” “座位呢？”我问道。 “当然是一左一右紧挨着，亲爱的。你以为呢？还能是一前一后么？” “谢了，蒙蒂。”我说道。 还需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度过那个漫漫长夜的吗？难道你从没给自己的儿子打过电话，一边听着他令人不快的嘲讽，一边还得在心底提醒自己他是你的孩子？难道你从没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倾吐自己的种种缺陷，却并不知道这些缺陷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从没向情人伸出双手喊着“我爱你”，在她无忧无虑地得到满足的时候，自己却还像是个迷惑的旁观者？这之后你还得再一次离开她，独自走在伦敦的街道上，难道你从没恍然觉得这仿佛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大睁着眼睛躺在那张可恶的单人床上时，难道你从没在清晨的各种声响中分辨出一只喜鹊多愁善感的啼鸣，听得都入了神？ 我九点半时到了弗雷温的家，穿着打扮尽可能显得很无趣。估计也的确是够无趣的，因为哪怕是在我最注意仪表的时候，我的穿着也算不上讲究。不过萨莉却有些骇人听闻的点子，说可以提高我穿衣打扮的品位。我和弗雷温约好了十点钟见面，不过我想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也许事实是，我需要有个人陪我聊聊天。一辆邮递员的厢式车停在街上。建筑公司的一辆带天线的卡车停在厢式车的后面，这说明蒙蒂的人已经就位。 我想不起来当时是几月份了，不过我知道那是在秋天。我的私人生活可谓秋风萧瑟，而那条整洁的死胡同里也秋意正浓，两旁都是些陡直的砖砌房屋。我看见一轮苍白的太阳圆盘似的悬在修剪过的栗子树后面，这条街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直到今天，我的鼻孔里仿佛还能闻到营火和秋日空气的味道，催着我赶紧离开伦敦，离开情报部，到萨莉那儿去，到真正的乡间去。我还记得许多小鸟呼啦啦地从弗雷温家门口的电话线上飞起，它们要飞到更好的地方去。隔壁花园里有只猫用两只后腿直立起来，要去扑一只昏昏欲睡的蝴蝶。 我拨开花园门上的门闩，嘎吱嘎吱地走过整洁的鹅卵石小径，来到七个小矮人居住的半独立式洋房前。房子的玻璃窗上有一个个瓶底形状的圆圈，门廊上方的屋顶上葺着茅草。我伸出手去按门铃，但大门却从我面前飞走了。门上有一道道棱纹，还装饰着假的方头螺栓；门板猛地往后一缩，就像是被街上的炸弹炸了进去，差点把我也吸进铺着瓷砖的黑乎乎的门厅。然后门不动了，弗雷温站在门口，就像是一个秃顶的百夫长，要保卫自己受到威胁的房子。 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出一个头。宽厚的肩膀紧绷着准备承受我的袭击，两眼带着又恨又怕的神情紧盯着我。不过，即使是在初次接触的这一刻，我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任何争斗的意味，只有一种崇高的脆弱感，这感觉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显得很可悲。我走进他的房子，心知自己正在走进一个癫狂的世界。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在绝望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对癫狂的人产生亲近之感。这一点我知道得就更早了。 “是约克上尉吧？好，好啊，欢迎，先生。真是很欢迎。好心的人事局还真提醒我了，说你要来。他们一般不会说的。不过这次他们说了。请进吧。你有你的职责，上尉，我也有我的职责。”他抬起那双潮乎乎的大手要接过我的大衣，不过好像怎么也抓不住。于是他接着往下说，那双手就停留在我的脖子旁边，像是要把我掐死，又像是要拥抱我。“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没有任何恶意。私底下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就像是机场的安保人员，范围都一样嘛。他们要是不搜查我，也就不会去搜查那些坏蛋，对不对？在我看来，这样处理问题是符合逻辑的。” 天知道，他讲出这一套准备得过于充分的说辞时，自以为是在照搬什么人的过时言论，不过这套说辞至少把他从僵立不动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他的双手落到我的大衣上，帮着我脱下衣服。我能感觉到他这么做的时候充满了敬意，仿佛是要揭示什么会让我们俩都感到兴奋的秘密。 “弗雷温先生，这么说你经常坐飞机喽？”我问道。 他用衣钩挂起我的大衣，又把衣钩挂到一个仿制得颇为粗劣的立式衣架上。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根本没理我。我心里想的是他坐飞机到萨尔茨堡的旅行，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也在这么想，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见到我来访而感到紧张，良心发现吐出真相。他领着我朝起居室走去，在那儿我可以借着镶有花式铅条的凸窗透进的光线，好好地打量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摆弄急着招待客人要用到的第二样东西了：一台已经装满的咖啡渗滤壶，只不过还没打开电源——是要加奶、加糖，还是两样都放，上尉？来一块家里做的饼干吧，上尉？ “这真是你自己做的？”我问道，从罐子里摸了一块饼干。 “不管哪个会看书的傻瓜都能做出来。”弗雷温慌里慌张地咧嘴一笑，显得挺得意。我立刻明白戈斯特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了。 “唉，我倒是会看书，但我肯定做不了这个。”我遗憾地摇着头回答说。 “上尉，你的教名是什么？” “内德。”我答道。 “嗯，内德，那是因为你结婚了。你的老婆剥夺了你自己动手的能力。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老婆一进门，独立就没了。我叫西里尔。” 你在回避关于坐飞机旅行的问题，我心想。我没搭理他，我可不能让他这么侵入我的私人领地。 “如果让我来治理这个国家，”弗雷温一边倒咖啡，一边扭过头对我说，“好在我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的声音又带上了跟工程师理论时的那种说教式的节奏——“我会制定一条绝对的法律，规定所有的人不论其肤色、性别或种族，在学校就读期间都应该把厨艺作为一门必修课。” “好主意，”我说着接过一杯咖啡，“非常合理啊。”我自己从黄色的蜂巢形罐子里舀了点糖，那罐子握在弗雷温潮乎乎的手里就像是一枚导弹。他突然转过身面对着我，肩膀、腰和脑袋都一起转了过来。他那双坦诚的眼睛毫无掩饰，没有一点防备，以一种热切而又溺爱的天真眼神向下凝视着我。 “内德，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他轻声问道，脑袋往一边歪着，好显得更亲密些。 “有时打打高尔夫，西里尔。”我撒了谎，“你呢？” “有什么爱好吗，内德？” “呃，休假的时候我偶尔会画点水彩画。”我说道，这又是梅布尔的爱好。 “你开车吧，内德？我估计你们这帮伙计肯定是样样都会，对不对？” “就是辆旧罗孚。” “哪一年产的？该不是老式车吧？一把旧提琴上可是能奏出许多好曲子的，他们都这么说。” 我随口把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年份告诉了他，意识到他的精力还不光呈现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精力弥漫到了他接触到的每一样东西上——比如黄铜马饰的复制品，经他卖力擦拭之后像军帽的帽徽一样闪闪发亮；比如锃亮的护栏、木质地板和餐桌亮闪闪的桌面；比如我此刻坐着老老实实喝着咖啡的这把椅子，扶手都包在亚麻做的护套里，护套熨得平平整整，没一丁点儿污渍，我都不太敢把手往上搁。用不着他说我也知道，不管有没有清洁女工，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亲自打理的，在他没完没了白白消耗着精力的王国里，他就是这些东西的仆人和君主。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内德？” “我？哦，我住在伦敦。” “是哪个位置呢？哪个区？是好地段吗？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只能住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呃，这个情况恐怕我们不便向别人透露。” “你出生在伦敦，对吧？我呢，是在黑斯廷斯172。” “应该算是伦敦的郊区。你知道。在平纳173。” “内德，你一定得保持住你的判断力。得时刻保持着。别让任何人从你那儿把它夺走。它是你干好工作的保证，判断力。记住这一点。会派上用场的。” “谢谢，”我假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会的。” 他的两只眼睛使劲地盯着我。他让我想起了我养的小狗莉齐，她等着我的信号时就是这个样子——眼睛眨也不眨，紧绷着身体准备随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他说，“想不想来个倒数开始？要正式记录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西里尔，红灯亮着呢。’你只要这么说就行。” 我笑着又摇了摇头，仿佛在说他这人实在太逗了。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西里尔，”我说道，“我的天哪，过了这么多年，答案你肯定都滚瓜烂熟了。介意我抽烟吗？”我费劲地点上烟斗，把火柴丢进他推过来的烟灰缸里。然后我又继续打量他的房间。房间里靠墙摆着自制的书架，架子上摆满了自己收集的书，每一本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全球一百位最伟大的人物》《世界文学精华》《伟大时代的音乐（三卷本）》。书旁边摆着他的唱片，带着封套，全都是古典音乐。房间的一角则是那台留声机，非常精美的柚木制品，上面有一大堆控制按钮，像我这样的笨人肯定操作不好。 “好吧，内德，既然你喜欢画水彩画，干吗不试着也听听音乐呢？”他问道，两眼追随着我的眼神，“这是世界上慰藉心灵的最好方式，好的音乐真是这样，得演奏得宜，如果你选对了的话。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指点一下正确的方向。” 我抽了一会儿烟。烟斗是一件厉害的武器，能把对方急急忙忙的节奏拖得慢下来。“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乐盲，西里尔。我偶尔也尝试过几次，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后来就有点灰心了……” 我这番异端邪说——恐怕是从我跟萨莉不了了之的多次争论中学来的——已经让西里尔无法忍受了。他猛地站起身，脸上一副惊恐而又关切的表情，抓起饼干罐子一把塞到我面前，好像只有食物才能拯救我似的。 “哎呀，内德，这可就不对了，恕我直言！根本就没有‘乐盲’这回事！再拿两块，拿啊，厨房里还多着呢。”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抽烟斗就行了。” “内德，所谓的‘乐盲’只不过是个词、一个说法而已，我觉得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去掩饰、去伪装人们对某个世界的心理抗拒。这种抗拒完全是暂时性的，是人们强加于自身的，你自己的心理意识就是不准你进入那个世界！让你止步不前的，只不过是你对未知事物的畏惧心理罢了。我来跟你讲讲我认识的几个人的经历吧……” 他说个不停，我也没去打断他。他的食指朝着我指指点点，另一只手把饼干罐紧紧地抱在胸口。我听他说着，观察着他，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下敬佩之情。我摸出我的黑色笔记本，解开绷在本子上的黑色橡皮筋，这个信号是告诉他我准备开始了。但他没有理会我，继续慷慨激昂地往下说。我想象着玛丽·拉塞尔斯坐在地下室里，脸上露出梦幻般的微笑，听着她心爱的人儿对我说教。还有蒙蒂手下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待在屋外的监控车上，一边骂西里尔一边打哈欠，等着下一班的人来换岗。据我所知，连伯尔本人也是一样——所有人都被弗雷温没完没了的轶事困得动弹不得，他说以前住在瑟比顿174时隔壁有一对夫妇，他把自己欣赏音乐的本领传授给他们。 “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向PVHQ的上司汇报，说你最热爱的仍然是音乐。”他讲完以后，我微笑着对他说。 我说的“PV”指的是正面议决，这你知道；“HQ”代表的则是总部。我扮演的角色只是安全部门里一个备受压迫、吃苦耐劳的职员，想起到作用就需要比这更高的权威。接着，我打开放在膝头的笔记本，把纸弄平，用政府配发的不上油漆的铅笔在左边那页的顶端写下大写的名字“弗雷温”。 “好吧，既然你说到了爱，内德——你可以说音乐以前是我最热爱的，没错。音乐啊，用吟游诗人的话来说，是爱的食粮。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得取决于你如何去定义爱。爱是什么？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内德。给爱下个定义。” 有时候，上天安排的巧合真的是俗不可耐。“呃，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宽泛啊，”我犹疑地说道，铅笔停在半空，“你是怎么定义爱的呢？” 他摇了摇头，开始使劲搅咖啡，五根粗壮的手指紧紧捏着一把小使徒勺175的细颈部。 “这是要记录的吗？”他问道。 “也许吧。请你随便说。” “我对爱的定义就是承诺。许多人说起爱的时候，好像觉得那就是某种极乐世界。其实不然。我碰巧知道这个。爱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爱并非凌驾于生活之上，也并不比生活更优越。爱就包含在生活之中。爱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从中能得到的，要取决于你如何去付出、通过怎样的手段来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忠诚。上帝非常明确地教会了我们这个道理，这倒不是说我这人多么信仰上帝，我是个理性主义者。爱就是牺牲，就是煞费苦心的经营。爱还意味着汗水和泪水，伟大的音乐恰恰也得具备这两点才能被称为伟大。照这么说，没错，我同意你的说法，内德。音乐就是我最热爱的，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简直太明白了。我也向萨莉说过类似这样半真半假的话，换来的却只是漠然相待。我也知道，在他处于这种备受困扰的心理状态时，任何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更别说随便回答了——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虽说我掩盖情绪的种种本领要比他老练得多。 “我看这段话我就不记了，”我说，“我会把这段话当成我们所说的深层背景。”为了表示我是当真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一方面提醒自己，一方面也向他表明接下来的话会列入正式记录。“好吧，咱们先来谈谈主要的问题，”我说道，“要不然PVHQ又得说我总是拖拖拉拉的了。西里尔，自从你上一次和我们派来的代表谈话之后，你加入共产党了吗？还是说你克制住了自己？” “我没有。”他说着假笑了一声。 “是没加入，还是没克制住自己？” 假笑声更响了。“是前者。我喜欢你，内德。发现才华的时候我都很欣赏，一向如此。这倒不是说我工作的单位是个才华横溢的地方。就才华而言，我总觉得‘水槽’完全就是一片沙漠。” “没有交什么朋友，或是参加什么和平组织吧？”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接着往下说，“结伴旅行团体？受邀加入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最近有没有对未成年的唱诗班小男孩产生过非分之想？” “都没有，谢谢你。”弗雷温说道，他笑得很爽朗。 “有没有欠下大笔债务，结果弄得入不敷出？有没有让某位高雅的红发女郎过上她从没享受过的好日子？有没有分期付款买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求还和以前一样，一点都不过分，谢谢你。我本质上并不是个物质主义者，也不会放纵自己，这一点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说实话，我相当憎恶物质主义。这年头这样的事可太多了。多得不得了。” “刚才我说的其他事也都没干过？” “都没有。” 我一直在匆匆地记录，还对照着脑海中的问题清单做标记。 “这么说来，你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我说着翻过一页纸，又打了几个勾，“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在征得雇佣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就自己开始学习外语课程吧？”我的铅笔又一次停在空中，“比如学梵语？希伯来语？乌尔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提示他说，“或者是俄语？”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瞪着我，我却装作没看见。 “还是霍屯督语176？”我半开玩笑地接着问他，“爱沙尼亚语？” “这是什么时候列进审查清单的？”弗雷温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是说霍屯督语吗？” 我等待着。 “学语言的事。会一门语言并不是什么缺陷。那是一种特长。一种成就！不就是要通过审查么，我也用不着把所有的成就都列出来吧！” 我把脑袋往后仰了仰，作回忆状。“正面议决程序附录，1967年11月5日，”我背诵道，“这个文件我一直都记得。是在焰火节那天。发给所有雇佣部门的特别通知，你的部门也收到了，要求提前以书面形式报告所有准备学习的语言课程。由司法指导委员会提议，议会批准。”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不值一问的问题，而且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作出回应。把这记下来。” 我喷出了一口烟。 “我说了，记下来！” “我要是你啊，西里尔，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发火的。” “让他们发火好了。” 我又抽了一口烟斗。“我来把总部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好不好？‘西里尔跟他那两个叫鲍里斯和奥尔加的好朋友在搞什么鬼名堂？’他们说。‘问问他这个，看他会怎么回答。’” 他还是背对着我，在房间里沉着脸怒气冲冲地转来转去，要请他那闪闪发亮的世界来见证我的亵渎之举。我等待着他爆发，我知道他肯定要爆发的。可他却只是用深受伤害的眼神责备地望着我。他仿佛在说，我们是朋友啊，可你竟然这么对我。处在紧张情绪下的大脑中会同时闪现出许多形象，这会儿我面前的人不再是弗雷温了，而是我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讯问过的一个女打字员：她卷起羊毛衫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我面前，给我看讯问前一晚她自己用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伤疤都已经溃烂了。“你觉得你把我折磨得还不够吗？”她问道。但折磨她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那位二十五岁年纪的波兰外交人员，她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密都告诉了他。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冲着他安慰地笑了笑。“得了，西里尔。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就是你偷偷在学的俄语课程里的两个人物吗？他们俩一起在家用纸糊过墙？到塔尼娅姑姑的乡间别墅去住一阵子，等等？你正在学莫斯科电台的普通语言课程，每周五天，早上六点整开始，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问问他鲍里斯和奥尔加的事，’他们说，‘问问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学俄语。’所以我才问你啊。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上这门课。”他喃喃地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那帮该死的探子。这是私人的事。私下里选的，私下里上的。让他们滚蛋去吧。你也可以滚了。” 我笑出了声。但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了，别这样，西里尔。纪律你都清楚，就跟我一样。你可不是那种对规定置之不理的人。我也不是。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要书面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制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拿到了一份通知，跟大家都一样啊。”我说话时他又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躲到了凸窗那边，望着窗外长方形的花园。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奥尔加和鲍里斯。”我耐心地回答。 这下他可火了。“我问的是给你下达任务的人，蠢货！我要投诉他们！窥探个人隐私，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种行为简直太野蛮了。实话告诉你，我也要追究你的责任。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想让怒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 “第一，”他提高了声音说，两眼还盯着窗外他的那块泥巴地，“你记下来没有？第一，我根本没在上条例里说的那种语言课程。语言课程得到学校或是培训班去上，得跟一帮流着鼻涕还口臭的打字员一块坐在长椅上，还得听没教养的老师对你冷嘲热讽。第二，没错，我确实是在听收音机，这是我一向的爱好，我就喜欢在电台波段里搜来搜去，听听那些有趣的、神秘的事儿。记下来，我来签字。说完了，好吧？你可以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谢谢，我已经受够你了。不是针对你啊，是他们。” “你就是这么碰巧听到鲍里斯和奥尔加的，”我很配合地说道，又写了起来，“明白了。你在搜索电台波段，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节目。鲍里斯和奥尔加。这没什么啊，西里尔。坚持下去呗，说不定你还能拿到一份语言津贴，如果你能通过考试的话。估计也就是几个先令吧，但揣在你兜里总比揣在他们兜里强。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继续写着，不过写得很慢，故意让他听到政府配发的铅笔在纸上写字时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沙沙声，“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没有事先报告，”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为我上司的怪毛病道歉，“‘如果他没把奥尔加和鲍里斯的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还会向我们隐瞒什么呢？’我觉得你也不能怪他们。这种事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饭碗。” 又翻过一页。舔一舔铅笔的笔尖。再做个标记。我开始感觉到追逐猎物时的兴奋。爱就是承诺，西里尔刚才说。爱是生活的一部分，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种牺牲。但这份爱是给谁的呢？我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翻到了下一页。 “我们来谈谈你在‘铁幕’国家的情况怎么样，西里尔？”我尽可能让语气显得很厌倦，“涉及到‘铁幕’国家的时候，总部是最难缠的。除了过去这些年来你已经向我们提供的名字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名字要加进去？最近的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我的天哪，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是你参加的当地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你再也想不起有别的什么人了吗？西里尔，实话跟你说，自从他们抓到你没有报告语言课的事之后，现在他们可是在盯着你啊。” 他对我的失望之情又一次转变成了愤怒。他又开始使劲吐出那些不该重读的词。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是在使劲唾骂我。 “我认识的每一个‘铁幕’国家的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按照规定原原本本地列在了名单上，而且呈报给了我的上级。如果你在这次谈话之前稍微费点心思，到外交部人事局拿出这份资料——我是说，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样没用的——”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由着他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可以让他把我说得无足轻重，这没问题。但不能贬低到一无是处，因为我在为更高的权威效力。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页纸来。“瞧，在这儿呢，我已经拿到了。你认识的‘铁幕’国家的人加起来只有一页纸。总共只有五个人，可你工作都整整二十年了。是总部审核过的，我知道，他们全都通过了审核。好吧，他们当然会通过审核，可前提是你得报告啊。”我又把那页纸夹进了笔记本。“好吧，还有人要加进去吗？要加上谁？西里尔，趁着现在好好想想。别着急。他们知道的事可多得很，我们那帮人。有时候他们简直都会让我大吃一惊。花点时间，慢慢想想。” 他慢慢地想着。花了点时间。又花了点时间。最后他换了一副自怜的腔调。 “我不是外交官，内德，”他小声抱怨说，“我不会每天晚上到外面去寻欢作乐，出入于贝尔格莱维亚177、肯辛顿178、圣约翰伍德179，戴着勋章，打着白色领结，亲近那些大人物，对不对？我就是个小职员。我不是那种人。” “那种人是谁啊，西里尔？” “我喜欢有人宴请，这不一样。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你喜欢，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为了掩饰越来越强烈的恐慌，他又发火了。他紧握着巨大的拳头，抬起胳膊肘，这样的身体语言简直是震耳欲聋。“自从我报告过有关人员的情况之后，名单上的那几个人再也没在我生活中出现过。名单上的名字涉及的全都是些最为随便的接触，后来就没有一点下文了。” “但后来又遇到的新人呢？”我耐心地问道，“西里尔，你可不能把他们忽略掉。我就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忽略掉呢？” “如果真有人要加进名单，如果真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哪怕是什么人寄来的一张圣诞卡，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加进去，这你尽可放心。没了。结束了。完了。请问下一个问题，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圣诞节。萨尔茨堡。我问话时的样子显得更吃力了。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西里尔，”我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一边说，“说真的，这个回答听起来实在有点像胡说八道。他们只想听到‘有’或者‘没有’，或者‘如果有，那么是谁？’他们想要直截了当的答案，不会退而求其次地接受胡说八道。‘他没有老实承认学语言的事，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老实承认了“铁幕”国家的情况呢？’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西里尔。他们肯定也会这么跟我说。最后都得怪罪到我的头上。”我警告他，手上还在记录着。 我又一次感觉到，我毫无趣味的说话方式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折磨。他来回踱着步，两手在身侧啪啪地打着响指。他喃喃自语，威吓似的扭动着下巴，又愤愤不平地朝我要名字。可是我一直在忙着做笔记，根本没注意这些。我是老内德，伯尔手下的普洛德警官，正在执行总部赋予的职责。 “这样行不行，西里尔？”最后我说道。我举起笔记本，大声读出了我刚才写下的话：“我，西里尔·弗雷温，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期间，除了我已写进名单的人之外，我没有结识苏联或东欧集团的任何一位公民，哪怕最短暂的接触也没有。日期、签名——西里尔。” 我又点上烟斗，仔细观察着装烟草的凹洞，看看是不是点着了。我把燃尽的火柴放进火柴盒，又把火柴盒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我的声音本来已经降到了步行的速度，现在简直慢得像在爬行一样。 “还有个选择，西里尔，我这是给你建议啊，如果你的生活里真的有这么个人的话，趁现在的机会赶紧告诉我。也告诉他们。你说的一切我都会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这得取决于我告诉他们的情况。我一般不会把事情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们，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谁都不是圣人嘛。如果真是圣人，总部恐怕都不会放他们通过审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已经点着了他的引线。他一直在等着要抓个借口，现在我把借口给了他。 “圣人？是谁说的圣人？你他妈的可别叫我什么‘圣人’，我不允许！‘圣人’西里尔，他们都这么叫我，你不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故意嘲笑我！” 面色紧张，态度粗鲁。用语言攻击我。弗雷温背靠着绳网，猛烈反击着对他的一切进攻。“如果真有这么个人——实际上并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者是审查组那帮爱窥探人隐私的家伙——我肯定会以书面形式，按照规定向人事局——” 我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我不喜欢让他来控制谈话的节奏。“但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对吧？”我追问道，我扮演的被动角色最多也只能这样了，“一个人也没有？你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吗——聚会、联谊会、会议——正式的、非正式的——伦敦、外地，甚至是国外——在这些场合难道‘铁幕’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都没出现过？” “我是不是得一直不停地跟你说‘没有’？” “除非你的答案是‘有’。”我回答时带着一丝笑意，西里尔显然不喜欢。 “答案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再重复一遍：没有。明白了吗？” “谢谢你。这么说我就可以写上‘没有’了，嗯？意思就是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也没有。你可以签字了。嗯？” “嗯。” “你的意思是不签吗？” 我说道，又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我们必须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否则的话总部就会从高层找我们的麻烦。瞧，我已经帮你写下来了。签个字吧。” 我把手里的铅笔递给他，他签了字。我想把这个习惯灌输给他。他把笔记本还给我，冲着我凄凉地笑了笑。他对我撒了谎，需要我来安慰他的苦恼。于是我给了他安慰——要是真能安慰他就好了，因为我很快就会跟他翻脸。我把笔记本揣进衣服里面的口袋，站起身伸了一个大懒腰，仿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谈话要暂时告一段落，最麻烦的部分已经谈过了。我揉了揉后背，上了年纪的人老是会背疼。 “你在外面挖什么啊，西里尔？”我问道，“在给自己挖防空洞啊，是不是？现在好像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觉得。” 我的视线越过他，落在窗外泥巴地角落里堆着的一摞新砖头上，砖垛上盖着一块防水油布。我看到有一条还没挖好的水沟，大约两英尺深，穿过草坪一直通向砖垛那边。 “我在修水池，”弗雷温反驳说，他很感激我开着玩笑转移了话题，“巧得很，我特别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观赏水池。”西里尔的好心情一下子恢复了。他放松了，露出了微笑，那热切的、毫不做作的笑容让我也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我打算这么干，内德，”他亲热地靠近我解释说，“我要砌出三层水池来，最高的离地四英尺，然后每层往下降一英尺半，一直延伸到水沟那边。然后我要在每个水池的底部装一个隐藏式的灯，来提供照明。然后我会用电动水泵让水循环起来。到了晚上，我就不拉窗帘了，往窗外一望，就能瞧见我自己的有灯光的水池和瀑布！” “再来点音乐！”我大声说，对他的热切情绪报以充分的响应，“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棒了，西里尔。你真是个天才。我太佩服你了，真的。真想让我太太过来瞧一瞧。对了，萨尔茨堡那地方怎么样啊？” 他还真的晃了一下，我心想，看着他的脑袋摇摇摆摆地从我面前转开。我击中了他的要害，打得他晕头转向。我等着他清醒一点，然后又来了一下。 “他们跟我说，你会到萨尔茨堡去听音乐。他们说，在你们这些音乐家的心目中，萨尔茨堡就是个像麦加一样的圣地。圣诞节的时候萨尔茨堡会演歌剧吗？还是说你去那儿就是为了听圣诞颂歌和赞美诗？” 他们肯定已经封锁了这条街，我心想，听起来外面简直鸦雀无声。弗雷温还瞪着花园，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也在这么想。 “你干吗要问这个？”他回答说，“你对音乐一无所知。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还特别擅长打探别人的隐私。” “有威尔第吗？我听说过威尔第。莫扎特呢？他是奥地利人，对吧？我看过那部电影180。我敢打赌，他们那儿圣诞节的时候准会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肯定的。是哪些曲子啊？” 又是沉默。我坐下来再一次做好准备，要记下他说的话。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道。 “当然。” “一直是一个人去？” “当然。” “上一次也是的？” “对！” “到了那边也还是一个人待着？”我问。 他放声大笑。“我啊？一刻也不得消停。怎么可能呢？我一到，房间里就有好多舞女在等着。每天都要换几个新姑娘。” “不过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听音乐，一夜接着一夜地听，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了？” “接连十四个晚上。应该是十二个吧，你得把来回的旅程去掉。” “可能是十二个。可能是十四个。也可能是十三个。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很震惊。他说话的声音显得很遥远。 “你去那儿就是为了这个。去萨尔茨堡。你花钱也是为了这个。对吧？对吧，西里尔？给我个信号，西里尔。我总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去年圣诞节你去那儿也是为了这个吧？” 他点了点头。 “去听音乐会，一夜接着一夜？听歌剧？圣诞颂歌？” “是的。” “可是问题在于，总部说你在那儿只住了一夜。他们说，你在预订的第一天到了那儿，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你付了全部的房费，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从第二天起旅馆里就压根看不到你的人影，直到你在假期结束前返回。所以说，总部理所当然得问一问，你到底跑到哪个鬼地方去了？”我使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大胆的一招，“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在那边是不是有朋友？就像鲍里斯和奥尔加一样，只不过是真人。” 我又把笔记本翻了几页，在一片沉寂之中，纸页发出的哗哗声像是砖头砸到了地上。他的恐惧也影响了我。那就像一种共同拥有的邪恶。真相离我们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但无论是想把真相拒之门外的他，还是想把它放进屋里的我，似乎都觉得非常害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情况给写下来，西里尔，”我说，“然后就不用管它了。只要写下来就能摆脱掉，这法子最管用。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哪怕交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能把他写下来。他是外国人吧，我估计？不过呢，我感觉你好像还有点犹豫。我得说，他肯定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如果你为他放弃了那么多音乐的话。” “他哪儿也不在。他根本不存在。他已经走了。我挡着了他的路。” “哦，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没走，对吧？那时候你应该和他在一起啊。他是奥地利人吗，西里尔？” 弗雷温脸上看不到丝毫生气。他睁着眼睛，却像是个死人。我给他的打击太多了。 “好吧，这么说他应该是法国人，”我提高了嗓门，想把他从沉思默想之中拉出来，“他是个法国佬吧，西里尔，你的那位好朋友？……法国佬他们是不会介意的，虽说他们不喜欢那帮人。行了，西里尔，那他是美国佬吗？美国佬他们肯定不会反对！”没有回答。“他该不是爱尔兰人吧，啊？但愿不是，这可是为你好！” 我替他笑了笑，可是没有什么能让他从忧郁中解脱出来。他仍然站在窗前，弯起大拇指使劲把指节顶在前额上，仿佛想要钻出一个弹孔。他喃喃自语了什么吗？ “我没听见，西里尔！” “他超越了那一切。” “超越了国籍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他是个外交官喽？” “他没到萨尔茨堡来，你他妈的没听见吗？”他猛地转过身来冲着我，开始大喊大叫，“你他妈的就是个笨蛋，知不知道？别管什么答案了，你连问题都不会问！难怪我们这个国家乱得一团糟！你的聪明劲儿到哪儿去了？你难道连人话都听不明白吗？” 我又站了起来，动作很慢。就让他一直盯着我。又揉了揉自己的后背。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我摇了摇头，仿佛在说这样根本行不通。 “我是在帮你，西里尔。如果你去了萨尔茨堡，然后就在那儿待着，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又跑去了别的地方——唉，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比方说，假如你那位好朋友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你假装去了萨尔茨堡，却跑到了——呃，我也不知道——比如说跑到了罗马去，或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唉，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不能什么事都替你干。那不公平，就算我替你干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 他的眼睛睁得老大。他把他的疯狂转移给了我，却把自己当做理智清醒的人。我重新给烟斗装满烟丝，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烟斗上，同时接着往下说。 “你这个人很难取悦啊，西里尔，”——我用食指把烟丝压实——“你总爱戏弄别人，你知道么。‘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样，但只能做一次。’我的意思是，我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划着一根火柴去点烟斗，这时我看到他把指节移到了眼睛上，好像自己并没有待在这个房间里。但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好吧，萨尔茨堡咱们就不提了。如果萨尔茨堡提起来太让人痛苦，咱们就把它放到一边，重新聊聊你在‘铁幕’国家认识的人，好不好？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落。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明显反对。我继续往下说。他想让我说下去。我能感觉到他把我的话当成了一座桥梁，靠着这座桥他才能把真实的世界和恍如置身地狱的内心联系起来。他想让我替我们两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必须要替他坦白交代，因此决定打出手里最危险的一张牌。 “这样吧，为了便于讨论，咱们姑且把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名字加到名单上，然后到此结束。”我漫不经心地建议道，声音放得很低，尽可能让这话听起来不带任何威胁，“只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补充了一句，“你觉得呢？”他还是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地继续解释这条最新向总部提出的有用建议。“好吧，咱们这么跟他们说：‘把那位可怜的莫德里安先生算进去好了。别再跟我们玩什么花样了，我们什么都能说清楚。把他算上，回家去吧。内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摇晃着身体露出了笑容，就像个被绞死的人。在笼罩整片居住区的沉寂之中，我觉得仿佛能听到屋顶传来了自己说话声的回响。但弗雷温似乎根本没听见。 “莫德里安就是他们希望你能坦白交代的人，西里尔，”我通情达理地接着说道，“他们跟我说了。只要你承认了莫德里安的事，只要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正写着呢——而你也同意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止我，对不对？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俩对他们不够坦白。‘没错，我就是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好朋友，你们都可以滚蛋了’——怎么样？‘我和他一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做了这事，干了那事，还说好要干点别的什么事，我们过得很愉快，也许并不愉快。话说回来，如果我都不能跟这么有文化的一位苏联人交朋友，搞那一套公开化还有什么用？’……怎么样？哪怕有些地方不连贯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以后再补充。照我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准备明年再用，咱们俩就都可以好好过周末去了。” “为什么？” 我装作没听懂。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了？”西里尔问道，他起了疑心，“像他们那样的人，这么简单就会把文件收拾起来？他们难道不会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谁都不会问的。像他们那样的人不会问。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他们不会改变的。改变不了。” “得了，西里尔！”他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我跟他之间的沟通变得有点困难了，“西里尔！” “又怎么了？什么事？别嚷嚷。” “这年头身为苏联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可要担心得多！我刚才提到法国佬只是想给你下个套。我不该那么做，我道歉。但如今的苏联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说的已经不光是友好国家了，简直就是合作伙伴嘛！你知道总部那班人。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一样。我们的职责就是开创潮流。你在听我说话吗，西里尔！” 就在那一刻，一时间我还以为我已经输掉了整场游戏——他不肯再跟我合作，不肯再依赖我，不肯再心甘情愿地暂时放下戒备之心。他像个梦游者似的从我身旁走过。他又走到了凸窗旁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命中所有尚未完成的梦想，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梦想永远都没法实现了。 接着，我松了一口气，他开始说话了。不是说他做了些什么。不是说他是跟谁一起做的。而是为什么。 “整天都得跟一帮蠢货关在一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吧，啊？”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未来的境遇，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水槽”。 “成天听他们讲那些下流笑话，被他们的香烟味和体臭熏得半死？那滋味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是特权阶层的，不管你装得有多寒酸。日复一日，窃笑着嘀咕些奶子啊、裤衩啊、月经啊，还有小鸡鸡。‘得了吧，圣人，也给我们讲个下流笑话嘛！你可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圣人，我敢打赌！你好哪一口啊——女学生制服？还是喜欢来野的？圣人星期六晚上都想玩点什么小花样？’”他的精力又全部恢复了，而且我发现他竟然还有模仿别人的天赋，这让我大为震惊。他装腔作势地说着话，俨然成了音乐厅里的女王，咧起嘴微笑着，那可怕的笑容把没长胡子的脸都扭曲了。“‘那个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的故事你听过吗，圣人？高潮就在帐篷里头。哈哈！’这种事你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圣人啊，那玩意儿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掏出来一下？时不时也得撸一撸，看看它还在不在？你会变得麻木，知不知道？那玩意儿都会掉下来。我敢打赌你那玩意儿很大，对不对？就跟驴子的家伙一样，都垂到大腿上啦，得塞在吊袜带里头……’这种事你不会知道的，对不对，从早到晚，办公室里也说，餐厅里也说？你是个绅士。知道他们愚人节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吗？来自巴黎的绝密电讯，仅供弗雷温阅处，由本人手工译码，哈哈。特急电讯，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不明白。于是我就坐到小隔间里头，翻出译码本来，对不对？我就开始译码啊，对不对？还是手工译的。所有人都低着头。谁都没发笑，也没人先拆穿。我译出了前六组数字，下流啊——那是个下流笑话，说的全都是避孕套181。是戈斯特干的。他特意让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小伙子们发过来的，就为了开玩笑。‘别急啊，圣人，别发火啦，给我们笑一个。就是个玩笑嘛，圣人，玩笑你都开不起啊？’我跑去投诉的时候，人事局的也这么说。搞个恶作剧而已，他们说。开开玩笑有助于提高士气。他们看得起你才跟你开玩笑嘛，他们说，你得表现得大度一点。我要是没有音乐，早都自杀了。这事我还真考虑过，我不介意告诉你。问题是，等到那帮人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我却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了。” 叛徒需要两个条件，史迈利查出比尔·海顿背叛圆场之后曾苦涩地对我说——他得恨某个人，还得爱某个人。弗雷温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了。现在他要开始说他爱的人是谁。 “那天晚上我转遍了全世界——波多黎各、佛得角、约翰内斯堡——可是根本没找到任何我喜欢的节目。一般来说我最喜欢听业余电台了，那帮租电台做节目的。他们更有智慧，这一点我喜欢，刚才我跟你说过。我都不知道天已经亮了。我家楼上挂着三层的厚窗帘，花了我三百镑呢，还加了衬布。特别安静，从‘水槽’回来之后，宁静对我来说简直乐趣无穷。” 他脸上露出的笑意和刚才不一样了，就像个过生日的小男孩。 “‘早上好啊，鲍里斯，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然后她再用俄语说一遍，鲍里斯则回答说他觉得有点低落。他常常心情低落，那个鲍里斯。他容易陷入斯拉夫人的那种忧郁状态。不过奥尔加会照顾他，你注意。她会跟他开个玩笑，但从来不会带有恶意。他们俩时不时也会争吵——唉，这太正常了，他们俩做什么事都在一起。但他们总会在同一期节目里和好如初。他们从来不把怨气带到第二天。奥尔加做不出那样的事，说实话。有什么事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奥尔加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俩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俩就是这样的。很积极。很友好。说话文雅。当然了，也喜欢音乐——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苏联人嘛。我本来不是很喜欢柴可夫斯基，直到听到他们俩在节目里谈论他。但自那以后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看法。鲍里斯对音乐的品味其实相当高。奥尔加嘛——嗨，她不管听什么都觉得挺不错。话说回来，他们只不过是在演戏，在读着台词。但听他们说话、想去学那门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他们。” 而且你还会把书面作业寄过去，西里尔说。 他们会免费订正，提出建议，他说。 除了第一次寄信，你甚至都用不着把作业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设了个邮箱。 西里尔又沉默了下来，但这没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恍惚状态会结束得太快。我起身走到他的视线之外，站到了他身后的一个角落里。 “你给他们留的是什么地址，西里尔？” “当然是这个地址。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啊？难道是什罗普郡的乡间宅邸？还是卡普里岛182上的别墅？” “你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他们了？” “当然没有。呃，我只说了我姓西里尔，是的。姓西里尔的人遍地都是。” “好样的。”我赞许地说道，“姓西里尔，那名字呢？” “尼莫，”他自豪地宣称，“C.尼莫·西里尔先生。‘尼莫’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无名氏’，你可能不知道。” C.尼莫先生。也许就和A.帕特里奥先生一样。 “你填了职业吗？” “没写真实的职业。你又在问蠢问题了。” “那你写的是什么？” “音乐家。” “他们问你的年龄了吗？” “当然要问了。这是必须的。他们得确定你有资格，万一你获奖了呢。他们不能给未成年人授奖，对不对？谁都不行。” “个人状况呢？已婚或是单身，这个情况你也告诉他们了？” “我必须得填写个人状况啊，这个奖有可能是夫妻俩一起获得的，对不对？他们总不能单给丈夫发个奖，把老婆撇在一边。那么干可有点失礼。” “你寄去的那些作业——就拿第一次作业来说吧——你还记得吗？” 他决定再一次对我的愚蠢置之不理。 “笨蛋。你以为我给他们寄的是什么？难道是该死的对数表啊？你写信过去，拿到表格，报个名，拿到卢森堡的邮箱地址，再拿到教材，这就算是参加了。然后你就按照鲍里斯和奥尔加在节目里的要求去做，对不对？‘完成第九页上的练习。回答第二十二页上的问题。’难道你没上过学么？” “而且你学得挺好。总部说你开动脑筋的时候，简直就像是本百科全书。他们告诉我的。”我开始意识到他有多喜欢受到恭维了。 “实话告诉你，我可不只是挺好。谢谢了，总部。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我简直就是他们最优秀的学生。有几位导师给我寄来了短信，其中有几封信的语气非常赞赏。”他补充这句话时笑得嘴都咧开了，受到表扬时他总是这样，“跟你说吧，星期一的早晨，口袋里装着他们寄来的一封短信走进‘水槽’，什么话都不说，这让我感到很振奋。我心想，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好好讲讲这段故事。不过我没那么干。我宁可把它当作自己的秘密。我宁可保护自己的友谊。我才不会让那帮畜生拿奥尔加和鲍里斯开下流玩笑，谢谢你。” “你给那些导师写回信了？” “只是以尼莫的身份写的。” “但其他方面的事你没糊弄他们吧？”我问道。我想弄清楚他在头一次开始这种非法的感情游戏时，心里究竟有没有顾虑，有哪些顾虑。“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也会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回答。你不会扭扭捏捏。” “我才不扭扭捏捏呢！我凭什么要扭扭捏捏的？我特别注意，一定要表现得非常谦恭有礼，就像那些导师一样。他们可是高级教授，有些人是的，他们是学者。我很感激他们，我学得很用功。这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回报，因为他们不收学费，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自愿辅导我们的。” 他这话又唤醒了我心中的猎手本能。我盘算着他们跟西里尔周旋的时候，会怎样一步步引他入彀。我暗自想象着，如果这么完美的招募手段是圆场设想出来的，我自己会怎样把西里尔引上钩。 “我估计，随着你不断进步，他们给你的任务也会从事先印好的简单练习提高到更有难度的内容——作文，或是散文，对不对？” “是的，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把我升到了自由学习阶段。” “你还记得他们给你出的作文题目吗？” 他得意洋洋地大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会忘记吗？每次写作文我都得抱着词典连干五个晚上。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走运了。内德，你醒醒吧你，好不好！” 我可怜巴巴地轻轻笑了一声，记下了他说的话。 “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我跟他们说了‘水槽’的事。当然了，我没提人的名字，也没提我们工作的性质，那是自然的。不过，文章里还是有一点社会评论的，这我不否认。我觉得委员会有权利知道这些，尤其是我们正在准备搞公开化，一切都变得缓和了，这是为了全人类着想。” “第二篇呢？” “《我的家》。我跟他们说了我打算挖水池的事。他们很喜欢。还说到我自己做饭。有一位导师可是个大厨师呢。那之后他们给我布置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但我的文章不是那样。” “你写了你对音乐的热爱吧，我估计？” “错。” 他的回答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那是一种指责，是同样受苦的人渴求同情的呼喊；那也是一个人向苍天发出的盲目祷告，他和我一样急切地想得到爱，趁着一切还不算太晚。 “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我写的是‘好伙伴’，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他说话时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狂乱的笑容，“虽然我这辈子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好伙伴，但这并不妨碍我珍视能拥有好伙伴的少而又少的机会。”他似乎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因为他又开始说了起来，而且说的竟然是我可能用在萨莉身上的话：“我有种感觉，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我已经放弃了，可现在我想重新把它们找回来。” “这些高级作业他们也很喜欢吧？是不是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一边问，一边卖力地做着记录。 他又开始假笑了。“还可以吧，我想。基本上还过得去。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当然了，评价是有所保留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他们跟某些人不一样，他们善意而又大度地表达出了赞赏之情。就是因为这个。” 弗雷温说，他们确实表达出来了——说到这里我已经几乎用不着再催促他——其具体形式就是一位名叫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先生，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文化秘书，身份是莫斯科电台忠诚的当地使者，他被派来回应弗雷温的祈祷。 和所有善良的天使一样，莫德里安的驾临并没有任何征兆，在十一月一个阴冷潮湿的星期六，他突然出现在弗雷温的家门口，手里捧着上级部门的礼物：一瓶苏联绿牌伏特加、一听闪光鲟鱼子酱、一本印制粗劣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画册，还有一封打印精美的信，授予C.尼莫先生莫斯科国立大学荣誉学生称号，以表彰他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突出进步。 但最有价值的礼物，还是莫德里安这个神奇的人物本身。弗雷温曾在写给导师委员会的获奖作文中大声疾呼，说他渴求一个“好伙伴”，莫德里安就是为了这一需求而特别订制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弗雷温很平静，弗雷温得意洋洋；弗雷温在经历了不知多长时间之后，总算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声音已彻底摆脱了原有的拘谨，普普通通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一看就是个见识过真爱的人，而且渴望和他人分享这份好运气。如果这世上有哪个人能让我报以同样的微笑，我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莫德里安吗，内德？谢尔盖·莫德里安？内德啊，我们现在说的绝对是个最高层次的人物。看他一眼，我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你的那一套中庸之道，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直接的人。我们有着同样的幽默感，那是当然的，一聊起来就知道了。一针见血。从来不藏着掖着。我们的兴趣爱好也一样，连喜欢的作曲家也一样。”他想让语调变得淡然一些，但没成功，“就我的经历而言，生活中很难得有两个人能够在所有方面都自然而然地契合——除了女人，我得承认谢尔盖在这方面的经验远胜于我。谢尔盖对女人的态度”——他努力想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么说吧：如果是其他任何人像他那么干，我都会觉得很难认可。” “他有没有介绍女人给你，西里尔？” 他的表情变成了坚定的拒绝。“当然没有了，谢谢你。我也不会允许他那么做。他也觉得这种介绍不应包含在我们的友谊范围之内。” “你们一起去苏联旅行的时候也没有吗？”我冒险问道，又替他往前跳了一大步。 “去哪儿旅行都没有，谢谢你。那样只会毁掉旅行，说实话。把旅行弄得死气沉沉。” “那他们说起关于谢尔盖的女人的那些事，都只是些传闻而已喽？” “不，不是的。是谢尔盖自己告诉我的。谢尔盖·莫德里安对待女人的态度绝对是残忍无情的。他的同事私下里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残忍无情。” 我不禁觉得莫德里安这个人很工于心计——还是说工于心计的应该是他的主子？莫德里安追逐女人时残忍无情，弗雷温拒绝起女人来也残忍无情，这两个人之间倒还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系。 “这么说，你也见过他的同事，”我说道，“应该是在莫斯科吧。圣诞节的时候。” “只是几个他信得过的同事。你都想不到他们对谢尔盖有多么毕恭毕敬。在列宁格勒也是的。我没有吹毛求疵，我没那个权利。我是一位贵客，不管他们怎么安排，我一切都客随主便。” 我的眼睛一直盯在笔记本上。天知道那时候我在本子上写的是什么玩意。鬼画符。后来再看时，笔记本上有些整段整段的记录我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我换上了一副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语气。 “西里尔，这一切都是为了表彰你出色的语言天赋，对吧？还是说那时你已经在为莫德里安提供非正式的服务了？比如给他信息啊，翻译之类的。他们告诉我，很多人都会这么干。当然了，他们不应该这样。但你也不能责怪这些人啊——对不对？他们就是想为公开化出出力，现在都已经开始啦。我们等得可太久了。只不过呢，西里尔，我得把这一块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要不然他们准会活活扒了我的皮。” 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他，就那么一直不停地写着。我翻过一页纸，在上面写道：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我还是没有抬头。 我听到他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我听到他嘟哝着说：“不是的。我没干过。我他妈的从来没干过。”我听到他大声抱怨起来，“别那么说，好不好？再也别那么说了，你，还有你的总部。‘给他信息’——什么意思啊？用那些词就是不对的。我在跟你说话呢，内德！” 我抬起头，抽着烟斗微笑着说道：“你在跟我说话啊，西里尔？当然啦。对不起。你是我这星期审的第六个人了，实话告诉你。这些日子他们都在搞公开化。现在的潮流就是这样。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老啦。” 他打算要安慰安慰我。他坐了下来，没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扶手上。他说话时带着一种慈祥的、朋友对朋友似的腔调，让我想起了读预科学校时的校长。 “你以后也会成为一个自由派，对不对，内德？不管怎么说，你天生就是一副自由派的相貌，虽然总部觉得你是个现实派。” “没错，我觉得我算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我承认说，“但我也得考虑自己的退休金，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得考虑了！你更喜欢混合的经济模式，对不对？你不喜欢大众贫困、私人富裕，我也一样。人性应当超越意识形态，你同意不同意？资本主义的火车已经脱轨，得趁着它毁掉一切之前把它拦住？你当然是这么认为的。你对环境相当关注，我敢肯定。獾啊，鲸鱼啊，毛皮大衣啊，发电站啊。甚至还梦想着大家能共同分享，在那些没有相互冲突的领域。兄弟姐妹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让所有人都享有文化和音乐！大家能自由来去，能自己选择忠诚的对象！嗯，就是这些。” “我觉得你说的挺合理啊。”我说道。 “你年纪不够大，还没经历过三十年代，我也没有。我要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绝不会再容忍他们。我们是好人，我们都是这样的。理性的人。谢尔盖也是这样的。你和谢尔盖——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内德，你想藏也藏不住，你们俩是一样的人。所以说，别再把我描黑，把你画白，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相同的，就像我跟谢尔盖一样。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反对邪恶、反对没文化、反对低级下流。我们是‘不被承认的贵族’——谢尔盖就是这么说我们的。他说得没错。你也是其中之一，这可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还剩下谁啊？我们每天在周围见到的都是堕落、浪费和无礼，除了这些还剩下什么？整夜坐在上面的阁楼里转动着拨盘的时候，我们该听谁的啊？当然不听雅痞，这毫无疑问。也不听那帮养尊处优的家伙，他们有什么可说的？也不是那些挣得多、花得多的人，他们根本帮不上忙。当然也不是那帮整天念叨裤衩和奶子的人。我们不可能匆匆忙忙地改信伊斯兰教，对不对？他们那些国家之间正忙着打仗呢，还放毒气。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苏联人正四处抛弃责任，还穿上了刚毛衬衣183，对一个有感情、有良心的人而言，还剩下什么选择？谁还会拯救我们？还有梦想吗？安慰在哪里？友谊呢？总要有人来填补空缺啊。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没有朋友我活不下去。认识谢尔盖之后我不能再这么活着了，内德——我会死的。谢尔盖是这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美酒、食物和欢笑，这就是谢尔盖。他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所在。以后会怎样？我想知道。在我看来，有些人可能会掉脑袋。谢尔盖的观念就是那样的。我在你身上却看不出来——反正我觉得我是看不出来。我好像瞥到了一点，不知什么地方好像能看出一种渴望，然后我就一点儿都吃不准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潜质。” “考考我呗。”我说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本事。跳舞。你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心里把你跟谢尔盖做了比较，我觉得你比起他来恐怕是差远了。谢尔盖不会像个二流子似的拖着脚走进来，他简直像是一阵风暴。按响门铃，进门时好像这房子是他买下来的一样，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不过比你更警醒些——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长，他这人有点坐立不安，连听歌剧的时候都也是那样。然后他像精灵似的咧嘴一笑，举起了杯子，里面是他自己带来的伏特加。‘祝贺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叫你C好呢？你赢得了比赛，我就是你的头奖。’” 他用手背抹了抹嘴，我注意到他刚才是在偷笑。“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谢尔盖这家伙。” 他大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一起笑。莫德里安是他虚幻的自由，我在想。就像萨莉对我一样。 “他甚至连大衣都没脱，”他继续说道，“开门见山地说起了他的事。‘咱们要谈的第一件事就是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一点都不招摇，就是我的几个朋友——碰巧就是鲍里斯和奥尔加，还有委员会里的一两个显要人物，他们要给你和你在莫斯科的众多崇拜者之中的几位举行一个小招待会。’” “‘在你的大使馆吗？’我问。‘我可不会到那儿去。我办公室里的人会宰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C先生，我说的可不是大使馆——谁会在乎大使馆啊？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语学院，他们要正式举行典礼接收你为荣誉学生，享受平民学生的全部学时。’”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就像死了一样。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能感觉到。我这辈子连比多佛184远的地方都没去过，更别说是苏联了，尽管我在外交部工作。‘到莫斯科去？’我说。‘你疯了吧。我是个译码员，不是什么腐败的工会领导人。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跑到莫斯科去，哪怕到了那边真会给我授奖，有奥尔加和鲍里斯等着跟我握手，还承认我是荣誉学生，不知道还会有其他的什么。你好像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从事的工作非常敏感，接触的人倒是没什么，但工作确实很敏感。我能长期、经常接触到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我可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老百姓，坐上飞机去了莫斯科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觉得这些事我已经在作文里提到了，应该有一部分。’” “‘那就到萨尔茨堡来吧，’他说，‘谁会注意到啊？坐飞机到萨尔茨堡来，就说你去那里听音乐，然后溜到维也纳，我会准备好机票——好吧，虽说是苏联民航，但只要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之后不会有人跟你啰嗦护照的事，仪式也都是家里人参加，谁会知道啊？’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卷轴似的文件，边缘还故意做了旧。那是一封正式的邀请函，上面有委员会全体老师的签名，一面是英语，一面是俄语。不妨告诉你，我读的是英语。我可不能抱着词典在他面前坐上一个钟头，对不对？要是那样的话，我这个顶尖的语言学生看起来就是个十足的白痴。”他打住了——是觉得有点惭愧，我心想——“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名字，”他说，“我不该那么干，真的。可是我已经厌倦了扮演尼莫。我想成为我自己。” 看到这儿你恐怕有点弄不懂了，就像我没弄明白西里尔的意思一样。到现在为止，西里尔提到的所有情况我都能跟得上。在敢冒险的时候，我还故意引导他往某些方面去说。可是突然之间他说话就挣脱了束缚，我得拼命跑才能赶上他。他那时候去了苏联，我却没有。西里尔事先没给我一点警告，就说出了他们俩一起去苏联的事。他说起了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再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而是长相如何；他说鲍里斯伸出胳膊搂住了他，奥尔加则给了他一个苏联式的吻，端庄却不失热情——他通常不太喜欢亲吻，内德，但苏联人的吻跟戈斯特的那种亲嘴可不一样，所以他也就不介意了。你甚至还会很期待，内德，因为那是苏联人对待同志的一种礼仪。弗雷温看上去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说他们对他好得不得了，还为他庆祝了许多次他从没庆祝过的生日。是奥尔加和鲍里斯本人啊，内德，他们一点都没有架子，自然得很，就像在课程里一样。 “‘祝贺你，西里尔，’她对我说，‘祝贺你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非凡进步。’呃，当然了，这话是口译员翻译给我听的。我还没学到那种程度，我跟她也是这么说的。然后鲍里斯把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能帮助你学习我们感到很自豪，西里尔，’他说，‘实话告诉你，我们有很多学生都是半途而废，但那些人并不能代表全部。’” 直到那时，我总算才看清西里尔用如此粗率而出人意料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场景：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弗雷温来说应该也是他过得开心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对此毫不怀疑），谢尔盖·莫德里安就像是陪伴着他的马戏团指挥。他们在莫斯科某地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顶悬挂着枝形吊灯，有讲话，有颁奖仪式，还有莫斯科中心选角公司精心挑选的五十位临时演员，弗雷温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天堂，而这恰恰是莫德里安希望达到的效果。 接着，弗雷温就像刚才突如其来地主动对我说起这段往事一样，又突如其来地闭口不谈了。他眼里的光芒黯淡下去，头歪向一边，两条眉毛挑了起来，仿佛在评判他自己的行为。 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东西在哪儿呢？”我问道，“他给你的那个卷轴？在家里吗？那个卷轴，西里尔。授你为荣誉学生的。在哪儿？” 西里尔瞪着我，慢慢地苏醒过来。“我把它还给谢尔盖了。‘等我们到了莫斯科，西里尔，’他说，‘你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裱上金边。放在这儿可不行。我可不想让你有什么危险。’谢尔盖他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他说得很对，你和你的总部不就在日日夜夜地偷偷调查我吗？” 我没让自己的声音出现任何停顿、任何变化，甚至连那种随随便便的感觉都不能改变。我垂下眼睛，又在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摸索起来。我是西里尔为了取代谢尔盖而找的候选人，他正在追求我。他在向我展示他的本领，想让我接纳他。我的本能告诉我，要让他再费点劲才行。我又埋头做起笔记来，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问他外公的姓名。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谢尔盖提供英国机密的？”我问道，“哦，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机密，当然啦。显然，几年以前的机密跟现在的机密并不是一回事，对不对？我们赢得‘冷战’靠的又不是保密，对吧？我们靠的是开放。是公开化。”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传递机密的事了，但是这一回我替他越过卢比孔河185的时候，他也跟了上来。可是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河的另一边。 “没错。我们就是靠这个赢得战争的。谢尔盖呢，他一开始根本也不想要什么机密。‘机密啊，西里尔，它们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说。‘我很乐意这么说：在我们生活着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机密就像是市场上的毒品。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维持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不过，如果我真的需要那方面的某些东西，放心好了，我肯定会告诉你的。’与此同时，他跟我说，如果你能就莫斯科电台节目的质量写几篇非正式的报告就好了，这样能让他的老板开心。比如说，信号接收好不好。这些情况按理说他们应该知道，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说实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苏联人到底是什么地方无知。这并不是批评，这就是事实。谢尔盖说，他还希望我给课程提提意见，比如普通教学应该是什么标准、对鲍里斯和奥尔加今后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本人就是个非同寻常的学生。” “为什么改变了呢？” “改变什么？请你说清楚点，内德。我不是什么无名小辈，你知道。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肯从你那儿获取机密的态度？”我问道。 “是他的大使馆。那帮野蛮的家伙。他们总是这样。他们说服了他。他们不愿承认历史的进程；他们宁愿继续当躲在洞里的老顽固，继续搞他们那荒唐的‘冷战’。” 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他的话让我有点听不懂。 “好吧，嗯，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么跟你说吧。使馆里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把时间花在——比如说建立文化友谊上。各个派系之间搞起了内讧。我是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鸽派的人赞同文化，这是自然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赞同公开化。他们认为文化能填补敌意消除后留下的真空。这是谢尔盖解释给我听的。可是那些鹰派——也包括大使本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却想让谢尔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系旧有的态度上，不管那态度还剩下什么。他们想让他搜集情报，想让他始终采取一种更咄咄逼人的、耍阴谋诡计的行为方式，无论世界趋势会如何改变。大使馆的死硬派根本不管谢尔盖本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从来都不在乎。唉，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对不对，就像戈斯特一样。坦白地说，谢尔盖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一会踩在这一边，一会又踩到了另一边。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职责所在。我们一起探讨文化上的事，谈点语言，谈点艺术或是音乐；然后我们还得谈点机密，好让鹰派的人满意。我们得让方方面面的人对我们都满意，就像你得让总部满意，我得让‘水槽’满意一样。”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都快听不清了。我只好再一次挥起鞭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别跟我耍小聪明，西里尔，行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看看时间吧。你是什么时候给谢尔盖·莫德里安提供信息的，给了他哪些信息，为什么，换来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停止的，为什么要在一切都能顺利继续下去的时候停止呢？我想去度周末，西里尔，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的老婆也想去。我想坐在电视机前跷起脚来。没人给我加班费，你知道。全都是按件数计酬，他们开的条件就是这个。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审的人到底是谁根本就没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成本效益的时代，或许你还没注意到。他们对我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点，就可能被私有化了。” 他没听到我的话。他是不想听。他在四处游荡，身体和心灵上都是如此，要寻找能转移注意力的地方，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我的怒气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开始憎恨莫德里安了。我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得依赖单纯的人的轻信才能生存下去。我觉得很恶心，因为像莫德里安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雷温的孤独来让他叛国。把职责和爱对立起来，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很受威胁。 我刷地一下站起身，还在生我那位同行的气。弗雷温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把雕花的亚瑟王式凳子上，椅垫上还绣着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的玩具给我看看。”我命令西里尔。 “什么玩具？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小婴儿。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记起了莫德里安的谍报技巧，他用过的那些东西，他给手下的情报员配的装备。我也记起了自己的谍报技巧，当年我也曾指挥像弗雷温这样的人去刺探苏联的情报，虽说他们没有弗雷温这么疯狂。我在想象，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怎样来处理像弗雷温这样一个在高层工作、主动投诚、头脑还不太清楚的家伙。 “我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行不行？”我暴躁地说道，“还有你的高速发报机，对不对，西里尔？你的暗号表、一次性密码本、晶体发射器。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你的隐蔽手段。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公文包准备星期一上交，然后就回家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你也许不喜欢看球，但我碰巧喜欢。我们能不能往前走一步，不再扯那些鬼话了，好不好？” 西里尔的疯狂劲已经没有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已经精疲力尽，我也是一样。他坐在那儿低着头，双膝分开，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我感觉到他的结局已经在自己心里渐渐展开——一旦忏悔者厌倦了自己的忏悔，也就厌倦起了迫使他去忏悔的种种感情。 “西里尔，我可有点坐不住了啊。”我说道。 看到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大步朝他的电话走去，蒙蒂的那帮假工程师已经把它搞得永远畅通了。我拨通了伯尔的直线电话，听到他那位高傲的秘书在那一头接了起来，就是没听说过我名字的那位。 “亲爱的？”我说道，“我还得再过一个小时左右，要是运气好的话。手上这件事实在太慢。好，好的，我知道，对不起。我都说了对不起了。是啊，那当然。” 我挂掉电话，责备地瞪了他一眼。他慢慢站起身，带着我走上楼梯。他的阁楼是一间空卧室，天花板很高。他的无线电接收机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是德国造的，跟蒙蒂说的一样。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西里尔正瞧着我，我们听到里面传出了一个带着口音的苏联女人的声音，正愤慨地谈论着莫斯科罪行累累的黑手党。”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干？”弗雷温冲着我爆发了，仿佛我应该对此负责，“苏联人。他们为什么要一再破坏自己的国家？以前他们可从来不这样。他们很自豪。我也很自豪。玉米地、没有阶级之分、国际象棋、宇航员、芭蕾舞、运动员……就像天堂一样，直到他们开始搞破坏。他们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这简直太丢人了。我对谢尔盖就是这么说的。” “那你怎么还听他们的节目？”我问道。 他都快哭出来了，不过我假装没注意。 “得收听讯息啊，对不对？” “说话爽快点，好不好，西里尔！” “等着他们说我又被启用了。说又需要我了。‘回来吧，西里尔，我都原谅你了。爱你的谢尔盖。’我要听的就是这个。” “他们怎样才能发出这样的讯息？” “白油漆。” “接着说。” “‘狗身上沾着白油漆，奥尔加。’……‘书架上得补一块白油漆，鲍里斯。’……‘哦，天哪，奥莉加，快瞧那只猫，有人把它的尾巴浸到白油漆里去啦。我讨厌别人残忍地对待动物。’鲍里斯说。他们为什么不在我收听的时候发出讯息呢？” “咱们还是只谈他们的办法，行不行？好了，就当你听到了消息。从电台那里。奥尔加或者是鲍里斯说了‘白油漆’，也许是两个人都说了。接下来你怎么办？” “我得查阅我的暗号表。” 我伸出手，啪啪地打着响指命令他。“快去拿！”我说。 他匆匆地走了。他找出了一把木制的梳子，从木壳上拽下梳齿，用粗大的手指头从空隙里摸出一片软软的、易燃的纸，上面印着一行行的日期和波段。他把纸条递给我，希望能让我满意。我面无表情地拿过纸条，啪地一声夹进笔记本里，同时瞥了一眼手表。 “谢谢，”我简略地说道，“还有呢，西里尔？我需要密码本和发报机。别跟我说你没有这两样东西，我没心情。” 他正在和一罐滑石粉较劲，用力撬动着罐底，千方百计地想讨好我。他一边晃动着罐子把滑石粉倒进洗手池，一边紧张地跟我说话。 “我很受尊重，你知道吗？内德，这种事平时可不多见。这种东西一共有三个。奥尔加和鲍里斯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就像听到‘白油漆’的暗号一样，不过这三个东西对应的暗号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三号，贝多芬是二号，巴赫是一号。他们是按照字母顺序排的，好让我记住。别人会瞟你几眼，可是你却交不到朋友，一般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遇到谢尔盖和他的那些朋友之后就不一样了。” 滑石粉全倒光了。三只无线电晶体发射器躺在他的手心里，还有一个微型密码本和一只可以用来放大的单片眼镜。 “我拥有的都给了他，那个谢尔盖。我都给他了。他会告诉我一件事，我就会把它加到自己的生活里。我有时会发脾气，他会让我重新恢复平静。他理解我。他把我看得一清二楚。这让我觉得有人理解我，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现在都没了。被召回莫斯科了。” 他漫无目的地说着，这让我有点害怕。他急于安抚我的热切愿望也让我感到不安。就算我是来给他行刑的刽子手，他也会感恩戴德地松开自己的绳结。 “你的发报机，”我发火了，“你要是不能发报，晶体发射器和密码本又有什么用？！” 西里尔以同样吓人的节奏弯下臃肿的身体趴到地板上，卷起了植绒威尔顿地毯186的一角。 “内德，可我没有刀啊。”他说道。 我也没有，但我不敢丢下他一个人，不敢放弃我对他的控制。我在他身旁蹲下来。他茫然地盯着一块松动的地板，想用粗笨的手指尖把它给撬起来。我握紧拳头，在地板的一头猛力砸了一下，满意地看到另一头翘了起来。 “请吧。”我说。 是旧东西，我早该猜到的，都是些他们已经不当回事的玩意——一套灰色的盒子、一台阵发式发报机、一套临时凑合的装置，可以接驳到他的收音机上。可是他还是很自豪地把这一大团乱七八糟缠在一起的东西递给了我。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可怕的焦虑。“内德，你知道吗？现在我整个人就是一个空壳，”他解释说，“我不想说得那么恐怖，对不对，但我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这栋房子也什么都不是了。以前我很喜欢这房子。它照顾着我，就像我照顾着它一样。我和这栋房子要是没有彼此，都会变得一无是处。我敢说，你可能会觉得这很难理解，你有老婆，你很难理解一栋房子意味着什么。她会插在你们中间的，你和房子的中间，我的意思是。你的老婆。你和他。莫德里安。我爱他啊，内德。我爱得昏了头。‘你太热情了，西里尔，’他以前总是说，‘冷静点。放个假吧。你产生幻觉了。’我办不到啊。谢尔盖就是我的假期。” “照相机。”我命令道。 他一开始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莫德里安。他瞪着我，可看见的只是莫德里安。 “别这样。”他说，还是没弄明白。 “照相机！”我大吼，“看在上帝的分上，西里尔，你难道从来都不过周末吗？” 他站在衣柜旁边。橡木柜门上刻着卡米洛187长剑的图案。 “照相机！”他还在犹豫，我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你要是不先把资料拍下来，怎么能趁着听歌剧的时候把胶卷偷偷塞给你的好朋友？” “放松点，内德。冷静点，好不好？求你了。”他得意洋洋地咧嘴一笑，一只手伸进了衣柜。但是他的眼睛仍然在盯着我，仿佛在说“你可瞧好了”。他在衣柜里摸索着，冲着我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他摸出了一副看歌剧用的眼镜，举起来对着我，先是正确的方向，又前后颠倒过来。然后他把眼镜递给我，让我也照着他那样做。我刚接过眼镜，手上立刻就感觉到这副眼镜沉得非同一般。我转动着眼镜中间的转轮，听到了咔哒一声。他冲我点头，仿佛在一边鼓励我一边说：“对了，内德，就是这样。”他从书架上抓起一本书，从中间翻开。《世界著名舞蹈家（插图本）》，图上的年轻姑娘正在做巴代沙188。萨莉也上过芭蕾舞课。他解开眼镜的挂颈皮带，我看到皮带短的那一头可以当测距尺用。他从我手里拿走眼镜，把它们对到书上，测量过距离之后转动着拨盘，直到响起咔哒一声。 “看见了吧？”他骄傲地说，“这下你明白了吧？是特别定做的。为我做的。看歌剧的时候用。是谢尔盖亲自设计的。苏联人做事拖沓得很，但谢尔盖必须要拿到最好的东西。我会在‘水槽’待到很晚才下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一个星期还没归档的所有资料都拍下来，然后趁着坐在包厢里的时候把胶卷交给他。我通常会在唱咏叹调时给他——这算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笑话。”他把眼镜递还给我，在屋里晃来晃去，指尖在光秃秃的头皮上乱抓，好像他长了满头头发似的。然后他伸出双手，那样子就像是在试有没有下雨。 “谢尔盖胜过了我，内德，现在他走了。这就是生活，我得说。现在轮到你了。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你有那样的智慧吗？所以我才给你们写信。我必须写。我就是个空壳。我不认识你，但我需要你。我想要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好人。一个我能够再信任的人。就看你的了，内德。现在你的机会来了。跳出你自己的束缚，好好活着，趁着还有时间。你那个老婆是个悍妇，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你最好去告诉她，让她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去，别干涉你的生活。我应该去登个广告，对不对？”他的微笑看着很可怕，这时他已经完全转过脸对着我，“单身男士，不抽烟，热爱音乐，欣赏智慧。有时候我也会仔细看这些专栏——谁没读过啊？有时候我还考虑过要不要回封信，但又不知道自己万一觉得不合适了该怎么把关系断掉。所以我给你写了封信，对不对？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感觉就像是给上帝写信，直到你穿着破旧的大衣跑到我家里来，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那些问题肯定都是总部拟出来的。你该自己站起来啦，内德，就像我一样。你被他们吓住了，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你的老婆要负一部分责任。你道歉的时候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觉得不怎么样。你不会伸出手去拿。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能把你培养出来的，就像你能培养我一样。你可以帮我挖水池。我可以带你听音乐。这样就扯平了，对不对？谁都不会对音乐无动于衷。我就是因为戈斯特才开始接触音乐的。”他的嗓音突然因为恐惧而提高了，“内德！别动那东西，好不好！把你那双贼手从我的财物上拿开，内德！快！” 我在摸他的马库斯打字机。就在他的衣柜里，在他放观剧眼镜的地方，藏在几件衬衫底下。签名是“A.帕特里奥”，我心想。“A”可以代表“任何人”，我心想。任何爱他的人。我已经猜到了，他也已经告诉了我，但看到打字机时我们俩都有点激动，因为感觉到结局即将来临。 “那你为什么要断绝和谢尔盖的关系呢？”我问道，还在抚摸打字机的键。 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响应我的恭维。“不是我断绝的关系。是他。我到现在都还没结束呢，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的话。把那个拿开。像原来那样把它盖好，谢谢你。”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我藏起了打字机这个证据。 “他说什么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还是写了封信就跑掉了？”我又想起了萨莉。 “没说什么。一个人困在伦敦，另一个人待在莫斯科，也用不着说太多话。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他晃到收音机旁，坐了下来。我紧跟在他后面，随时准备控制住他。 “咱们把它插上电吧，好不好，好好听一听。说不定还能收到‘回来吧，西里尔’的暗号呢，谁知道。” 我看着他装好发报机，推开镶着铅条的窗户，把细细的天线伸了出去。天线就像是一根带着铅垂的钓鱼线，只不过没有鱼钩。我看着他仔细瞅了瞅暗号表，在阵发式记录器上输入了“SOS”和他的呼号。接着他把记录器和发报机连到一起，嗖地一下把信号发进了空中。他连着发了好几次，然后把机器转为接收模式，但什么都没收到，他也没指望能收到。他这是在告诉我，再也不会收到信号了。 “他确实告诉过我一切都结束了，”他盯着拨盘说，“我不是在指责他。他确实说过。” “什么结束了？间谍工作吗？” “不，不是的，不是间谍工作，那种事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不对？他说的其实是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当今的又一种少数派宗教，但我们一直没有清醒过来正视现实。‘该把你的靴子挂起来啦，西里尔。你要是被发现了，最好别到苏联来，西里尔。在新的环境下你可有点令人尴尬。我们说不定还得把你送回去，作为我们的一种姿态。我们都过时了，你知道吗？你和我。莫斯科中心已经决定了。现在，能跟莫斯科说得上话的只有硬通货。他们需要英镑、美元，有多少要多少。所以我担心我们都已经被束之高阁了，你和我。我们有点多余，都成了似曾相识的旧物，更别提我们对所有方面来说都很令人尴尬。莫斯科方面可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曾控制着能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英国外交部译码员，他们把你和我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财富。所以他们才召我回国。所以啊，西里尔，我对你的建议是好好放个长假，看看医生，晒晒太阳，休息休息，因为我私下跟你说，你已经表现出一点引人注目的迹象了。我们是想好好报答你，可实话告诉你，我们手头上的硬通货有点紧。你要是只想要个几千块，我们肯定能在某家瑞士银行给你帮上一点小忙，但更大的数目实在是没办法，只能等待另行通知了。’说实话，他跟我讲这番话的时候简直像是换了个人，内德，”西里尔接着说道，口气里带着一股无知者无畏的感觉，“我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可现在他根本就不想要我了。‘别活得那么辛苦，西里尔。’他说。他总是说我压力太大，脑子里想的人太多。我觉得他说得其实很对。一句话，我的生活就是个错误。不过呢，往往是到了为时已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对不对？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可结果你却成了另外一个，就像歌剧里演的一样。不过，我得说，别担心。明天再继续战斗。不要说斗争是徒劳无益189。全都是有好处的。没错。” 他向后收紧了软软的肩膀，不知怎地好像给自己打了点气，仿佛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超然物外的人。“那好吧。”他说道，我们俩步履轻捷地回到了起居室。 我们已经谈完了。剩下的也就是补充补充还没给出的答案，再给他出卖的机密列个清单。 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弗雷温。他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转过头去不看我，脸上的笑容开朗得有些夸张，伸长脖子等着我举刀来砍。但他等待着的这一击，我却并不愿意实施。他圆圆的秃脑袋使劲往上仰着，身子则朝后靠，仿佛在对我说：“来吧，就朝这儿砍。”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没往他那边挪动一步。我手里拿着笔记本，那里面写着的东西让他签个字，就已经足以毁掉他了。但我并没有动。我站在了愚蠢的他那一边，而不是他们那边。可这到底算是哪一边啊？爱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吗？忠诚难道也算是一个政党？还是说，我们在急着分割这个世界的时候，竟把它分割错了，没注意到真正的斗争其实存在于那些还在探寻的人和那些一心求胜的人之间，他们为了取得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脆弱降为了低得不能再低的漠然？我马上就要因为爱而毁灭一个人。我领着他一步步走上自己的断头台，却假装成是星期天一同跟他出去散散步。 “西里尔？” 我只好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怎么了？” “我得从你这儿拿到一份签字认可的供述。” “你可以告诉总部，我是在促进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他很配合地说道。我有种感觉，要是有可能的话，这话他会替我去告诉总部。“告诉他们，我想终结这么多年来我在‘水槽’目睹的愚昧无知、难以置信的敌对状态。这样他们应该就会闭嘴了。” “嗯，他们确实猜到你可能会这么说，”我说，“只不过有一些东西你还不明白。” “还有，让他们帮我安排一个工作职位。我想从此离开‘水槽’，在非保密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降级我可以接受，我已经想好了。我又不差那几镑。我也不是傲气。换个工作比度假要好，我得说。你到哪儿去啊，内德？东西都在那边呢。” 我正朝门口走去。我正朝理性走去，朝逃脱的出口走去。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仿佛都缩小进了这个可怕的房间。“就是回趟办公室，西里尔。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不能凭空把你的供述变出来啊，你知道。得按照正确的格式来写才行。周末的事就别担心了。反正我从来都不喜欢过周末，说实话。如果你想知道我私底下的想法，我觉得周末就像是宇宙里的黑洞。”我说话的时候怎么也带上了他那种抑扬顿挫的声调？“别担心，西里尔。我自己出去。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想趁着他们过来之前逃走。我从弗雷温的头顶向窗外望去，能看到蒙蒂和他手下的两个小伙子正从厢式车里下来，一辆黑色的警车停到了房子外面——感谢上帝，情报部并没有逮捕的权利。 但弗雷温又开始说话了，那感觉就像你本以为一个人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又张开了口。 “别丢下我一个人，内德，你知道的。不能再让我一个人待着了。我没办法再对着一个陌生人解释一遍，内德。我干过的那些事没法再从头讲一遍，这谁都受不了。” 我听到鹅卵石路上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有人按响了门铃。弗雷温抬起头，眼神对上了我的眼神，我能看出他先是明白过来了，可又觉得无法置信，接着才彻底明白。我走过去打开前门，眼睛一直盯在他身上。帕尔弗里站在蒙蒂身旁。他们身后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个名叫雷德曼的男人。他是情报部心理医生专家组的，大家平时都称呼他“贝德拉姆”190。 “太棒了，内德。”帕尔弗里低声说。其他人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进起居室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旁匆匆聊了几句。“简直是兵不血刃。你会得到一枚奖章的，包在我身上。” 他们给他戴上手铐。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把他的手铐在背后，这样一来他只好扬起下巴。我陪着他走到厢式车旁，扶着他上了车，但那时他已经找回了一点尊严，已经不在乎是谁用手抓着他的胳膊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在早饭和午饭之间摧垮一个受过莫德里安训练的间谍。”伯尔满意地说，但他的脸仍然是阴沉沉的。我们沉默不语地在切科尼餐厅吃了顿晚饭，当天晚上他执意要在那儿请我。“我们公园对面的好兄弟们都气得发狂，愤怒、恼火、嫉妒，不过这些都不是坏事。”伯尔说的那个世界，我已经暂时从那儿离开了。 “是他自己摧垮自己的。”我说。 伯尔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不想再听你这么说，内德。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比你更高明。你真是个婊子。肯定的。我们都是婊子。付钱给人的婊子。我受够了你的忧郁劲头了，想想看——坐在诺森伯兰大道那边，像一团雷雨云似的闷闷不乐，夹在你的那些女人中间。你要是做不了决定，那也就是个决定。离开你那个小情人，回到梅布尔身边去，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的话。不过你不需要。上个星期我回到我老婆身边去了，结果闹得就跟要杀人一样。”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伯尔一边说，一边慨然同意再点一大盘意大利面，“你得放弃爱生闷气的生活方式，还得抛下讯问处。依我愚见，你在讯问处那地方顾影自怜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你要在五楼把你的铺盖卷打开，取代彼得·吉勒姆的位置，做我的秘书处处长。这不仅很适合你那加尔文主义191的性情气质，还能帮我减少一个彻底闲置不用的官员。” 我按照他的建议做了——所有的建议。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那样的建议，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萨莉，不说别的，当时的凄惨情景至少暂时缓解了我想到弗雷温时的痛苦。后来的几个月，在萨莉的请求下，我一直从坦布里奇维尔斯给她写信，但后来这变得像在学校写信回家一样困难。按照伯尔的说法，萨莉是我的最后一个小情人。或许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如果把这一段段小小的爱情加起来，它们就能合成一段伟大的爱情。 12 “这么说就结束了啊。”史迈利说道。壁炉里行将熄灭的火光照亮了镶有护墙板的图书馆，照耀着满是裂纹的书架，给书架上一排排蒙着尘土的旅行、探险类书籍镀上了一层金边，把扶手椅上破旧开裂的皮革和褪了色的照片也照成了金色，不过照片上那些身穿制服、拄着手杖的情报官员早已消失无踪；火光还照耀着我们的脸庞，形形色色的脸都朝着坐在荣誉宝座之上的史迈利。情报部的四代人懒洋洋地聚集在这个房间里，但史迈利平静的声音和雪茄烟的薄雾似乎把我们联结成了一个大家庭。 我都不太记得我是否也邀请了托比，可是显然工作人员都在期待他的到来。他刚到，餐厅里的侍者就赶紧跑出去迎候了。托比穿着宽大的水洗丝翻领西服和马甲，上面有巴尔干式的盘花纽扣，看起来跟骑兵上尉分毫不差。 出于对乔治的尊重，伯尔刚在希斯罗机场落地就匆匆赶来。伯尔的那辆罗孚车有司机开，他坐在后排换上了礼服。他像个舞蹈演员似的悄无声息地溜进房间（大块头们似乎都能自然而然地学会这种步法），几乎没引起注意。接着蒙蒂·阿伯克瞧见了他，立刻让出自己的座位。伯尔最近才成为第一个在三十五岁之前升到协调官的人。 史迈利的周围闲散地坐着我的最后一班学生，身穿晚礼服的姑娘们就像是刚剪下的花枝，男孩子们在阿盖尔完成结业体力特训之后，看起来个个情绪高涨、精神抖擞。 “结束啦。”史迈利又重复了一遍。 是不是因为他突然停住我们才觉得吃惊？还是因为他改变了语调？还是因为他做出牧师一般的姿势，圆胖的身体变得僵硬了，不知是出于虔诚还是出于决心？当时我没法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现在仍然没法告诉你。但我知道，虽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的眼神，可是听了他说的话之后，我立刻觉察到我们大家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仿佛史迈利是在号召我们拿起武器——然而他说的话不仅仅是关于拿起武器的，也同样关系到把它们放下来。 “结束啦，我也是一样。彻底结束了。到了为昨日的‘冷战’勇士们落下帷幕的时候了。而且请别再让我回来了，千万别。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物。最糟糕的就是让你们来模仿我们。” 我觉得他本打算就此结束，不过你最好永远别去猜测乔治·史迈利接下来想要干什么。据我所知，到这儿来之前他已经把演讲收尾的整段话背了下来，而且还加工过，一个字一个字地排练过。不管究竟是哪一种情况，我们的沉默现在都逼迫着他继续往下说，就像我们对礼节的需求一样。实际上，那一刻我们都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假如他扭过身离开房间，不再对我们说一句话，我们的失望之情可能就会把对他的热爱转变成怨恨。 “我一向都只在乎人。”史迈利宣布说。这是他说话时典型的技巧，先以一个谜语开场，等待片刻之后再开始解释。“我从来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它们太疯狂或是太邪恶。我始终认为体制并不比组成它们的人更有价值，而政策也只不过是可以不动感情的借口而已。我们的事业要关注的并不是大众，而是个人。是人结束了‘冷战’，也许你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不是军队，也不是战役，就只是人。事实上，结束‘冷战’的甚至都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在东方的那些宿敌。他们走上街头，面对着子弹和警棍说道：我们受够了。有胆量爬上讲坛宣称自己没穿衣服的，并不是我们的皇帝，而是他们的皇帝。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一发生，种种意识形态也像判了刑的囚徒似的尾随其后，就和意识形态盛行的时候一样。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自己的心灵。它们是我们不断奋斗的自我释放出的妓女和天使。有一天，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谁真正取得了胜利。如果西方被自己的物质主义噎死，那么西方到头来还是会成为失败者。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长。但她有一个秘密我今晚就要透露给你们，大家千万别传出去。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者。有的时候谁也不必成为失败者。你们问我，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俄罗斯。” 我们问他的真是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能让他突然转变话头呢？我们泛泛地探讨过苏联帝国的解体，这没错；我们谈论过日本的不断兴起，还有经济强国的历史变迁。没错，在晚餐之后的问答环节，确实有人顺带提到过我在苏联处的时候，也有几个问题触及中东地区和史迈利在捕鱼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多亏了托比，这件事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但我并不认为史迈利现在打算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你们问我，”他继续说道，“我们能不能相信这只大熊？现在我们可以像对待正常人那样跟俄国人对话，而且发现彼此间在许多领域有着共同之处，这似乎让你们觉得既好笑，又有点不安。我可以一下子给出几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不能，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大熊。原因之一是这只熊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大熊受到了威胁，觉得很害怕，都开始崩溃了。大熊对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对自己的现在很厌倦，对自己的将来则怕得要命。它以往常常是这样。大熊身无分文、懒惰成性、反复无常、无能、狡诈、骄傲自大、武器充足，有时候非常聪明，但通常都很无知。要是没有爪子，它也只不过是又一个陷于混乱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可它并不是没有爪子，无论用哪个标准来衡量。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派驻国外的士兵全撤回来，理由很充分：它无力再接纳他们、供养他们、雇用他们，甚至都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由于情报部的职责就是要看住那些不被我们国家信任的对象，那么我们盯着大熊或者是它那帮不听话的小崽子的时候，哪怕松懈一秒钟，都是在玩忽职守。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是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大熊。大熊从来都不像现在这么值得信任。大熊乞求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想利用我们来掩盖它的问题，想在我们这儿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想在我们的高尚街区购物，想同时在我们的森林和它自己的森林里成为尊贵的成员——特别是因为它的社会和经济现在满目疮痍，自然资源已被掠夺殆尽，管理者们又无能得让人难以置信。大熊极为迫切地需要我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它，相信它对我们的需要。大熊渴望它那段可怕的历史能够倒转，再从七十年或是七百年前的黑暗之中重新出现。我们就是它的曙光。 “问题在于，我们西方人天生就不愿意相信这只大熊，不管它是白熊、红熊还是又红又白——眼下它就是这个样子。要是没有我们，大熊也许会走向毁灭，但我们有许多人认为那就是它的归宿。就像1945年的时候有人曾说过，在今后的人类历史之中，战败的德国应该永远是一片荒凉的废墟。” 史迈利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说得够多了。他朝我瞥了一眼，但我不愿意和他的眼神对视。肯定是等待着的沉默说服他接着往下讲了。 “未来的大熊全看我们如何去塑造，有好几个理由说明我们应该好好地塑造它。第一个理由是起码的尊重。帮助一个误遭牢狱之灾的人逃脱之后，你最起码也该给他递上一碗汤，再给点钱好让他在自由的世界中安身立命。第二个理由实在是太显而易见，提起它我都觉得有些啰嗦。俄罗斯——哪怕只是失去了所有的征服和财富之后的俄罗斯——也是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居于全球战略要地的国家。我们难道能听任大熊自生自灭吗？怂恿它心怀仇恨、发展倒退，让这个装备了太多武器的国家处在我们的阵营之外？还是让它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拿起球形的矮脚大酒杯，摇晃着杯中剩下的最后一点白兰地，若有所思地朝杯子里看着。我感觉到，他发现告别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艰难。 “是啊。好吧，”他喃喃地说道，仿佛是在反驳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们要改造的，还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还得去改造过于强大的现代国家。我们替自己建造的现代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用来抵御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事物。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的自由。现在我们得把这些自由拿回来了。” 史迈利害羞地咧嘴一笑，我知道他这是想破除他施加在我们身上的魔咒。 “所以说，等你们在外面为了国家努力奋斗时，也许可以帮我一个小忙，时不时也在国家的柱石上靠一靠。最近国家发展得太快，都有点容不下自己了。你们要是能把它变得小一点，那应该很好。内德，我把你们都烦透了吧。该送我回家了。” 他突然站起身，仿佛是要挣脱什么会把他束缚得太紧的东西。接着，他以非常从容的态度，最后慢慢地扫视了一遍整个房间——他没再看那些学生，而是看着他那个时代留下的老照片和战利品，显然是想把它们印在脑海里。他把这座房子赠予了自己的继承者，现在他要向它告别了。然后他匆匆忙忙地开始找起眼镜来，随即又发现自己正戴着。他挺起肩膀，坚决地朝门口走去，两个学生赶忙上前替他开门。 “好啊。好吧。晚安，谢谢大家。哦，对了，让他们去打探一下臭氧层好不好，内德？这个季节圣艾格尼丝192简直是热得怕人。”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13 从情报部退休时的一整套规矩，并不见得比从其他行业退休更令人痛苦，但也自有其辛酸之处。会有一些留念的仪式——和以前的联络人吃吃午饭，在办公室开告别聚会，鼓起勇气和上了年纪、泪眼婆娑的秘书们握手，到友好国家的情报部门做礼节性拜访。也有一些旨在遗忘的仪式，通过它们，你得一下一下地剪断自己与那些不可为凡人所知的秘密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在情报部干了一辈子、还在伯尔最核心的秘书处待过三年的人来说，遗忘的仪式都是些冗长不堪、反复不已的事情，即便秘密本身早在你之前就已经退休。关在帕尔弗里霉味扑鼻的法律顾问办公室里（所幸常常是在享用了一顿不错的午饭之后），我把自己的过去一件一件地签字放弃，顺从地跟着他一遍一遍地咕哝同一小段扭扭捏捏的英国誓言，每次还得听他装模作样地告诫我别为了虚荣心或金钱违背誓言，否则必将遭到严惩。 要是我假装这许多仪式不断累积的负担并没有渐渐让我觉得疲惫不堪，让我恨不得自己的“死刑判决”能够早日执行，最好是上头干脆已经把我当成死人一个，那我就是在自欺欺人。一天又一天过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个已做好赴死准备的人，但我临死前仅存的一点精力，却得用来去安慰那些活得比自己长的家伙。 因此，当我再次坐进帕尔弗里惨兮兮的窝里，离终获自由或身陷囹圄的日子还剩下三天的时候，接到伯尔不由分说召我去面见的电话真是个莫大的安慰。 “有个活给你干。这活你肯定很讨厌。”他向我保证，随即砰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等我到了伯尔那间华而不实的时髦办公室，他还是怒气冲冲。“先看看他的档案，然后开车到乡下和他理论理论。别得罪他，不过要是你一不小心碰巧弄断了他的脖子，我可不会太责怪。” “这人是谁？” “潘西·阿勒莱恩留下来的什么家伙。挺着啤酒肚的伦敦市企业大亨，潘西就爱和这种人一起打高尔夫球。” 我扫了一眼最上面一个卷宗的封面。“布拉德肖，”我念道，“安东尼·乔斯顿·布拉德肖爵士。”下面还标着一行小字：资产目录。这表明档案的持有者被情报部视为盟友。 “你得去拍他的马屁，这是命令。求他善心大发，”伯尔还是一副尖酸刻薄的语气，“摆出老政治家的做派。让他回到正道上来。” “谁说我得这么干？” “神圣的外交部啊。还能是谁？” “他们干吗不自己去拍马屁？”我说着好奇地瞟了一眼第一页上的职业简介，“我还以为他们拿着工资就是干这个的呢。” “他们试过了。派了个资历浅的小公使上门，手里端着帽子去的。安东尼爵士根本不吃那一套。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能指名道姓，能推卸责任。安东尼·布拉德肖爵士，”——伯尔朗声说道，他那带着苏格兰北部口音的大嗓门就像是一阵轰鸣——“安东尼·乔斯顿·布拉德肖爵士，”他补上了刚才漏掉的中间名，“其实就是一堆土生土长的英国大粪。此人在假装为国效力的过程中，把女王陛下政府干过的种种不光彩行为弄得一清二楚，比女王陛下政府通过安东尼爵士搞到的关于对手的情况要明白得多。这样一来，他可就攥住了女王陛下政府的卵蛋。你的任务就是去请求他——要非常谦恭有礼——求他别攥得太紧。供你完成此项任务的武器，就是你那灰白的头发，还有显而易见的好脾气。据我观察，你倒是不介意拿这两样武器去对付背信弃义的人。安东尼爵士今天下午五点见你，他喜欢守时。基蒂已经帮你在前厅里收拾出了一张桌子。” 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伯尔怒不可遏的原因。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最令人恼火的事恐怕就是得去应付前任留下的难吃的残羹剩饭，而安东尼·乔斯顿·布拉德肖这位自封的商业冒险家兼伦敦市富豪，就是这号历史遗留人物的可恶代表。阿勒莱恩结交此人——肯定是在他的俱乐部里，还能是哪儿？阿勒莱恩招募了他。阿勒莱恩通过一连串见不得光的交易来资助他，金额究竟有多少除了安东尼爵士之外谁都不清楚。而且还有些令人不快的传言，称阿勒莱恩可能也从中分了一杯羹。丑闻眼看着就要败露的时候，阿勒莱恩扯起圆场的保护伞，简单干脆地护住了安东尼爵士。更糟糕的是，阿勒莱恩当时替布拉德肖打开的许多道方便之门一直还开着，因为根本没人想到该去把门关上。现在布拉德肖就从其中的一道门里走了出去，这事让外交部和半个白厅震怒不已。 我从资料室拿了张全国地形测量局印的地图，到车库领了一辆福特格拉纳达。等到两点半，档案差不多都已记在脑子里，我出发了。有时候，你都会忘记英格兰的风景是多么美。我驱车经过纽伯里193，爬上一条蜿蜒的山路，路两旁山毛榉树长长的影子印在田野间金黄色的茬根上，仿佛是一道道战壕。车里充斥着一股板球场上的草味儿。我爬上山顶，大朵大朵城堡般的白云在等着迎接我。当时我肯定是想起了童年时代，因为我突然间心生冲动，想把车直接开进云朵里去，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梦想。车子又朝下一斜，借着惯性飞驰而下，一整片山谷在我前方豁然展开，山谷间散落着座座小村庄和教堂，还有片片起伏的田野和树林。 我经过一家酒吧，没开多远就看到前方出现了两扇硕大无朋的镀金大门。门装在两根石质门柱之间，柱顶上雕刻着狮子。石柱旁边有一座漂亮的白色门房，房顶的茅草是新苫的。一个壮实的年轻人低下头，透过敞开的车窗仔细打量着我，那眼神就像个狙击手。 “求见安东尼爵士。”我说道。 “先生贵姓？” “卡莱尔。”我答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化名。 年轻人进了门房；大门打开了，我的车刚进去门又迅速关上。庭院四周围着高高的砖墙——肯定足有几英里长。有扁角鹿躺在栗树的树荫下。车子沿着车道上了个坡，一栋房子出现在我眼前。那房子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大得不得了。主体部分是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时代的风格，两翼的建筑看起来年代要晚一些，但也不会太晚。房子前面有个湖，后面是菜园和花房。原有的马厩改造成了办公室，设计得颇为精巧，装着室外楼梯和玻璃外廊。有个园丁正在给橘子园浇水。 顺着绕湖而过的车道，我来到了房前的弯道上。两匹阿拉伯马和一头羊驼从驯马场的篱笆后面望着我。一位年轻的男管家走下台阶，他穿着黑裤子和亚麻夹克。 “卡莱尔先生，给您通报之后，我能否把您的车停到房子后面去？”他问道，“只要有可能，安东尼爵士总喜欢房前看着清清爽爽，先生。” 我把车钥匙交给他，跟着他走上宽阔的台阶。台阶一共有九级，不过我实在不明白自己干吗要去数。我只知道这习惯是我们在沙拉特保持警觉的课程里教过的内容，另外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仿佛并不是在往前延续，倒像是由以往的岁月和经历的片段拼凑起来的。假如当时本大步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我觉得自己也不会感到特别惊讶。就算莫妮卡或是萨莉跳出来指责我，我也能对答如流。 我走进了一间巨大的门厅。左右对称的精美楼梯通往二层楼的敞开式平台。一幅幅贵族祖先的肖像——全都是男人——俯视着我，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可能都来自同一家族，而且没了女人的陪伴，他们也不可能在此地久留。我走过一间台球室，注意到球桌和球杆都是新的。我觉得自己之所以把一切都看得这么仔细，是因为我把每一次观察都当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经历。我跟着管家走过宏伟庄严的客厅，穿过第二个装饰成镜厅的房间，又穿过第三个估计是派休闲用场的房间，里面摆着的一台电视机足有老式的冰激凌三轮车那么大。从前，在像今天这样阳光和煦的下午，那种三轮车常会光顾我读的私立小学。我来到两扇富丽堂皇的门前，等着管家上前敲门。然后等着里面的人应声。我心想，布拉德肖如果是阿拉伯人，就会让我站在这儿等上几个小时——我想起了在贝鲁特时的经历。 终于，我听到一个男声拖着腔说了句“来吧”，管家朝房里迈了一步，通报道：“安东尼爵士，这位是卡莱尔先生，从伦敦来的。” 我并没告诉他我来自伦敦。 管家退到一旁，我这才第一眼看到主人的尊容。可是，这位主人又过了一会儿才看了卡莱尔先生第一眼。 他坐在一张足有十二英尺长的桌前，桌子镶嵌着黄铜，装有兽足形状的弯脚。身后挂着几幅现代油画，画的是些被宠坏了的孩子。他的信件摞在几个用厚牛皮缝制的文件托盘里。他是个营养充足的大块头，显然工作也很努力，因为他上身只穿着件衬衣，蓝色的衬衣配着助产士的那种白色衣领。他工作时还穿着背带裤，带子是红色的。他也实在是太忙，都没顾上招呼我。他先是潜心阅读，拿一支金笔指来划去地引导自己的视线。接着他开始签字，用那支金笔来写。然后他沉思起来，还保持着眼朝下的姿势，用那金笔的笔尖来凝聚他那伟大的思想。他戴的金质袖扣足有以前的一便士硬币那么大。再后来，他终于放下笔，带着一股受到伤害甚至有几分责难的神情抬起头来，先是发现了我，然后就以某些我尚未弄清的标准把我掂量了一番。 就在此刻，大自然给了个幸运的机会。一缕斜射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正照在安东尼爵士的脸上，好让我也反过来掂量掂量他：眼袋松垂的双眼里透着自怜的神情，仿佛他应该为了自己的财富而受到同情；抿成一条线的小嘴巴绷得很紧，嘴角歪着，脸颊上满是皱纹；看似坚毅的神态中透着软弱，透着小孩子一般对成人世界的疑心。活到了四十五岁，这个脑满肠肥的大男孩仍然不知餍足，享受着安乐却还在抱怨爹妈没陪在身边伺候。 突然，布拉德肖朝我走了过来。他这是在昂首阔步，还是在艰难跋涉？在如今的英国，有一种步态是有权有势者的专利，它把好几样东西掺和到了一起。一是自命不凡，二是懒洋洋的玩世不恭。那步态之中还带着威胁、不耐烦，以及好整以暇的傲慢，其表现就是像螃蟹一样甩开胳膊肘，绝不给任何人让路；像拳击手一样耷拉着肩膀，两个膝盖颠啊颠的仿佛装了弹簧。根本不用等到和他握手，你就知道生活中从艺术到公共交通的许多事物都与此人毫不相干。如果你傻乎乎地想去和他套近乎，就会从这步态中得到无声的警告：离我远点。 “你是潘西的小弟嘛。”他对我说，生怕我不知道这回事，同时像取样本似的捏了捏我的手，显得很失望，“好啊，好。好久不见。肯定有十年了。还不止。喝一杯吧。来点香槟。想喝什么都行。”他命令道：“萨默斯。给我们拿瓶香波来，带个冰桶，两个杯子，然后滚蛋。还有果仁！”他冲着管家的背影大喊，“腰果、巴西果，他妈的给我搞一大堆果仁来——爱吃果仁么？”他向我询问道，突然间摆出了让人消除戒备的亲近态度。 我说我挺爱吃。 “好。我也是。特别爱吃。你是来对我宣读《取缔闹事法》194的。对不对？请便吧。我可不是玻璃做的。” 他猛地推开落地窗，好让我更清楚地看见他名下的产业。他采取这一行动时用的是另一种步伐，更像是在行军，两只胳膊摆动得更厉害，仿佛是要配上听不见的军乐节奏。打开落地窗之后，他把脊背对着我供我瞻仰，双臂仍旧朝上举着，手掌撑着窗栏，犹如一位在等待箭矢加身的殉道者。发型也是伦敦市里流行的，我心想：脖子后面的头发留得很厚，耳朵上方的发际就像两只小角。呈现出片片金色、棕色和绿色的山谷绵延铺开，一直伸展到远方看不见的天际。有个保姆带着个小孩子在鹿群间散步。她戴的褐色帽子的一圈帽檐都向上翻着，身上穿的褐色衣服像是女童军的制服。草坪修剪过，正适合打槌球。 “安东尼爵士，我们只是在请求您，没别的意思，”我说道，“想请您再帮个忙，就像您以前帮助潘西那样。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潘西帮您得到爵士封号的，对吧？” “去他妈的潘西。他都死翘翘了，对不对？谁都没给过我任何东西，谢谢你。全是我自己挣来的。你想怎么样？有话快说，行吗？我已经听过一次布道了。外交部的波特利·萨沃里。在学校时他是我的低班小厮，我经常修理他。那时候他是个没用的家伙，现在也一样。” 他的双臂还高举着，绷紧的脊背显得很咄咄逼人。我本来想要说话，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生出不合时宜之感。再有三天我就要退休了，我渐渐感觉到自己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真正的世界。萨默斯送来了香槟，打开瓶塞斟满了两只玻璃杯，用银质的托盘端给我们。布拉德肖抓起一只杯子，大踏步走进了花园。我跟在他后面，来到一条铺着草皮的小径中央。路两旁的杜鹃花都长得很高。在小径的另一头，石砌的池塘里有个喷泉正喷着水。 “您购置这处房产的时候，想必也获得庄园领主195的头衔了吧？”我问道，觉得闲扯几句可以拖延点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 “是又怎样？”布拉德肖反问道。我意识到此君并不愿意别人提醒他这座房子是买下来的，而不是继承的家产。 “安东尼爵士。”我说。 “怎么？” “我来找您，是因为您和一家名叫阿斯特斯蒂尔的比利时公司之间的关系。” “从来没听说过。” “但您和那家公司有联系，对吧？”我微微一笑。 “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我跟萨沃里就是这么说的。” “可您持有阿斯特斯蒂尔公司的股权，安东尼爵士。”我耐心地反驳道。 “什么股权也没有。绝对没有。你们搞错了人，地址也不对。我都告诉他了。” “但您确实拥有伯明翰阿尔迈特有限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安东尼爵士。而伯明翰阿尔迈特公司也确实拥有一家开在百慕大的欧洲技术融资进口有限公司，对不对？百慕大的欧洲技术公司确实又拥有比利时的阿斯特斯蒂尔公司，安东尼爵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您本人和您名下一家公司拥有的另一家公司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松散的联系。”我说话时还带着微笑，还在和他讲道理，用说笑般的口气哄着他。 “我没有股权，没有分红，对阿斯特斯蒂尔公司的事务没有任何影响力。这些破事跟我八竿子打不着。跟萨沃里说过了，跟你说的也一样。” “就算是这样，阿勒莱恩请您——我知道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但也不算太久，是吧？他请您把某些并没真正出现在官方船运清单上的货物运往某些国家的时候，您使用的渠道就是阿斯特斯蒂尔公司。阿斯特斯蒂尔公司也对您言听计从。因为如果公司不乖乖照办，潘西就不会来找您，对不对？那样的话您对他就没有任何用处。”我觉得自己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安东尼爵士，我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收税员。我只是想向您指出，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某种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关系——在您的执意要求之下。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潘西主动帮忙才建立起来的，就是为了达成我刚才说的目的。” 我的这段话听起来毫无条理，而且不得要领，一开始我都觉得布拉德肖根本就不屑于理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么想也没错，因为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说道：“这他妈的有什么关系？” “哦，实际上这关系很大。”我能感觉到自己热血上涌，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我们是想请求您收手。停止。您已经得到了爵士封号，家财万贯。您现在对国家也还负有责任，就和十二年前您负的责任一样。所以，请您离开巴尔干吧，别再去搅和塞族人的事，别再去中非挑拨事端，别再赊账卖给他们大把大把的枪支弹药，别再想着发战争财，要不是因为您和那些与您同样心思的人插手干预，这些战争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您是个英国人。您口袋里揣着的零钱比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能挣到的钱都多。停手。停下来吧。我们的要求仅此而已。时代不同了。我们再也不玩那样的游戏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因为他把昏暗的目光转向我仔细打量着，仿佛觉得此人“到底还是个值得收买的对象”。紧接着，他眼中的兴趣一闪而灭，又变成了百无聊赖的神情。 “布拉德肖，我可是在代表你的祖国和你谈话，”这回我真的动气了，“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到底还想得到些什么？你难道连一丝一毫的良心都没有吗？” 我下面要转述给你的布拉德肖的回答，和我当时整理出的文字记录分毫不差，因为我应伯尔的要求在夹克口袋里偷偷塞了一台录音机，而布拉德肖拉锯般的鼻音确保了极佳的录音效果。我还要把他的嗓音描述给你，能写得多准确就写多准确。他说起英语来仿佛是在说一门外语，但事实上他只会这一种语言。照我儿子阿德里安的说法，布拉德肖说话的方式应该叫做“糊话”。那是一种随随便便的贝尔格莱维亚地区伦敦土话，单数复数形式不加区分，体现语言正式性的代词几乎全部舍弃不用。自然，这种语言也是有一套词汇的：上升不说上升，而要说“攀升”；说到机会，一定要再带上一个“时间窗口”；但凡出了点大小事情，必然都要用“耸人听闻”来形容。这语言还带着一种学究气的“不准确”，旨在将其与平民百姓的用语区分开来，因此诸如“as for you and I”196之类的精妙用法也就解释得通了。不过即使当时没带录音机，我总觉得我也能牢牢记住每一个字，因为他那段话就像是在晚间响起的战争呐喊——来自那个我正打算抛在身后的世界。 “抱歉啊，”他开口说道，首先这三个字就是谎言，“你这是在指望打动我的良心，我理解得没错吧？好。行。我来给你个声明，供你记录在案。好不好？声明现在开始。第一点。其实只有这一点。我他妈才不在乎呢。我和其他人的区别是，本人敢作敢当。要是一群黑鬼——对，我说的黑鬼意思也就是黑鬼——要是明天这群黑鬼拿着我卖的玩具开枪对射，死个精光，而我能捞它一大笔，那对我来说就是好消息。因为就算本人不卖东西给他们，别的人也照样会卖。这道理政府以前可是明白的。要是政府心软了，那活该它们倒霉。第二点。知道那帮卖香烟的小子如今在干什么吗？把毒得厉害的香烟卖给有色土人，跟他们说那玩意能叫人兴奋，还能治感冒。卖香烟的小子们在乎个屁啊？他们有谁会在家精神崩溃，就因为那帮土著人大批大批得肺癌？才他妈不会呢。他们这是在搞创意营销，没别的。再说毒品吧。自己别吸不就得了。用不着那玩意儿。管他呢。要是一个愿卖，一个愿买，我的建议就是闪开些，让他们比比谁命长，祝他们好运。就算他们没被毒品弄死，也会被大气毒死，要不就是被全球变暖烤死。英国啊，你刚才说。实话告诉你，本人很为它自豪。也很为我们的学校197自豪。大英帝国的臣民嘛。我们继承的恰好就是这个传统。谁要是敢挡我的路，我就废了他。要不就是他废了我。纪律这玩意也很合本人的意。秩序。在教室里，在受教育的时候，本人就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要在外国人最擅长的领域把他们打垮。还以为你们这帮人也一心要干成这事呢。搞错了啊，看来是。沟通失败了啊。我在乎的是生活的品质。这辈子的生活。其实就是标准。是个老词了。去他的。这些个标准。自负的家伙，你肯定在想。没错，我是很自负。去你妈的。我就是法老，怎么着？如果我建成这座金字塔得让几千个奴隶送命，这就是自然规律。如果别人能让我为了他们的金字塔送命，那算他们厉害。知道我的地窖里有什么吗？铁环。生了锈的铁环，是造这座房子时嵌在墙壁里的。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奴隶。这也是自然规律。这座房子原来的主人——建造这房子的人——那家伙出了钱，把他的工匠送到意大利去学手艺——那个人有奴隶，奴隶就住在这座房子的地窖里。以为今天就没有奴隶了？以为资本就不需要依靠奴隶？耶稣基督啊，你他妈开的是家什么店？本人一般不谈什么哲学，可本人也不爱听别人说教。不吃这一套，明白吗？在我的地盘上不行，谢谢。听了让我生气。我这人不容易生气，我的冷静可是出了名的。不过本人对自然规律可是有一套看法：本人让别人有活干，本人就得拿到自己的那份钱。” 我一句话也没说，这在录音带上能听出来。 在如此绝对的一个人面前，你还能说什么？我一辈子都在和制度化的邪恶抗争。以前这种邪恶是有名称的，通常也以某个国家的面貌出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也达致了同样的结局。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邪恶，却像是一个在我们自己人当中专搞破坏的婴儿。我自己好像也被变成了婴儿，一个被出卖的婴儿，毫无防备，哑口无言。一时间我恍然觉得自己和敌人斗争了一辈子，却搞错了对象；接着我又觉得，仿佛是布拉德肖本人偷走了我的胜利果实。我记起了史迈利说过的警句：“输掉‘冷战’的人本不该输，赢得‘冷战’的人本不该赢。”我本想把这话奉送给布拉德肖，好羞辱他一番，但即使当时我说了也是对牛弹琴。我想告诉他，现在我们已经打垮了共产主义，接下来就该轮到资本主义了，但其实那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邪恶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本身。再说，那时布拉德肖已经在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吃晚饭了。我客客气气地谢绝了他，就此离开。 到头来是伯尔请我吃的晚饭。可喜的是，那顿饭怎么吃的我都不太记得了。两天之后，我上交了自己在总部的通行证。 你看着自己的脸。那并不是你记忆中的任何人。你暗自思忖，自己情归何处，找到了些什么，又在追寻什么？你想说：“我杀死了恶龙，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了。”但你没法这么说，在这个时代可不行。也许永远都不行。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我和梅布尔。我们不去谈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不惹对方生气。我们是文明人。我们在海边买了座小房子。房子带着的长条形的花园我喜欢亲手打理，栽上几棵树，造出一条通向大海的林荫道。我加入了一个为贫困儿童开办的航海俱乐部；我们会从哈克尼198把孩子们接过来，他们玩得可开心了。有人提议选我进当地议会。梅布尔常去教堂。我时不时回一趟荷兰，那边还有几个亲戚。 伯尔时不时会过来看看。他这一点我很喜欢。恰如你所料，他和梅布尔相处得很好。伯尔从来不卖弄聪明。他会跟梅布尔聊她的水粉画，但不去评头论足。我们会开一瓶好酒，烧上一只鸡。他会告诉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开车回伦敦。伯尔没提关于史迈利的任何消息，不过这正是他希望的。史迈利很讨厌怀旧，哪怕是别人在怀他的旧也不行。 其实，根本就没有退休这一码事。有些时候知道得太多，偏偏又做不了什么，不过我确信这只是因为上了年纪。我想得很多。书看得越来越少。跟别人聊聊天，坐坐公共汽车。在公开的世界之中我还是个新手，不过我正学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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